论“悲音为美”

“悲音为美”作为一个美学范畴 ,我们感到熟悉而陌生。熟悉其艺术原理 ,但上升到美学范畴似乎又感觉陌生。我们拟以“悲音为美”的原始涵义以及审美特征、心理感受、社会基础、创造主体等方面 ,来说明“悲音为美”作为美学范畴的理论基础。     

从“审悲”到“审乐”——论白居易的闲适美对中国审美理想的改变和影响

中国唐代以前以悲为美,这种审美理想在白居易那里得到明显改变.白居易的生命观经历了从悲剧体验向喜剧体验的转变过程,他的关学思想也经历了从追求"审悲"向追求"审乐"的转变.白居易后期极力推崇具有"审乐"意识的闲适美,致使宋代以后"审乐"成为文人的重要审美理想和审美范畴.     

日本和歌悲情之美的美学本质

悲情之美无疑是日本和歌美学的最高审美范畴,而和歌之芙的独特性也正体现于此.问题是,缘何日本歌人独独要千百次地来冲撞这样一个生命的痛点一以"悲"为审美的最高信仰?这是一个关乎美学本质的难题.而其独特审美的意义,也许就在于这宇宙真相认知中发现的善,并由此来凝固出生命短存的崇高,以实现"以悲为美"的精神超越.     

论花间词与宫体诗审美趣味的趋同性

南朝宫体诗与五代花间词在审美趣味上构成了趋同性.这种审美趣味上的趋同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以艳丽为美,以纤巧为美,以悲怨为美."以艳为美"在艺术风格上的表现包括语言、色彩、情调上的艳丽化;"以纤巧为美"则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印题材的狭小和指对纤弱之美的欣赏;对宫体诗"以悲为美"的继承促进了花间词"绮怨"风貌的形成.     

空灵与悲美——许地山与川端康成创作个性比较

许地山与川端康成都深受佛禅思想和老庄哲学的影响，都擅长描写爱情，表现女性美。但由于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的不同，又体现出不同的审美追求和创作个性，即空灵与悲美。     

"距离说"与"以悲为美"的审美特质

“以悲为美”是魏晋南北朝审美文化的一个基本特点,从审美心理的角度来看,它是通过主客体之间心理距离的调节来达到对悲哀感情的欣赏。这种心理距离表现在各个方面,如经济差别、感情亲疏、血缘远近等。通过对心理距离的分析,我们发现这一看似奇特的文化现象中,蕴涵着普遍的历史意义。     

宋代贬谪诗文的高旷情怀述论

宋代遭受迁徙、贬谪之苦的诗文家众多 ,宋人在贬谪期间所创作的诗文 ,在文学风格和审美情趣上与前人 (特别是唐代 )有所不同 ,大多表现出高旷平远、淡泊闲吟、乃至戏谑调侃的特征 ,实现了对传统贬谪诗文以悲为美、且多表现哀怨愁苦的超越     

化丑为美,意在自由

化现实生活中之丑为艺术之美,是就丑何以能具有审美意义而言。没有纯粹的美,也没有纯粹的丑,二者在现实生活中从来相互渗透。但美是人生积极的、正的方面,丑是其消极的、负的方面,丑是对人生正常类型的歪曲,人性总是倾于高扬美而隐避丑。化丑为美的形式多种多样,"化丑为喜"、"化丑为崇高","化丑为悲"是化丑为美的几种主要形式。各种化丑为美的目的都在达到自由之境。有多少形态的丑,就相应地有多少种化丑为美之后的审美形态,更进而相应地有多少种不同形态的自由之境。     

从《罗密欧与朱丽叶》和《西厢记》看中西戏剧审美观差异

本文通过对比《罗密欧与朱丽叶》和《西厢记》中西方两部名剧论述了两个民族不同的悲喜剧概念,分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和审美情趣。西方戏剧悲、喜剧经渭分明,推崇悲剧,轻视喜剧。悲剧的效果是怜悯与恐惧,恐惧中有亢奋,怜悯中有崇敬。中国戏剧则是寓悲于喜,授喜于悲,亦悲亦喜,悲喜混杂。因为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和审美追求是和谐、平衡、匀称和统一。     

论六朝志怪小说角色设计的悲剧性

六朝志怪小说的角色设计带有悲剧性的特点,其主要内涵包括无奈退却、被迫离散和从容赴死三个层面。这种角色设计通过完整的悲剧构架散发出非凡的人格魅力和浓重的生命意识,其成因应归结为六朝那个多灾多难的时代社会角色的扮演、长期积淀成的悲剧文化氛围以及文人以悲为美的审美心理。     

汉魏六朝以悲为美

<正> 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曾论及汉魏六朝音乐以悲为上。这是极具启发意义的。自东汉末年以来(本文所说汉魏六朝中的汉,系指东汉末年),由于时代环境的感染,产生了以悲哀怨愤为审美表现内容的文艺思潮,涌现了一系列新的美学规范,古典悲剧美学(作为审美范畴的悲剧,而不是作为艺术形式的悲剧)开始臻于成熟。因此,研究中国固有的悲剧美学,汉魏六朝以悲为美是一个重要的课题。1.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著名作家庾信在其《哀江南赋》中曾沉痛地说:“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况复舟楫路穷,     

论丁玲早期创作中新女性形象的悲剧审美价值

丁玲早期创作中新女性形象的悲剧性决定了她们的悲剧类型是一种生存悲剧.借助现代悲剧理论的启示,分析丁玲笔下新女性悲剧的人文内涵与审美价值;指出缺乏在绝望中抗争,在死亡中求生的悲剧精神,使莎菲们的悲剧审美特质更多的是悲渺、悲郁,而不是悲壮与崇高.     

云照光电影文学悲壮的美学风格

云照光的电影文学是蒙古民族近代坎坷历史的缩影,是奉献给革命先驱者和英烈们的颂歌。由于作者有着丰厚的生活积累、严谨的创作态度和正确的审美情感,虽然他的作品不多,但相当坚实。他有着自己独特的美学追求,充实深邃的思想内容和悲壮雄浑的艺术风格的和谐统一。他的作品既有着意蕴美,又有着悲壮美。     

斯人独寂寥——试论古代文人人格自塑与自我排遣的统一

古来圣贤皆寂寞,深味此等寂寞,其中蕴有着一种且悲且壮且美的特质。从那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不哭而悲的悲凉心境,可以领略到一种庄严神圣的意境,可以欣赏到一种人格上的崇高美和艺术上的风骨美。     

走向美生学——云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袁鼎生教授访谈

美生是生态文明时代的审美理想,是从古代和谐和近代自由转换出的当代美学主潮。美生学从生态美学的进步中涌出,由美学经由审美学发展而来。生态美学在形成与发展、升级和转型中,其核心范畴由审美场向生态审美场、美生场、自然美生场、天籁美生场提升,衍生出美生式、美生论、美生说、美生学的逻辑,呈现了生态美学生发美生学的规程。美学以自然为本原,其美本体和美本质的循环运动,显现出美的生发图式,是为美生的初起样态。审美学以人类审美为本原,形成美感本体论和审美本体论,发展出审美生发的美生样式。美生学以生态为本原,在生态存在与审美存在的同一、生态存在与诗意栖居的同一、整生存在与天籁栖息的同一里,提升出绿色审美生发的美生样式,完发了绿生美活的本质规定。美生的三大样式:美的生发、审美生发、绿色审美生发,内在于美学经审美学到美生学的生发中,是谓美生学问世的累加性动能。美生学凭绿生美活的质性,提升了美丽家园的建设,凸显了学术的自立创新追求。     

论个人活动的审美尺度

人是自然存在、精神存在、社会存在三位一体的存在。人的不同的存在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因而具有不同的审美要求和审美尺度。人的自然存在的审美尺度是形体美和健康美;人的精神存在的审美尺度是智慧美、心理美和意志美;人的社会存在的审美尺度是仪表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和业绩美。     

唐宋词名句的审美构成论析

本文从内蕴没、形象美、意境美、语言美、整体美五个审美要素论析唐宋词名句的构成,探讨名句的审美素质与审美特征,从审美的角度揭示唐宋词名句的成因。     

宝黛染楚色,林贾影屈庄--论宝、黛形象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

《红楼梦》深受楚文化影响。黛玉形象的构思及其神貌风韵,均采自《山鬼》、《湘君》、《湘夫人》。她身上又依稀可见屈原的影子:自恋情结浓重,孤芳自赏又顾影自怜;不为俗屈、高洁自守。宝玉的女儿崇拜与屈辞中女性中心观有渊源关系,其坚定的叛逆性又与屈原九死不悔的坚韧相似。宝玉身上还有庄子影子,其天然本色论、"情不情"分别是庄子自然论、齐物论的显示。其梦游太虚境受《神女赋》启发。曹雪芹自身遭遇、以悲为美的审美趣味、小说题材及人物命运悲剧性,使他和楚文化尚悲的情感特征产生共鸣,从而把楚文化作为构建《红楼梦》的文化基石之一。     

悲风劲吹与好风如水--一个古典意象的两种生存解读

风作为一种客观物象被文人有目的地选择,并将自己的主观情感寄寓其中者主要是在汉代以后。“悲风”现象如此普遍地进入文学的世界,至少是两方面的原因所致:一是中国封建社会特定的社会历史状况;二是先秦以来所积淀的“以悲为美”的审美文化心理。悲哀是中国文化的底色,但在这个底色之上,中国文化同时建立起了自己的乐感文化。中国文化兼备的这两种精神,促成了中国文人理想人格的建构。理性的快乐可以化解外感之悲,于是“好风”便以其活跃的生命向世人发出了诗意的微笑。     

琴音与诗意——试论魏晋时期琴与文学的相互关系

琴与文学和文人的关系源远流长,魏晋时期,琴作为一种文化的象征符号,开始真正融入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之中.当时的许多文人将琴视为生命的一部分,诗作中琴音萦绕,大多数的琴歌和琴曲的标题也都具有深厚的文学内涵.魏晋时期琴与文学相互关系的确立,是与当时自然天真的时代追求和"以悲为美"的审美风尚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