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十七年文学”整体评价的思考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的重构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无法还原的历史——“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症结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时代夹缝中的启蒙碎片——对“十七年文学”的价值重估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文学性"的审美道德位移与悖谬

文学领域的道德叙事转向,仅从社会外部把握是不够的;文学内部秩序的变动,同样可引发道德叙事的审美移位与价值变迁.近些年来,伴随当代中国作家的"文学性"追求,以及对西方美学思想经验的移植,我们的文学产生不少耐人寻味的问题,如引进西方后现代的"道德悬置",却滋生反道德与道德虚无主义;高度倡扬"生命写作",却因缺乏对生命的批判而导致生命叙事的粗鄙化;在失去苦难的"革命"与阶级论讲述以后,因为文化传统习性的推波助澜,"苦乐叙事"大行其道,等等.     

可持续发展与道德制衡

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都蕴涵着深刻的伦理意蕴，都不能凌驾于道德这一价值基础之上，可持续发展的道德价值基础在于与其伦理意蕴相契合的道德准则规范和道德理想，失去了道德的支撑，可持续发展将失去发展的秩序。     

我国文学伦理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我国对文学伦理的研究古已有之,但一直未形成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近三十年,国内文学界又掀起了一次关于文学与伦理的研究热潮,涌现出了一大批理论文章和著作,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首先,我们需要展开文学伦理学的元理论研究,构建其学科体系,完善其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其次,在进行文学伦理学批评等文学活动时,必须牢固掌握伦理学的知识谱系,加强文学与伦理学的联系;最后,文学伦理学与经济伦理、新闻伦理、环境伦理等应用伦理一样,其生命力在于实践应用,应是一门对其他学科进行道德审视的科学.     

跨学科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理论的挑战

重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公共领域的有机联系 ,是有志于批判性知识分子志业的文学工作者的紧迫使命 ,但学科专业化的结果已经使得研究文化现象的各学科 (如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学、文化学、美学等 )之间产生严重隔阂 ,而知识分子的专家化则导致专家 (比如专业文学研究者 )与公众的分离、文学的专门研究机构与更广泛的社会公共领域的分离。本文力图要表明 :文化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知识领域 ,有助于打破文学研究和批评、尤其是大学与研究机构中的文学理论话语生产 ,与社会公共领域的日益严重的分离 ,促使文学工作者批判性地介入公共性的社会政治问题。在文化研究的视野 ,文学研究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具有批判性的文化研究 ,是一个解放工程。文学批评家应当自觉地参与重大的文化价值问题的讨论 ,并把这种讨论与自己的学术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 ,建构一种以学术研究为基础的对抗性公共领域     

生态伦理思想的幸福之维

生态伦理思想探究自然的内在价值,论证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为保护自然提供道德根据。然而,基于对人与自然整体性认识与实践的生态伦理思想,却被定性为"自然中心主义",成为牺牲人类利益与幸福的"环境法西斯主义",陷入缺失人文价值的道德责难。究其原因,生态伦理探究常常受制于或限定在"现代性"道德框架内的规范伦理范畴,无法进入超越"现代性"道德展开的人类社会发展和伦理文化传承的历史视野中考察,遮蔽了生态伦理思想原本应该具有的人文精神与幸福之维。通过对现代社会"幸福悖论"的伦理反思,并借助于生态文学、生态心理学,生态伦理沿着精神生态的价值凸显与幸福之维的内在指引,寻求以德配享幸福的伦理信念和道德实践。因之,生态伦理思想就不能止于生态价值论的外显层面,而要深入人类社会的"内部自然",唤醒或激活人与自然天然联结的"生态潜意识",探寻人对待自然的"环境美德",获得精神生态的内在平衡,逐步达到社会生活中消费适度、精神自足的生态幸福。     

公共精神型塑下的行政转型

作为根植于公民社会之中的最基本的道德和政治价值,公共精神是一种以他人、公民和社会为依归的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道德伦理、政治价值和社会制度三个层面,具有公共性、底线性、政治性、辐射性等特征.公共行政领域的公共精神,由普通公民的公共精神与行政人员的公共精神构成.当前,以公共精神为导向的我国公共行政应该致力于实现从"管制行政"向"民主行政"、从"消极行政"向"积极行政"、从"无限行政"向"有限行政"、从"免责行政"向"责任行政"、从"权力行政"向"权利行政"、从"人治行政"向"法治行政"的根本转变.     

西方公共领域的发展与审美经验的变迁

作为一种自由表达观点、平等交换意见的社会场所,一个时代的"公共领域"对于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起着积极的塑造作用,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审美经验"的形成。在古希腊城邦制度中,以广场为核心的"公共领域"起着集合公民意见、统一城邦意志的作用,这种政治上的民主博弈与当时悲剧和雕塑艺术中个人与群体、感性与理性的矛盾统一是一致的。在中世纪政教合一的文化环境下,以教堂为中心的"公共领域"受到了严重的异化和扭曲,这种信仰上的约束、钳制与当时音乐和建筑艺术中的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情绪是一致的。在现代民主社会的环境下,以议会为核心的"公共领域"起着平衡左右政党、稳定社会局势的作用,这种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相互制衡与当时文学艺术上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相互对峙是一致的。在后现代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信息一体化的环境下,"公共领域"也出现了多层、多样、多元的复杂局面,这种无中心、无边界的状态也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审美经验"。     

网络文学批评的难局与新路

目前的网络文学评论面临如何纳入现代文学理论框架的难局:职业读者没法启用惯常的文本批评方法;媒介要素对网络文学流通的作用远大于作品生产,媒介批评在市场供需原则之外无所建树;大众趣味相当程度上折射了当代市民社会的多元与混杂,专属的标准审美体系的引领作用日益式微。网络文学批评需要借助媒介批评带来新方法,通过市场原则下的文学制作人角色带来新任务,认同大众趣味的混杂不是降低文学的品格,而是将文学拉到更现实、更接近读写真相的新位置。在表达复杂的当代经验这个目标上,网络文学批评和传统职业文学批评及当代文学创作的努力是贯通的。     

胡风编辑策略中的"异端"因素

本文对胡风编辑思想和策略进行了新的考察。认为,在"同人杂志"的编辑理想中,胡风寄寓了推进国人思想和文坛大环境现代化的热切企望,这使得"胡风集团"的文化运作方式呈现出某些"公共领域"的因素。出于对"公共领域"与意识形态方式冲突的警惕,批判者以"宗派主义"的罪名将"胡风集团"这一"异端"剿灭。     

文学本质追问与价值论观照

尽管文学本质的追问十分艰难,但是文学探讨不能回避对文学本质的追问。古今中外,人们对文学本质的探讨基本延续着价值论的考察方法,却由于忽略了人们价值诉求的动态性和多元性,一直未能建立公信的文学本质认知。因此,根据文学的时代变迁,动态地把握文学的本质,以及根据社会的公共意志,现实地确认文学的本质,是建立公信力的文学本质认知的重要前提。     

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世界性文学审美特性之变革

近三十年来,西方大学文学系的主要研究方向已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但此一转变的意义迄今未能得到阐明.此一转变实际上已成为如下历史事件的鲜明表征--随着消费社会的日渐成形,与符号化消费互为表里的多语言文学文本已经取代或正在取代以书写语言为主体的传统文学文本的主流地位.文学语言、文学文本形态、文学的审美特性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根本变革,文学研究也已从其内部转向更深处,亦即已从传统的古典样式的"文学研究"转向以"文化研究"命名的当代形态的文学研究.     

明代宦官专权下的文学风气

明代宦官专权影响下,文人们或选择妥协依附,以获得保全;或劲直反抗,结果遭招致贬谪、致仕,甚至丢失性命。还有部分文人选择不问时政,居家归隐。士风之变,文风亦为之一变。谄诗谀文大行其道的同时,声色享乐之风亦风生水起。总之,明代文学风气的变更中有着宦官政治的明显烙印。     

现代文学教学的后现代症候分析

后现代语境下现代文学教学面临着文学启蒙的失落、现代性叙事危机和文学接受消费化的挑战的同时,也有着师生主体间性逐步确立和文学多维度解读的机遇。面对这些文学教学中的后现代症候,可从建构体验扩散型教学模式和整合以文本为中心的多媒介教学手段等方法加以应对。     

秦地文学和秦代无文学论

许多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在先秦文学之后,无论称为"秦汉文学",抑或称为"两汉文学",无一例外把李斯的《谏逐客疏》算作秦代文学。但从秦发祥地及其拓展形势以及秦地文学的发展状况来看,秦统一中国前12年,后15年无文学。     

文学理论:不断扩展的边界及其界限

近年来 ,对文艺学学科进行反思的声音逐渐增多。应该说 ,这种反思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富有建设性的。因为只有通过反思 ,才能回过头来看清楚我们走的这条路是否正确 ,是否存在着一些失误 ;我们应该扬弃什么 ,坚持什么。在对文艺学学科的反思中 ,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 ,这很正常。正因为有了不同的意见 ,这些意见又处在了相互的交往与对话中 ,才有利于对问题的解决 ,有利于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我们希望这样的讨论继续下去 ,深入下去 ,也希望文学理论界更多的学人参与进来。文学理论的“越界”问题就是这次反思中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一些中年学者认为 ,由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兴起和“文化研究”时代的来临 ,文艺学应该“越界”、“扩容” ,应该把文艺学的对象扩大到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现象上。这样 ,他们就放弃了对文学本身的关注。还有一些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 ,他们承认文化研究有其合理的因素 ,也可以借鉴文化研究的方法 ,但文艺学的研究对象依然是文学而不是其他 ,因为文学并没有终结 ,文学依然活着。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讨论 ,能使人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并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的对策 ,作出慎重的选择。     

文学的公共性与作家的社会行动

作家选择了文学这种与他人交往的方式,不只是出于审美或艺术的理由,而且也是因为,文学创作本身体现了人的公共生活和行动特征.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生活、介入与他人共同生活世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