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权探析

人民监督员制度起初是检察机关为解决自侦案件的监督问题而创设,其制度核心是监督权。该制度在不断的改革中,监督权的范围也扩大到了检察机关的所有办案活动。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权尚处于摸索阶段,究竟该监督权的法律性质与功能为何、此监督权应当依什么原则行使等,都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我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权的立法地位

我国对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法律规定条文甚少。《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第185条规定了四种抗诉条件。第18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第18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再审时，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     

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职权分析

目前 ,我国司法界展开了检察监督制度的废存、检察监督范围问题的大讨论。究其实质就是对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应当享有哪些职权、每项职权的范围有多大存在分歧。对此 ,笔者认为 ,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寻找依据不仅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反而会陷入“以命题的正确为已知条件来证明该命题的正确性”的逻辑怪圈。鉴于此 ,本文从国外立法入手探讨检察机关的职权范围问题 ,旨在确立关于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正确的职权观 ,并为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作点贡献。一、国外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职权的　　　　比较与评析国外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     

论民事诉讼中检察监督权与当事人处分权的冲突及其协调

在民事诉讼中实行法律监督是法律赋予人民检察院的权力,同时法律赋予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民事事物以及相关诉讼的权利,两者均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民事诉讼实践中,检察监督权与当事人处分权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主要表现在对诉讼违法行为和错误裁判结果是否启动纠正程序的态度分歧上。究其原因,在于二者权属性质、行使原则与追求目标不同。检察机关可以通过依职权抗诉、依申请监督、提出检察建议、检察和解等方式协调处理好二者的冲突,达到既依法监督又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双重效果,构建和谐的民事检察关系,促进民事检察工作的科学发展。     

论法律监督权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作用——基于拓展行政公益诉讼范围的思考

信用日益受到公众关注并使我国信用监管逐步转向法治化轨道.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是我国自2014年起重点关注、全面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占据独特的地位.发挥法律监督权在社会信用体系中的作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量:第一,发挥法律监督作用是检察机关的分内职责;第二,当前四大领域行政公益诉讼范围亦有维护信用之意;第三,基于拓展行政公益诉讼范围的要求.在实现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进程中,应当通过拓展行政公益诉讼范围、强化法律监督意识、完善信用立法相关规定、提升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素质,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运行开拓空间.     

检察建议的理论与实践——以检察机关社会综合治理职能为视角

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也是与其他机关同质化、承担社会综合治理职能的机关。检察建议是实施社会综合治理的一种措施;基于社会治理的有效性,政体内部制约的制度需求,监督任务不会因为检察机关一般监督权的取消而消失,检察建议具有替代一般监督权的功能。因此,检察建议的未来命运取决于检察机关社会综合治理职责与一般监督任务的发展。     

检察机关在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定位

环境司法专门化是司法对环境问题的正确回应。环境司法专门化对检察机关提出了新的要求。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设需要兼顾环保需要和法治稳定。基于时空整体的环境法治观,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生成必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着司法经验与立法理性的无限往复和有序提升。检察机关应当在这一制度生长的过程中寻找自身的位置。     

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侦查阶段地位探析——兼批检警一体化原则

侦查是刑事诉讼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其中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是该程序的主要参与者,二者关系如何构建,检察机关在侦查中扮演什么角色将直接影响一个国家刑事诉讼的公正与效率.检察机关的定位必须与一个国家的法律传统、文化观念相适应,才能达到刑事诉讼的目的.     

论我国建立宪法监督专门机构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在我国建立宪法监督专门机构 ,既是对域外宪法与宪政进行考察的启示 ,亦是对中国宪法与宪政进行多维剖析的结论 ,其具体设想主要包括 :在我国宪法中对宪法的监督保障作专章规定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设宪法委员会 ,独立行使宪法监督权 ,它只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受其监督 ,不受其它任何行政、检察、审判机关以及政党、社会团体的干预 ;宪法委员会的地位、性质、职权、产生、组成、监督宪法的方式、程序等 ,都应有专门规定     

建立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几点思考

证据开示制度是一种审判前的程序和机制,用于诉讼一方从另一方获得案件有关的事实情况和其他信息,从而为审判作准备。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是强化对抗求证,实现实体正义的需要,是促使法官当庭认证的需要,也是推动司法改革深入发展的需要。要构建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就要修改补充刑诉法,明确证据开示制度的基本规则,确立以法院为中介的控辩双方交换证据的稳定途径,并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制度建设。     

试论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我国多年以来,经过学术界不懈的探讨以及司法实践,虽然在精神损害赔偿理论研究方面有所进展,审判实践中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我国目前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还不够成熟完备,尚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本文尝试从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和现状出发,对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做一些探讨。     

我国依法治国目标实现的障碍因素及对策

依法治国是党的十五大确立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治国目标。在法治化进程中现存有经济市场化程度偏低、政企不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政治建设不成熟、法制体系及法治观念薄弱等障碍因素,对上述问题,作者认为应有以下解决思路:加强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企分开、立法监督及把人文主义精神融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去构建法制文化,培育法治观念等。     

论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与禅的“不可说”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不可说"的命题,这与禅的"不可说"不谋而合。本文从三个方面比较二者的言语观:什么不可说,为何不可说,如何说"不可说",以期探寻中西方哲学思想中"不可说"的本质。     

论人民检察院在民事再审程序中的地位

1991年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在法定情形下拥有再审抗诉权 ,以监督法院判决是否符合实体正义 ,该规定的确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但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以及理念的更新 ,人民检察院拥有再审抗诉权已与现行社会体制尤其是市场经济产生了较大裂痕。为此 ,有必要改造人民检察院在再审中的地位。鉴于人民检察院在再审中程序的权利配置易与当事人诉权发生较大摩擦 ,因此应彻底取消人民检察院在再审中的地位。     

论我国管辖权异议的立法完善

文章通过对国内外民事诉讼立法例的比较,对管辖权异议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提出我国在以后修订民诉法时应当规定法院的告知义务,并以此作为当事人行使管辖异议权利的前提。认为凡有可能受到法院裁判拘束的人都是管辖权异议的主体,管辖权异议必须在法定期间内提出并说明理由。强调受诉法院裁定管辖权异议成立的情况不适用我国现行民诉法第三十六条关于移送管辖的规定。     

我国新闻政策的战略选择模式探析

文章回顾了我国20多年来新闻政策的战略演变过程,指出新闻政策的战略选择经历了“渐进耦合式”阶段、“激进模块式”阶段和目前的“综合决策式”阶段。     

论不方便法院原则在我国确立的必然性

在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追求包含公正的法律效益目标已成为必然的趋势.不方便法院原则一方面反映了管辖权的国际协调精神,另一方面则是从诉讼经济、有效利用司法资源的角度出发,而对本国法院管辖权进行有效的抑制.本文通过分析不方便法院原则在西方国家的确立和发展以及在我国的司法现状,论述了该原则在我国确立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