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者于田野中的行动尺度——评徐杰舜《福村迟来的转身:一个山村在景区开发中现代转型记实之一》

《福村迟来的转身：一个山村在景区开发中现代转型记实之一》（以下简称《福村》）是徐教授带领自己的弟子来到桂林市永福县罗锦镇福村进行田野调查之后撰写的民族志。起初,捧起徐教授的《福村》一书,单从题目的字面意思来理解,本以为是一本记述村庄在现代性背景下文化变迁的民族志,且还是一本以福村当地居民思想与行为为视角的＂规规矩矩＂的民族志,然而,伴随着阅读的深入,笔者的关注点却禁不住要从福村里的生活转移到撰写该     

旅游人类学视野中的旅游业--《东道主与游客》读后

本文从欧美旅游人类学者对旅游本质和旅游业的独特视角,引申出作者多年来对旅游文化现象的研究,提出居家和旅游作为互补的生活共同构成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图景;提出对民族特色在旅游跨文化交流中文化涵化的关注.     

追寻桃花源--也谈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诗》

《桃花源记并诗》是陶渊明的代表作 ,前人多有研究且认识渐趋一致。而有关“桃花源”这一地理位置真伪之争论则颇为激烈。通过对当时流传的几种武陵人奇遇故事的比较 ,认为 :陶渊明亦不过如当时之小说家 ,将这一怪异故事记载下来罢了。因此《桃花源记》是一篇小说 ,其中之“桃花源”这一地理位置亦不宜坐实。而《桃花源记并诗》在历来陶本中“文”、“诗”并载 ,这种文体特征极有可能受到佛经文体偈颂相接的影响     

生态学视角下的山村民俗变迁思考——以浙江省杨溪村为例

在传统民俗学领域内,转换研究视角,以民俗研究的手段,探索人类与生态系统的关系,并在此之上总结“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民俗习惯,改变“破坏生态与挥霍资源”的民俗习惯.以浙江杨溪村为例,考察村落、家庭中生态因素与村民民俗之间的有机联系,探求山村农民环境行为与当地环境变迁的互动机制,解决村落家庭语境中民俗的文化生态问题.     

大共同体本位?小共同体本位?--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性质探析

“大共同体本位”和“小共同体本位”是当前概括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性质的两大基本观点。然而在解释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组织建构时都陷入了困境之中。研究农村基层组织必须关注国家与地方相互关系的变化 (互构与博弈 )。这样有利于研究村落外部国家政权对村落社会组织结构的影响 ,同时从家与村的结合原理研究村落内部农民生活价值秩序和村落内发发展的动力机制 ,最终达至寻求影响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基本动因的规范性解释和当代中国农村组织建构的合理性原则之目的。     

追寻桃花源--也谈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诗》

《桃花源记并诗》是陶渊明的代表作,前人多有研究。而有关“桃花源”这一地理位置真伪之争论,则颇为激烈。笔者经过对当时流传的几种武陵人奇遇故事的比较,认为陶渊明亦不过如当时之小说家,将这一怪异故事记载下来罢了,因此《桃花源记》是一篇小说,其中之“桃花源”这一地理位置亦不宜坐实。而《桃花源记并诗》在历来陶本中“文”、“诗”并载,这种文体特征极有可能受到佛经文体偈颂相接的影响。     

《文心雕龙》“神思”“风骨”之意涵与《神思》至《总术》之结构

《神思》在《文心雕龙》之“下篇”中占据核心地位。刘勰所谓之“思”,实包含内外两面。“思”之内关乎“意”,“思”之外形诸“言”,二者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先后,却并无决定性关系。《神思》全篇均围绕着“思”之内外两面展开,而《文心雕龙》的“割情析采”部分(《神思》至《总术》,共十九篇),亦环绕着“思”之内外结撰而成,且分为两个层次:《神思》《体性》《风骨》三篇为枢轴,《通变》至《总术》十六篇则围绕着枢轴从宏观、微观等不同层次展开作文指导。通过对《文心雕龙》“神思”的准确分判,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神思”这一概念的所指与文学批评史价值;还能使“风骨”之意涵得到准确疏通:“风”与“骨”即“思”之内外两面得到妥善发挥后的效果;更能明晰“割情析采”十九篇之两层结构。     

地方志与“村落”叙事的经典化——关于《白鹿原》的一个小说史命题探讨

与文化层面的“乡土”有别,村落属自然、社会形态。现代以来叙写乡村的小说,多以“乡土文学”名之,侧重其文化内涵,“传统与现代”的论辩成为论“乡土文学”必备的思想装置。长期以来,“乡土文学”研究出现了概念化、观念化,多由此而引发。与其他乡土叙事不同,《白鹿原》是一种中性的“村落”叙事,作家以地方志、传说等民间史为基,将散落的小历史凝聚为独特的村落秘史,小说兼具史诗的厚重与文学的灵动。白鹿传说,白鹿村陈设的门楼、祠堂、戏台、六棱砖塔等建筑,在充当文化符号之同时,构成了叙事的内在动力。《白鹿原》对地方志的文学化用与村落的文化赋形,也为当代文学如实地反映村落形态,提供了方法论参考。     

川剧《情探》的悲剧美

川剧《情探》敷演传统题材的王魁故事.据史料载,戏曲中王魁故事的源起很早,宋“官本杂剧段数”中存有《王魁三乡题》之目.南戏之初,亦有《王魁》一剧传世,还被人尊为戏文之始.元杂剧方兴,尚仲贤便写了《海神庙王魁负桂英》.明代,又有杨文奎的《王魁不负心》,王玉峰的《焚香记》等.同时,《齐东野语》《丽情新说》等书也都记下了王魁故事的各种民间传说.     

汉武帝与《史记》成书的关系——《史记》札记

(一) “雄才大略”而“多欲”的汉武帝,不仅在“外攘夷狄”及“内修法度”两方面功盖千秋,且对一代文学的发展,亦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即乐府的采集,汉赋的兴盛及《史记》的成书。 班固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汉武帝本人亦雅好辞章,《郊祀歌》十九章其十《天马》     

论《搜神记》中的鬼神与“神道”

《搜神记》中的鬼神旨在体现鬼神之道,也即鬼神在自然秩序中体现出来的道德.《搜神记》中的“神道”,指的是具有道德属性的鬼神之“既兴利而除害,亦威众以立权”的政治伦理功能.通过《搜神记》所讲的鬼神故事,无论是在精神象征的层面,还是在百姓日用的层面,浩大无形的“神道”都有了明晰的道德意蕴和现实指向,并发挥着惩恶扬善的功能,由此阐发和证明了“神道之不诬”.《搜神记》中的“神道”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的现实基础,它不仅折射出魏晋现实的百态万象,也展示出时人多姿多彩的精神世界.     

嵌入性政治对村落经济绩效的影响——小岗村的个案研究

当我们分析和解释村落经济的变迁过程时,不能仅仅考虑单纯经济行为逻辑的作用,还需要考虑社会系统中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小岗村是中国农村“大包干”改革的发源地,在合作化和集体化过程中,村落经济从自给自足走向崩溃,其原因是在合作化和集体化过程中出现了嵌入性政治,它破坏了村落经济的原有基础、社会关系和个体自我谋生手段。“大包干”标志着农民摆脱了嵌入性政治,获得自主选择权,从而复活了村落经济。     

庙的传说与乡民的行为规范及意义世界表达

通过对豫西西岳庙的田野调查,将庙的传说和“灵验”故事放回村落场域中进行考察,探讨在各种传说与“灵验”故事之中所呈现出的信仰延续,以及在这种影响下乡民意义世界与行为规范的选择。研究发现：在由神灵意志构成的意义网络中,乡民内心中生活的价值主体性得以展现;各种传说与灵验故事渲染了神灵意志在乡村社会的弥散,使处于乡村社会网络中的人们为了避免“惩罚”而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着诸多禁忌及相应的行为规范。     

融合与突破:龙潭古寨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发展研究

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正逐渐成为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新趋势。一些传统村落欲借国家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战略之势,大兴文化旅游之实。然而,在具体实践中,政府、地方和本土居民只重视产业开发带来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创意与传统村落旅游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造成了创意产业与村落传统文化的割裂,破坏了传统村落的文化生态环境。文章以贵州务川县龙潭古寨为研究对象,在深入解析创意与传统村落旅游融合发展逻辑机理的基础上,审视和反思古寨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发展现状及困境,提出加强文化原真性保护、培育创意人才、提升产品文化内涵、缔造全景产业链,进而促进古寨文化旅游创意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红楼梦》与《红字》色彩意象美三题

我们生活于色彩的世界,可谓触目皆色,马克思说:“色彩是一般美学中最大众化的形式.”小说之色比生活之色具有更高的美学价值,因为它强烈得多,并成为一种稳定和永恒的美.《红楼梦》与《红字》中色彩的运用,不仅读者赞美,即使画家亦叹为奇迹.魏继昭认为“文学作品描绘色彩之丰富生动,含情和寓意之深刻莫过于《红楼梦》了,可谓前无古人.”“曹雪芹谙练色彩艺术的程度,简直使色彩学家和美术家自愧弗如.”美国评论家对《红字》的色彩亦有专门论著,蔡斯研究《红字》,确认其有“深刻的美”.霍桑在自己所著的各种小说的序言中,对色彩的艺术处理有不少明确的阐述.我们将这两部小说进行初步比较,可看出不仅主题、背景和主人公的悲剧命运相似,其中对色彩也有许多一致的艺术构思.布丹说:“色彩就是鲜花”.霍夫曼说:“色彩丰富之际,即形式完美之时.”本文拟就色彩意象美三题,以就教于方家.     

女性的重写与重读——试论三维视野中的《镜花缘》

在“五四”女性史观的指导之下,历来对《镜花缘》解读者都忽视了其女性形象所展示出来的新特点与新形象。本文拟从作品出发,以其女性形象为核心,以“仙女下凡”的故事为切入点,着重考察其在文学史视野中的新变。辅之以社会史、思想史视野,希冀探索她们在“出发——对比考察——论证”的“文学史——社会史——思想史”的“三维视野”中与中国历史的重新契合,凸显其从“女人”到“人”这一形象转变的重要意义。     

权变式反向运动：社会转型期农民环境抗争的社会学阐释— — —Ｑ 村个案研究

分析社会转型期草根农民的环境抗争动因,讨论草根群体、环保 ＮＧＯ、媒体、中央政府等应对污染所兴起的环境保护“反向运动”,探讨了中国农民环境抗争的本土经验。 研究发现,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结构、经济体制、价值观念的变迁以及企业的理性困惑所造成的“政经一体化”引发了农民的环境抗争;农民环境抗争的胜利与“反向运动”主体间的互动密切相关;与西方大规模环境运动不同,城郊村落农民环境抗争在依法抗争、理性维权、依势抗争等抗争类型间根据情境切换,呈现出权变的特点。     

论村落文化的基本特征

什么是村落文化?所谓村落文化,是指以村落为载体的农民生活文化。这个解释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这种文化以村落为“单元”,即同一村落有相同的文化特质,相邻的村落有相近的文化特质。村落文化不可能脱离待定的村落而独立存在。村落是“皮”,村落文化是“毛”。二是这种文化与农民的日常生活和生产紧密相关,处于初级形态,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它是农民群众自己的文化,是他们渲泄情绪、美化生活的重要形式,它属于农民,表现农民,为农民自己所享用,村落文化的某些部分有时也可能出洋、进城,但它主要是农民“自产自销”,融合于他们的日常生活及生产活动之中。村落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风俗习惯,规矩礼教、庆典仪式、节日社火、文娱活动及生活和生产方式等等。村落文化归属于意识形态范畴。     

社区增权视角下景区周边村落公共空间形态演变的主体与动力研究——以国家5A级景区神仙居周边村落为例

景区周边村落作为一种相对特殊的地理聚落,其发展受旅游的影响较为明显。仙居县近年来实施了“景区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的策略,一系列来自政府和资本的项目如火如荼地在景区周边上演。从景区周边村落公共空间的结构转型出发,归纳出山岳型景区村落空间演变涉及社会秩序重构和社区资源的整合过程,并从演变形态的主体及动力角度加以阐述。在多赢目标导向下,村庄公共空间的形态转化成为增加游客体验感和丰富其旅游内容的必要措施,各利益主体包括地方政府、村民、村干部、乡贤、设计者和开发企业趋向于实施旅游开发,更新乡村公共空间的形态,增加其功能和价值,从而实现景区周边村落村民在经济、政治、心理、环境、文化以及社会增权。然而,农民参与公共环境整治和空间改造的旅游社区建设是一种被动的过程,部分村民始终没有参与社区公共环境和空间的决策,也不能充分享受旅游发展带来的利益,同时还要遭受游客带来的种种不便。此外,部分村落还遭受了优质公共空间、资源和公共服务被资本挤压。     

时代脉搏与文学的共融交汇——评税清静长篇小说《大瓦山》

《大瓦山》是近年西南彝区乡土题材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小说借四川西南腹地“瓦山坪”村落华丽转身的真实经历,呈现了四川大小凉山解放与民主改革以来,彝族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奋斗史;以及由社会主义建设直至改革开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七十余年光辉历程变迁史.小说情节波澜壮阔,语言具有鲜明的巴蜀特色,作家秉持人文主义情怀呈现当地丰富鲜活的人生形态;生动书写了彝区“异调”文化和大瓦山独有的自然景观,并阐释其中承载的深层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