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政策科学方法论的范式转向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以实证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传统政策科学方法论受到了越来越严厉的批评。围绕回到拉斯威尔“民主的政策科学”这一中心议题，新的政策研究范式、方法和途径不断涌现。这些新兴理论在方法论上，不仅对实证主义的价值中立学说提出了质疑，而且对政策研究中的客观实在假设、基础理论和方法都提出了最为激烈的批评，从根本上动摇了实证主义政策科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曾经一度被视为政策科学方法论基石的科学合理性理论，也因此被一种外延更为宽泛的社会合理性理论所取代，这种政策研究方法论上的范式转向，最终导致了“政策科学”向“政策研究”的转换。     

货币政策操作规则的转变及启示

美联储在货币政策操作规则上放弃了传统的“相机抉择”及“单一规则”,转而采取兼顾可信度和灵活度的“泰勒规则”。我国应采取既对政策工具有规则约束 ,又对当前或预测的经济状况作出反应的积极货币政策操作规则     

关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几个问题的研究

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本质的角度分析，毛泽东并没有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只是因为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前后发生了重要变化，而利用资本主义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中，只是一个实现工业化的手段，手段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理论的放弃。     

对“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哲学思考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思想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与矛盾的同一性规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思想是“两点论”与“重点论”思想在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具体理论经验。事实证明，坚持这一理论，就会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放弃这一理论，就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对李根软实力理论的评析

韩国知名政治学者李根在借鉴、吸收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和罗伯特·普特南的“双层博弈”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新的软实力分析框架,对“软实力”概念进行了自己的定义与分类。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五类软实力策略,以及所谓“软实力协同效应和软实力两难困境”概念,又在聚焦软实力政策价值的前提下运用他的软实力理论框架对诸多现实案例进行了分析,构建了软资源、软实力、软实力政策目标间的逻辑联系,并为非主导国家研究和发展软实力提供了新的视角。虽然其理论对中国学者拓展文化软实力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其对于软实力的概念界定、理论阐述、案例分析等存在前后矛盾、认识局限、观点偏颇等问题,中国学者应该辩证看待。      

我国高校人才流动中的马太效应、边际效用及对策

近年来，随着高校对高层次人才资源竞争的日趋激烈，我国高校人才流动中的“马太效应”和“边际效应”也日益显著。本文以微观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从教育资源、科研资源、发展空间等几个方面人手，分析了我国高校人才流动中的“马太效应”与“边际效用”的成因，阐明了“马太效应”与“边际效用”的交互作用，对于高校人才流动形成的消极影响。分别从国家政策层面和高校政策层面，提出了三项对策。     

评有关汉字的一个口号

“为了汉字文化的伟大复兴”这个口号不科学、不正确，与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相抵触；不能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口号；“我们中国应该明确地放弃汉字拉丁化的目标”，这个要求不合理。     

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与祖国统一大业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港、澳问题的方针,对台湾问题经历了一个从武力统一到和平统一的认识过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把和平统一的政策上升到了理论高度,同时不承诺放弃武力实现统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争取香港、澳门顺利回归同时,坚持并发展了“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本着有理、有利、有节原则,与“台独”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重申了一个中国原则下,海峡两岸就任何问题都可以谈的基本主张。     

基于多源流理论的“新工科”建设政策的形成研究

为了更好地执行我国新近提出的“新工科”建设政策，需分析该政策的形成机制，文章基于多源流理论，尝试对我国的“新工科”建设政策的形成过程的各种因素和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与社会需求和国际趋势不同步的高等工程人才质量堪忧。在作为“政策共同体”的专家学者和媒体等的积极推动下，政府层面的多项顶层发展战略分别构成了我国“新工科”建设政策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三种源流共同作用，推动了“新工科”建设方案的开启，政策得以正式确立和实施。      

关于欧洲型经济体制及问题的思考——试论“欧洲病”

本文认为，以西北欧国家为代表的“欧洲型市场经济”由于庞大的国有经济、较强的政府干预、过度发达的社会福利而患上了一种“欧洲病”，其结果是经济主体缺乏经济积极性，资源配置失当，经济低增长、低效率、高成本、高失业，缺乏活力和创新能力。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医治“欧洲病”的一种方案，但它又同欧洲型经济体制的平等、平衡、以社会政策弥补市场不足的观念相冲突，这种两难选择一方面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困难，另一方面也对传统经济理论提出挑战。     

量子力学的建立与直观性概念的演化

当科学的触角伸向原子领域时，许多科学家感到无所适从。经典理论在这一预域中一再失效，而量子理论却以某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正确地预言了实验的数字结果。鼻子论的最初发展是一种十分抽象的数学形式，这与经典理论中比较直观、容易想象的概念，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个差别是如此之大，以致不少科学家都得出结论，物质的量子往就意味着放弃直观性图象，就意味着不可能用通常的想象来理解。实际上，量子力学正是建立在“直观性”放弃的基础上的。这是一些科学家所不愿看到的，他们期望的是一个“直观性”的鼻子理论。随着鼻子理论解释的进一步…     

论刘知几“史才三长”论的形成和发展

唐代刘知几在总结唐前和唐初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史才三长”论，把对史才问题的认识提高到理论的高度。清代章学诚又提出“史德”论，发展了“史才三长”论。近代，梁启超根据资产阶级的观点对“史才四长”提出了新的观点，注入了新的内容，是这一理论的又一次大发展     

政策企业家理论及其“中国化”的双重批判——兼说“全过程民主”的逻辑意蕴

20世纪70年代政策企业家理论在美国诞生后，迅速普及并应用于西方世界。20世纪末，该理论被引入中国，随之开启了一场“中国化”历程。然而，政策企业家理论只是西方深化“资本干政”的新策略，并不具有普适性。实质上，随着现代资本主义政党政治、选举政治和议会政治等屡遭民众质疑，利益集团总会另寻一个更安全隐蔽的“代言人”,因此所谓“政策企业家”这一新的政治参与主体，就是在总统、议员、党派等之外建构生成的“第三种人”。我国公共政策生成的制度环境与西方国家差异明显，根本无法为这种人提供活动空间。盲目将其理论“中国化”,势必损害我国政策制定的公正性，损害有志之士参政意愿甚至危及理论话语体系建构，也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的三个“全过程”——人民参与、民主集中和民本民生背道而驰。     

“一国两制”的理论和政策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和中共中央在祖国统一问题上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理论和政策。香港问题的解决，澳门问题的即将解决，台湾问题的一定进展，证明了这个理论和政策的正确性。这个理论和政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论列宁在实践社会主义过程中的四大理论观点变化

列宁在实践社会主义的艰难过程中，经历了四大理论观点的变化：社会革命理论从“共同胜利”到“一国胜利”；过渡时期学说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建设道路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政治建设从“直接民主”到“间接民主”。他启示我们，要辩证地处理好坚持和发展、理论与实践、一般与特殊的辩证关系。     

国际环境对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影响

建国初期 ,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 ,国际环境对毛泽东放弃这一理论有着重大影响。首先 ,面对二战后两大阵营对峙的政治格局 ,中国共产党“一边倒”外交政策的提出 ,使毛泽东重新审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其次 ,苏联方面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和行为 ,使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成为可能。再次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成就 ,更坚定了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 ,从现在起就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心     

志在蓝天，我成为中国首位民航女飞行员

她从小有一个“蓝天”梦，然而上天却给了她女儿身，在这个行业“潜规则”的排挤下，她抛弃梦想另觅未来。然而，阴差阳错中她与曾经的梦想越走越近，不费吹灰之力地成为一名人人艳羡的“空姐”。眼看和梦想只有一步之遥却又隔着一道现实的鸿沟，在又一次机会降临时她甚至放弃升职机会再次为梦想拼搏……     

常德空间开发与区域政策探索

本文依据区域经济发展阶段论、点轴开发理论，提出了常德空间开发的“工”字型布局组织形式，并就区域政策与开发时序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公平理论与民族地区的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步伐的加快以及国家各项大的政策的陆续出台,近来,不断从各民族地区听到异口同声的反映:国家的政策全国“一刀切”、一个样,以往对民族地区的许多优惠政策或停止执行,或名存实亡,可谓“旧的一刀切没解决,新的一刀切又来了”。这种新的“一刀切”政策,似乎与“市场经济就是公平竞争,哪有那么多优惠的指导思想分不开。笔者认为,这种思想的影响面不可小视,它涉及到新形势下党的民族政策的理论根据,因此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有关公平的理论作深入的探讨和研究,这样不仅有利于纠正部分人在指导思想上对“公平竞争”理解上的偏颇,也有利于民族地区的进一步发展。     

毛泽东“赶超”思想成因分析

毛泽东“赶超”思想的产生、形成、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促使毛泽东“赶超”思想形成的因素很多，既有对生存危机的强烈忧患，又有深沉的民族使命感的感召；既有浪漫主义情怀的激励，又有国际“实力主义”政策的鞭策，同时还受社会主义国家赶超理论浪潮的刺激，内外因相互作用，共同促使其形成了“赶超”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