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德治"与"法治"的同构

从依法治国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治国方略的确立,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的必然,是法律与道德功能互补的体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二者作为治国的方略并举提供了可能与保障.     

论环境道德的价值内涵

环境道德既成为优化和保护环境生态的创新思维,又成为环境性补救手段,还成为法治保障环境生态的道德法则,更成为创新道德保护生态环境的法治思维;既为法律保护生态环境提供共同手段,又为创新机制提供学理根基,还为生态环境与其他要素的协调共生发展夯实道德基础。价值要素奠定价值基础;自然法价值源于自然界环境遵循自然规律;道德价值源于道德社会成为本源性价值标准;法治价值源于法治社会创新开辟新天地;孝文化价值源于中国传统社会成为创新发展的新引擎。     

道德的法律化与法律的道德化 ——法治与德治正确结合的重要途径

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是法治与德治正确结合的重要途径通过立法或其他方法,实现法律与道德的直接、间接和弹性结合,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尤其是切实加强和完善德育、法制教育等,加速法律的道德化,从而使反映德治要求的法治与法治严格制约下的德治彼此渗透,相互结合.     

当代中国法治与社会道德环境

当代中国法治所需要的道德环境系统由社会主体的道德认知水平、社会主体行为合法性与合道德性的统一、社会道德评价环境共同构成。道德认知只有外化为道德主体的合法性与合道德性统一的行为才具有现实意义,而这则是由法权威的合道德性与合法性的要求所决定的,它也同样是法权威的获得依据和保障。一定社会的法治总是对它的社会道德评价环境有着其固有的要求。就当代中国法治而言,这种要求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道德的一致性、道德的先进性、道德追求目标与法治目标的同趋性。     

论依法治国过程中的道德重建

中国的法治进程将是一个复杂而艰苦的过程 ,其中有社会政治经济的“先天”不足 ,也有来自伦理道德方面的阻碍。重构社会伦理构架 ,即坚持群体道德优先、注重官德重于民德、建立道德回报机制、规范伦理制度 ,以利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是我们必须认真探讨的紧迫课题。     

论法治推进道德建设的条件

法律与道德、法治与道德建设的关系,是中国在依法治国建设过程中不容忽视、不能回避的问题,两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如何,是中国能否实现依法治国的关键。文章从法治推动道德建设的条件角度,深入分析了法律对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的包容、认同、提升和支持,并明确指出法律与道德本身的自洽互足、法治与道德建设内在品质的相互协调,是法治推进道德建设的保障与关键因素。     

论我国当代道德建设的法治取向

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在法治不健全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这一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法治视野的缺失。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必须以现代法治为基础,道德规范不断进入法治领域并成为法律规范,这是人类社会进入法治文明时代,法律与道德互动的一种趋势。但是,推动法治实现实然和应然两种状态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避免道德降低为法律,也是道德建设重要的价值取向甚至是成功的标志。     

加强道德的法制化 提高道德水准

法制和道德从来就是两个密不可分的行为规范,两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包容。道德为法律提供舆论基础,法律则成为道德的坚强后盾和保障。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水准,是道德的保障,当伦理道德滑坡时,需要加强法律调整的幅度和力度．为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准提供现实的坚强有力的武器。     

法治公路的规律、支柱及其对策研究

法治公路是法治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法治公路的基本内涵 ,探讨法治公路的基本法则 ,构建法治公路的道德支柱 ,提出法治公路的建议与对策 ,对于公路法制化进程意义匪浅     

论法治建设的道德基础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但法治不是单纯依靠立法和自上而下的推行就可以发生效用的,道德的基础性作用不可忽视。法治和道德同为社会规范体系的组成部分,法治的作用是外在的,不能及于人的内心;道德是内在的、观念层次上的,通过社会舆论和教育等来调整社会关系．当前社会上大量存在的违法犯罪等社会问题表明,在加强立法的同时,启动人们内心的道德资源,作为法治建设的基础,有助于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     

道德的法律化与道德的自律

在社会经济转型的今天 ,社会道德发生剧烈的嬗变 ,传统的道德受到冲击 ,法制不健全 ,使道德失去了应有的约束力 ,依靠法律对道德的强制作用 (道德的法律化 )成为提高社会道德水准的最重要途径。但法律本身在发挥其制约作用的同时 ,也并非万能。本文从法律的产生、立法、执法的局限性及法律与道德的各自所长 ,分析道德的重建不仅需要法律的强制作保障 ,也需要道德充分发挥其自身优势为基础 ,道德调节与法律调节优势互补 ,双管齐下 ,德治与法治相结合 ,才能最终实现道德水准的提高     

论个体道德力助推社会法治建设的功用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内容。法治，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道德需要，是主体普遍道德需要的制度安排和规范表达。个体道德力，则是社会法治建设的“助推器”。个体道德力助力法治文化弘扬、推动法治人才培养、促进法治体系建构、保障法治实践深化。但是，个体道德力与社会法治并非总能有效共行、相与为一。从以下几方面构建对策、清除掣肘，全面强化个体道德力对于社会法治之功用，是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夯实法律的伦理内涵与价值基础，提升立法的反思和回应能力；构建司法执法与民意的有效沟通机制，考究司法执法实践中"道德话语"的特殊意蕴；加大全民普法力度，提高公民的守法理性，强化公民的守法自律意识，为公民的守法道德确立具体向度；兼顾知识普及、法学研究与价值体认，注重法治人才的职业道德和个人美德培育；德法双修，法德共进，敦促道德教育与普法教育桴鼓相应，并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法治的德性探析

法治的德性即构成法治社会模式的道德要素。法治主义理论传统通过将多元道德统一化、道德法律化、服从法律神圣化,建构了以正义的道德、规则的道德、服从的道德为主体的法治德性体系,将道德要素有效注入法治社会模式,实现了道德和法律在法治框架内的融合,奠定了法治的正当性、操作性及有效性之源。法治的德性理论表明法治是法律与道德的结合体,是德法共治的最优形式。法治道德建设品质将决定法治国家建设的质量与位阶。中国的法治道德建设依托灿烂的传统道德资源及伴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定会升级法律与道德融合品质,为人类贡献更高质量的法治。     

壮族优秀传统道德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

壮族传统道德内容丰富,它的诚信、尚义、平等、和乐等优秀道德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动力,是思想道德资源和稳定秩序的保障。发挥壮族优秀传统道德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必须端正对其认识,加大对其研究和宣传的力度,创设良好的法治环境。     

我国权力道德法律化的途径思考

对我国权力道德法律化问题即权力道德法律化的多层次性、没有形成法律制度性的保障、泛道德化倾向等进行了分析,探讨了权力道德法律化的途径即法律制度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及对权力道德法律化进程中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阐释。     

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德是法律的重要渊源,法律是道德的底线。不仅制定法律规范必须有道德基础,执法和守法也必须以道德为保证。强调执法者的道德素质,并不意味着在执法过程中可以用道德标准取代法律标准,而是基于执法的道德要求。道德可以解决许多法律无法解决的问题。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解决道德失范问题的重要举措。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是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的重要来源,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建设是法制建设的基础,道德建设应优先于法制建设。一个道德沉沦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法治的。通过立法,增强道德义务的约束力,促进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     

道德演进的法治干预

虽然总体上而言,道德的生长方式是自然演进的,但不排除在特定时空或条件下,理性建构亦可起到一定作用。以理性建构为主导方式的法治,一定程度上可以对道德演进予以理性干预,改变其演进过程。为提升道德调控力,道德演进的法治干预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彰显被遗忘的道德,二是重拾被放逐的道德,三是助力新生长的道德。     

法治环境中的道德研究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在加强法制建设,实施法治的同时,还应注重对法治环境中道德问题的研究。在社会的治理过程中,法律与道德的作用同等重要。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是实现法治价值目标的两个关键环节。     

论法律的道德限制

法律在本体上或规范内容上必然受到道德的限制。法律的"内在道德"是合法性完美状态之判断标准。对法律的道德限制的论证是为了在法治建设进程中更好地利用"法律"这一人类理性工具。本文从法律与道德的一般关系出发,通过论述道德如何对法律进行限制及限制的程度,认为法律既要服从外在道德,也要服从内在道德,最后得出法律必将由道德理念的法律向道德化回归,即认为法律道德化是法治社会理想状态的归宿。     

论道德法律化的限度

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充分实施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推动道德的发展 ,这使得道德的法律化成为可能。但道德的法律化是有限度的 :从范围上看 ,有些社会关系主要靠道德来调整 ,法律只起辅助作用 ,甚至不能适用法律 ;从功能上看 ,法律直接规范人的行为 ,但对人的思想并不具有直接的约束力 ;从道德发展的角度看 ,法律不能超越历史阶段保障高层次的道德要求 ,而且对法律的过度依赖还会导致道德的弱化。因此 ,我们在树立法律最高权威的同时 ,还应充分重视道德等其他调控手段的作用 ,避免法律对道德领域的过度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