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需要什么样的“新思维”

自国内有的学者提出的“对日新思维”理念以来一直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这种“新思维”与当年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有异曲同工之处，是有损中国的国家利益的。中国在处理对日关系问题上的确需要“新思维”，但应当是以更加理性和现实的态度看待日本的现状和发展。不论是在政治、经济、军事还是外交上，都必须坚决摈弃那种“为了友好就可以放弃其他一切”的思想，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帝制中国的"公"、"忠"观念与制度变迁——以帝制中国财政职官制度的变迁为研究主体

在帝制中国,专制君主通过建立和不断完善君主专制政体来整合国家、社会的各种资源,以确立、巩固和发展"以君为公"的"家天下"治国模式.但是,在思想观念领域,帝制中国却长期以来存在着以对君主个人利益、意志的绝对服从为公或忠,和以对"天"、"道"、"民"以及比较抽象意义上的"天下"、"社稷"、"国家"等政治共同体的意志与利益的绝对服从为公、忠的两种矛盾的公、忠观.这两种不同公、忠观的矛盾与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帝制中国财政职官制度及财政管理体制的历史生成、设计与变迁.对公忠观念的嬗变和财政职官制度变迁及其相关性的研究,是研究帝制中国公忠观念与制度变迁相关性的典型个案.     

20世纪50年代巴基斯坦对新中国的"矛盾"外交政策探析

20世纪50年代,巴基斯坦加入了美英主导的针对新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在涉及新中国国家主权、国家核心利益的许多问题上,巴基斯坦的态度始终摇摆不定,对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总体上呈现出矛盾性的特征.究其原因是由于巴基斯坦当时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和其在外交战略、外交政策上追随美国的大方针决定的.巴基斯坦的这种"矛盾"的外交政策对中巴友好关系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从"利益综合"环节入手深化中国政府过程研究——对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技术性分析

从比较的视角和技术的层面看,利益综合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政府过程诸环节上最显著的分界点.中国的利益综合是一个多方参与、多渠道输入、多层级过滤、综合平衡考虑多方利益需求的有序化统合过程.目前西方政治学中的利益综合分析模式无法解释这一过程.从理论上讲,从"利益综合"环节入手深化中国政府过程研究将进一步拓宽中国政治学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推动中国政治研究的中国化.从实践上讲,这有助于更好地体会中国政治特有的过程优势并不断改进政府过程,提高政府效能;有助于在政府过程中进一步规范党政关系,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有助于提高公众对于政府实际运行过程的认知度,增加公众对于政府工作的信任度和支持度.     

"民本"与"人本"论析

"民惟邦本"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以人为本"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先进理念;"民本"思想强调的主要是决定国家政权生死存亡,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群体性的民;而"人本"理念尊重的主要是作为普遍意义上个体性的人的价值、利益、权利、尊严等.深入辨析"民本"思想与"人本"精神的异同,是深刻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前提.     

关于未来"亚盟"的探讨

美国所奉行的单边主义使国际社会感到担忧和不安.世界需要多极化,因为只有多极化才能建立一种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像欧洲国家一样,亚洲国家也一定能以新思维和向前看的态度处理所谓的"文化裂痕",进而启动统一进程,最终成为继美国、欧盟之后的多极化世界的一极.     

国家秘密:中美两国的不同界定及制度背景分析

比较中美两国保密法规对于国家秘密的界定,无论是内涵与外延还是原则与方法,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如果一定要寻找共性,只能说在事关国家安全和利益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是,如何界定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以及进一步确保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实现,中国和美国的选择却完全不同.看似简单的是以"公开为原则"还是以"保密为原则"的争论,背后折射出的却是中美两国制度理念的巨大差异性.     

论"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的辩证协调

"政府利益"和"公众利益"都是客观存在,二者具有不同特征,不能混同."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的矛盾有两个层面;人民政权建立后,这一矛盾的特殊性表现在统治与被统治的矛盾解决了,但管理与被管理的矛盾还存在着.当前我国"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协调发展的深层障碍,是一些人的"个人私利"夹带在"政府利益"之中侵占"公众利益".过滤和清除官员在利益问题上的体制性夹带,是当前"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协调发展的基本防线.     

从"去中国化"到"再中国化"的文化战略——大国文化安全与新世纪中国文化的世界化

新世纪中国文化安全与"再中国化"问题的提出,是对西方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单边主义文化霸权反思批判基础上的新思维."再中国化"文化战略的呈现与以下九个问题的探讨与解决息息相关:从"去中国化"到"再中国化"的世界大势;大国和平崛起与"国际文化战争"症候;"中国形象"在全球"国家形象"中的地位;中国"三和文明"应同西方"三争文明"互补;西方"现代性弊端"与中国可持续"文化输出";注重大国软硬实力和重塑"中国文化身份";重新评估"美国精神"与"中国精神"世界化;大国崛起的"精神现代化"与"国家文化安全";"再中国化"的关键在于"走近经典"、"创新经典".     

毛泽东"劳资两利"思想新论

毛泽东"劳资两利"思想的精神实质是在劳资矛盾和冲突中的两利;劳资利益存在着区别的两利;"劳资两利"中的国家利益.在实践中,毛泽东主张以思想教育为手段,引导各方人士领会"劳资两利"实质;以劳资和谐为目标,积极稳妥地解决各种劳资纠纷;以制度建设为根本,建立和健全"劳资两利"的保障体系.以史为鉴,我们应建构非公有制企业雇主与雇工间战略伙伴关系,以缓和劳资双方的利益矛盾;建立非公有制企业共产党和群团的组织制度,加强对劳资关系的协调保障;完善调整非公有制企业劳资关系的法律制度,进一步加大监察和执法力度.     

构建全球与中国"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经济学的竞争与利己主义、社会学的利他主义、人类学的互惠与合作概念等的基础上,"共赢"假设既承认竞争与合作,又注重互惠互利,在追求己身利益时兼顾他人利益,以促进共同进步与发展.从全球视野来看,世界各国早已处于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家间形成了对立与同化、并存与联结的多元结构性关系,并且体现在世界格局转变、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全球文明进步三个方面.国家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方面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所坚持的利己型发展模式,最终带来的只是国家对立与世界冲突;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所提倡的共赢型发展模式,最终目的 是建立一个全球和平与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要将"共赢"理念落实到行动,需要全世界各国以共商共识为前提,实现世界规模的共担、共享、共建,这正是构建全球与中国"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旨所在.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妾"的法律地位与司法裁判

在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存在一夫一妻多妾制.南京国民政府试图通过法律制度取消妾制.而事实上,南京国民政府在立法上虽确立男女平等原则,而法律条文对妾制并无禁止性规定.在司法裁判上,虽对"妾"的利益多有救济,然终无法根除"妾"之风在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事实.     

欧美对华启动纺织品"特保"程序的背景分析及我国对策

2005年伊始,全球纺织品贸易配额制度取消,中国纺织品全面出击全球市场.但是美国和欧盟以其国内法为依据相继对中国纺织业启动特殊保障措施调查程序(简称"特保"程序).欧美的限制措施都是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因此,我国应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创制市场经济法律环境,运用多边争端解决体制,完善国内相关具体制度加以应对.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利益观的时代嬗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国家利益观随时代不断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国家利益观其基本出发点是国家主权和安全,并以此构成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秉持国家利益和国际礼仪相结合的原则,外交政策灵活务实.改革开放期间第二代国家领导集体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基础上,将“和平与发展”视为新时代的主题.全球化时期第三代国家领导集体的国家利益观以世界多样性、多极化为前提,提出新的安全观.21世纪以来新的国家领导集体的国家利益理念是建立在“和谐世界”的基础之上,推进和维护中国核心利益.不同领导集体和国家利益观,在时序上各有重心,但是在思想体系上是一以贯之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个代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三个代表"思想是对我党的历史使命、根本宗旨、先进性作出的新阐述和科学总结,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基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坚持和实践"三个代表"的根本途径,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因此,必须按照"三个代表"思想的要求,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统一,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群体性事件“新思维”的法律思考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处于新旧交替阶段,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引发了了大量群体性事件,并且规模和表现形式不断升级,成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2009年的<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指出2008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并强调处理群体性事件"需要新思维",笔者就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新思维"从法社会学角度提出几点思考.     

从"政治国家"到"民族国家"——孙中山国家统一的路径转换

民族国家和政治国家都是现代主权国家,但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在建国顺序与建国内容方面有显著差异.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过程中,孙中山力持通过政治革命实现政治国家的目标与民族国家的统一.由于政治国家价值理念与社会现实方面的差异,政治国家理想与民族国家现实利益之间的矛盾,孙中山建立政治国家实践迭遇挫折而不能实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孙中山在理论和实践上由通过政治国家统一转向了通过民族国家统一的道路.     

中国近代"个性"价值的奠基者--析章太炎价值观中的近代意蕴

章太炎在中国近代化价值的建构中据有独特的历史地位.近代化的一般目标是:建构与工业文明相配称的"民族国家"和"个性价值".与章太炎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先进思想家都属意前者,肯认以国家为代表的集体性价值优先于个人价值.但章太炎却坚执后者而否定前者.如果把章太炎的"个性"价值观置于近代中国的语境中加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尽管"个人"观念是作为所有普遍性概念--如"宇宙规律"、"社会集体"、"国家",等等--的对立物来界定自己的,但它同时也是以那些普遍性观念所要解决的近代问题为其目标.由此可见,章太炎的价值观表征着近代化的另一种向度.它在质底上反映了中国近代化运动中"启蒙"与"救亡"的矛盾境遇.     

"一带一路"与大庆精神跨文化传播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要建设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五通目标,通过文化软实力项目的投入与建设,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建成命运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有自己民族的文化、宗教、建筑、艺术、历史等,因此",一带一路"的文化建设应该是一种复杂化、差异化、精细化和国别化的传播大战略.中国要清晰、独到地表述中国的核心价值观,需要从具体的代表性文化和精神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