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发展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选择

公民社会与社区治理密切相关,公民社会是社区治理的基础和前提,二者之间存在双向互动的密切关系,公民社会发展呈现历时性和空间性特征,公民社会发展的历时性和空间性对社区治理模式选择有着重大的影响。本文在阐述公民社会发展和社区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公民社会发展的历时性和空间性对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选择的影响,并结合当前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现状分析了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选择政府主导型模式的合理性。     

引导与自觉: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分析

有序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是当前促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中,应加强政府引导,准确把握社区社会组织的概念、行动逻辑和政策要义;理顺培育管理机制,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纳入社区治理整体布局;强化街道服务管理职责,以城市基层党建为引领,调动街道社区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完善公益创投等项目化运作方式,利用项目孵化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尊重基层首创精神,营造良好环境,增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还要注重增强社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引导社区社会组织主动自觉参与社区治理,使社区社会组织真正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受益者。     

我国旅游社区的社会治理模式研究——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视角

旅游社区社会治理的创新生态系统是一种利用现代技术工具,以创意观点推动社区善治的社会资源整合,实现旅游发展各主体多方互动的社会建设工程。基于创新生态系统构建思路,从原则、参与者、内容和工具四个方面,来指导构建我国旅游社区社会治理的系统网络。这个系统网络是依靠政府、社区居民、公民组织、旅游企业、游客群体、高等院校和独立部门七个主体及其结构关系所构成,并在社区内外环境建设和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形成协同治理互动沟通平台。因此,我国旅游社区的社会治理模式由四大功能系统构成:政府服务系统、社区自治系统、辅助治理系统和信息沟通系统。它们分别体现着我国旅游社区自治的政府服务、三方互动监督的环境治理、社会组织蕴藏的社会智慧、各方主体参与的信息沟通四大作用。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模式创新与制度保障

西方国家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证明,政府、企业与非营利组织是社区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三元主体.为充分发挥中国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有必要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制度化模式.本研究根据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状况及其制度环境,提出了"政府主导、项目带动、网络联动、整合发展"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创新模式;并从登记制度、扶持机制、志愿参与、社工人才建设及评估机制、监管机制等方面提出了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六项制度保障措施.     

社会质量测量维度与城市社区创新——基于深圳市的实证分析

社会质量理论是目前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最新视角之一。社会质量理论及其所蕴含的测量维度和政策向度,为以定量分析鉴别哪些因素对社区创新起阻碍或促进作用提供了分析工具。通过对深圳市问卷调查相关数据的研究表明,在社会质量的各个要素中,社会经济保障对社区创新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社会凝聚的社会信任因子与社会认同因子对社区创新具有显著影响;社会包容的社会接纳因子对社区创新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当前的社会赋权状况对社区创新具有负向的显著性作用。基于此,可以提出基于社会质量理论在社区场域中实现社会创新的政策思路。     

社会管理创新与社区治理的群众参与

社区是社会管理的重要载体,社区治理是社会管理的基本内容。社区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浙江省XC区通过引导群众参与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民生事务、创建结构化平台、制定刚性制度、抓好党的领导和政府管理与群众参与之间的衔接以及落实参与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激活、培育、保护、规范和巩固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切实解决了＂群众参与积极性从哪里来＂这一问题。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社区治理

社区治理的本质与社会资本的内涵之间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二者存在着结构性依赖和关联。社区治理的发展暗含着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需要丰富的社会资本作为基础,来实现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研究社区治理问题,要求我们引入新的分析视角和范畴,将作为民间参与网络和互惠信任关系的“社会资本”引进对社区治理的分析,着眼于政府与公民的合作网络。     

社区自治与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

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基层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以往实施的行政全能主义的传统治理模式正面临挑战.社区自治是培育基层社会自治能力的起点,也是重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基础,有助于形成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结构与服务型的治理模式.为了实现治理模式的重构,社区自治要实现三个转变,即自治主体由单一向多元的转变,自治手段由简单向复合的转变,自治目标由行政管理向民主自治的转变.     

社区治理与社会资本投资——中国社区治理创新的理论解释

讨论制度变迁的意义无非两条:一是说明一种良好的制度是如何产生的;二是解释一种良好的制度形成以后怎样可持续.目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已经产生了许多好的经验,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怎么让这些良好的做法形成制度,持续下去.本文依据制度主义学说和社会资本理论认为,要让一种制度可持续,就要让它成为一种"路径依赖".换句话说,要让"政府主导"之下产生的社区治理创新持续下去,就要培养和"制造"社区成员对于该制度的需求,而致力于"熟人社会"建设、促进社区自组织发展、加强社区成员交往和信任、提高社区成员集体行动能力的社会资本投资是增强社区治理创新制度依赖性的有效途径.     

社会治理背景下社区矫正法律监督模式探究

随着我国社区矫正的全面推进,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对于保障社区矫正的规范运行与科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体系在制度建设与队伍建设方面还有待加强,以规范化、系统化、信息化思路为导引,创新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机制,是促进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提升法律监督实效的重要途径。     

风险社会视野下的社区治理问题论析

风险社会源于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工业社会制度带来的风险思考,一般认为人类在经历工业社会后进入风险社会时期。风险社会理论具有反映历史进程的宏观属性,而社区风险则是归于社会基座的微观层次,两者之间的学术衔接是基本前提。在此基础上,将风险社会理论植入社区并再造新的社区风险理论,并深入分析社区面临的风险类型、风险来源、特征等,以此为理论支撑寻求社区风险的治理之道。     

社会管理创新和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

社区是城市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社区管理是整个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层面,是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背景下研究城市社区建设和管理问题,必须首先进行理念创新,从中国国情出发,比较中外社区的异同,树立"中国社区"的理念;进而从城市社会管理全局的高度,明确社区在社会系统运行和管理中特有的功能;再根据"管理体制必须满足功能需要,体制和功能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充分发挥社区应有的社会管理功能。     

参与式治理与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以惠州市惠城区桥西街道麦地社区为例

我国社区建设正处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统治危机和社会资本下降的双重背景,现在必须反思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消除社区建设存在的内部矛盾。社会资本是实现社会效率和社会活力的有力手段。基于目前我国社会资本下降的现实,随着社会资本的下降及其带来的深刻影响,如何培育和重建社区社会资本成为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之一。文章以惠州城市社区治理为现实模板,分析了从参与式治理的角度挖掘社区的社会资本,促进参与式治理与社区社会资本培育的良性互动,构建新型社区建设新模式的建议。     

社会治理视域下社区广场舞管理策略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研究社区广场舞管理,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视野。对广场舞社区管理制度框架进行分析,尤其是对社区居民关系等管理主体从系统论角度分析,研究其在系统中的状态以及构成的系统秩序,解析和评估社区广场舞管理;运用结构化理论,既重视行动者的策略行为,也重视其建构的结构力量,对广场舞外部环境因素、问题提出可行性方案,提出对社区广场舞管理人员选拔、培养的管理,特别针对年轻管理人员制定合理有效的激励措施,有助于深化社区广场舞管理人员培训的多元化、一体化、个体指标差异化。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研究——基于三个典型社区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本文通过对"上海模式"、"杭州模式"和"宁波模式"三个典型的社区治理模式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在当前社区治理中应发挥党政的主导作用,推动多元共治;发展社会组织,培育公民社会;动员政府之外社会力量,促使其在经济方面支持社区建设;创新服务手段,发挥媒体和网络优势。     

新时期提升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的思考

随着城市人口快速增加,城市社区事务越来越多,社区居民对社区干部的要求越来越高,社区干部也越来越不堪重负。如何给社区“减负”、“健体”,是当前社区治理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必须要客观认识社区治理的现状,针对社区治理面临政府“越位”、社区权力与业务不匹配、社区干部队伍良莠不齐、群众参与社区活动较少等现实问题,通过强化法治思维、转变政府职能、减轻社区治理负担、广泛运用信息化管理方式、推行小区单元化治理、建立健全激励保障机制等措施予以解决。     

再组织化：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联结与互动——基于对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调研的思考

再组织化是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基层社会重新组织的过程,体现社会自治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城市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即在社区引导下居民自主、自愿形成各种组织的过程。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揭示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新特征,即社区社会组织蓬勃发展,丰富了居民社会生活,创新了社区互助服务模式,在参与公共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组织化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的结构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赋权机制、自下而上创新驱动机制和基层社会整合的社会资本机制来实现的,并具有协调可持续性。     

基于社会资本提升的收缩型城市“后单位”社区的治理创新路径——以黑龙江省S市L社区为例

当前,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要义之一即是市域社区治理创新的有效达成。随着部分收缩型城市遭遇人口流失、产业衰退、社会要素消解的持续挑战,其原本依托单位组织的“后单位”社区治理也随着单位制解体而产生诸多困境。作为社区动员和治理实践的关键因素,“后单位”社区的社会资本由高度凝聚于单位到重新扩散至社区,其内在的变迁逻辑恰与单位制度变革下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机制变迁同步。基于此,当前社区治理创新就需要动员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活动,通过内外部的互惠、信任和互动的社区行动提升社会资本。通过创新社区管理机制、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公共精神和优化社区软硬件环境等举措协同推进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践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