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审美文化视域下的小清新时尚及流行根源

大众审美文化视域下的“小清新”指那些整体风格清新自然、平缓温柔,整体气氛安静而不张扬的文化现象;小清新的“小”则用于强调这种风格所具有的节制而不张扬的小哀小伤、小情小调。小清新文艺中的主人公多是现实的精神逃兵,大多带有怀旧色彩。“小清新”时尚是外来文化影响下的产物,中国大陆的文艺史上几乎没有与之比较接近的风格。当下青年人在多重压力下的逃避心态、世俗心态和平淡心态是它得以流行的根源。它的流行在现实层面缓解了青年人的精神压力;在审美层面,它自然、清新、唯美、温暖的品格对当下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冲击下的色情、暴力等重口味是一个不小的打击。这一充满着个性化色彩的新事物值得这个多元化社会的尊重。     

晚清新小说的伦理叙事与观念转型

晚清新小说关注现实社会问题,反映民众的思想和精神,不仅批判君主专制体制的弊端和戕害个体独立人格的礼教伦理,还实现了从忠君到爱国的思想转向和从臣民到国民的身份转变,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表现出救亡图存的政治诉求。晚清新小说君臣伦理叙事和伦理变革思潮交汇互动,在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微信传播与电影竞争力的增值路径

在全球媒介发达的当下,任何国家的电影都处于世界市场体系之中,电影竞争离不开借助传播渠道、实现意义增值的维度。韩国电影即是借助网络、手机等融媒体、移动媒体传播的成功案例,形成席卷亚洲的韩流现象。这对于急欲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当下中国电影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它告诉我们,在媒介发达的当下,传播渠道与传播内容同等重要。在手机这一移动媒体中,微信已成为重要的传播工具,具有自身的特点。具体说来,微信的熟人与半熟人的特殊状态制约了传播内容,其中的实用信息与情感交流、公共交往、资源共享等错综交织;微信传播要求选择正能量的社会信息、符合伦理道德的价值观、具有适当深度以及艺术形式明显的电影文本。     

中日韩三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比较与启示

科技创新能力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科学技术领域所具备的发明创新方面的综合实力。从科技创新能力看,日本的发明专利申请量最多,中国次之,韩国最低;中日韩三国商标申请数差异较小,韩国数量稍低于中日两国;2000年以来,中国的科技论文数量超过了日本,韩国最少。从科技创新的经济绩效看,中日韩三国的版税与许可费的支付额和收入额都有较大的增加,但日本版税与许可费收入明显高于中韩两国。中日韩三国研发支出和科研人员数量的差异是其科技创新能力差异的重要原因。日本研发(R&D)支出占GDP的比重最高,韩国次之,中国最低;日本每百万人中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数比例最高,韩国居中,中国最低。借鉴日韩经验,中国应增加研发支出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比重,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论美国电影的跨文化传播

美国电影的跨文化的强势传播,得益于其移民文化背景下电影取材的多元化、富有特色的全球化电影产品营销以及平民视角中的普适价值观念诉求.     

主流电影: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

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不断发展的同时,国产电影也得到迅速发展,电影开始重返人们的生活空间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主流电影与国家形象的塑造关系密切,对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意义重大.在建设文化强国中,通过电影塑造国家形象,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向世界发出“中国之音”成为一个重要的命题.     

民国早期电影在新疆的传播

20世纪早期，新疆没有中国经济发展及对外开放的中心上海所具有的人才优势，其受到多元外来文化的影响相对缓慢，所以在电影产生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新疆民众对电影的认识从非常被动的观影开始，一直到抗战前后还主要停留在观察和简评的层次上，新疆只有电影放映，电影制作明显缺位。新疆电影传播从无到有，从自娱自乐性质的放映到20世纪30年代后电影放映业的产生，经历了一个较为艰辛的发展历程。     

中国主流电影与中国主流电影的建构

"主流电影"已成为当前中国电影实践与研究的热点问题。主流电影的意义,不仅仅是一种新的电影形态的出现,更重要的是电影观念和体系的变革。本文通过对国内外主流电影观念的分析,揭示工业体系下传播行为的有效性是不同视角的主流电影观对话的基础,并且提出判断主流电影的四个标准。引入"主流电影"的概念,建构"中国主流电影",其意义和作用在于,中国现有的"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商业电影"的生产、创作和传播都存在明显的欠缺,因此,需在上述三种电影形态之上,整合各方力量,调和观念、立场的分歧,以此形成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合力; 同时,与国际电影观念接轨,借鉴世界电影工业发展经验,打造中华文化的电影表达,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新媒体时代中国电影批评的转型与重建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导致电影批评在文本风格和话语特征上发生了深刻的范式转型,呈现出碎微化与即时性,互动性与生成性,虚拟人格化以及超媒体性等鲜明特征,并极大地释放了批评的潜力和活力。然而,由于资本逻辑的渗透和对新媒体技术缺乏应有的批判意识,新媒体影评又不可避免地陷入资本操控与媒介异化的批评困境。当下中国电影批评的格局重建需要影评者实现从碎片化主体到理性主体、从知道分子到知识分子、从媒介依附到媒介利用多重身份的蜕变。     

产业化后中国电影的价值观传播状况

产业化改革的十年来,中国电影在价值观建构和传播方面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状况,并呈现出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第一阶段价值观混乱的商业大片独领风骚;第二阶段承载主流价值观的主流大片彰显实力。这说明中国电影产业在价值观建构和传播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表现方法与传播过程的文化转向

通过电影表现方法与传播过程两个角度,分析了从受众视角看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的文化转向,认为从表现方法来看,声音画面等因素从故弄玄虚到内容关联,镜头剪辑上从因循守旧到合理技巧,包装上从单调乏味到个性创意;同时,在电影传播过程的三个阶段,开发阶段、制作阶段、营销阶段,都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从戏台到银幕——浅议戏曲电影传播的特点与出路

现代传媒技术介入之前的戏曲传播是属于直接传播的方式,传受双方是处于面对面的同一时空,这种传播活动具有即时性的特点,是不可复制和不可逆转的,是唯一的。后戏台时期的戏曲传播是属于间接传播的方式,是一种大众传播。戏曲电影开启了戏曲艺术传播的新时代,为戏曲的传播和接受带来了诸多变化。时代的发展将戏曲往日娱乐霸主的地位边缘化了,戏曲电影的生存自然举步维艰。戏曲艺术的繁荣是戏曲电影振兴的基础,积极探索革新、应对市场变化是戏曲电影的出路所在。     

文学改编视野下陈凯歌电影的文化转型

作为一个始终坚守着自身文化立场的导演,陈凯歌电影的发展历程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精英主义立场者在30多年的社会变迁中的坚守与突围、裂变与重组,成为中国精英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市场意识和社会变革的关系演变与精英话语走向的见证。陈凯歌注重人物关系的改编策略使得其电影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主体意识和对人性的深刻剖析,他通过在影片中融入个人的生活体验和历史经验,表达自己对这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经历的历史反思和文化批判。从20世纪末以来,陈凯歌开始了商业化电影的探索与转型。由于投资方和商业因素的牵制,其精英话语有所裂变和分化,但仍然坚持着精英话语的知识分子姿态和立场。     

中国电影批评的变异与革新

电影批评的文化环境发生了变异,票房数字代替思想含量和艺术品位成为衡量电影成功与否的标准,热衷短暂的轰动,失去时间的重量,媒体的介入炒作颠覆了学理性推介.电影批评自身也发生了变异,传统的电影批评发言的主阵地是各类影视专业出版物,其影响的人群当然也只能局限在阅读者中.要寻求电影批评的突破,一是面临传统的文化美学批评的适用性问题,二是电影批评的疆域需要明确,第三即重视电影批评的品性问题,批评应站在更高的层面和从更深入的角度对电影作出令人信服的深度阐释,批评所应该承担的引导性、历史性.     

比较电影学视野下鸳鸯蝴蝶派文人的电影传播——以中国与日本电影比较为例

中、日电影同处东方文化语境,有着相似的民族化立场,但起源与发展路径存在重要差异.中国电影发展的独特性在于"文人深度参与".鸳鸯蝴蝶派文人通过观影、评影、编剧等行为把文艺传统融入中国电影事业,既对中国早期电影叙事实行本土特色的现代改造,又对西方电影理论进入起到屏蔽作用,发展出中国特色的"影戏"理论.鸳鸯蝴蝶派文人还在中日电影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扩大了中国电影在亚洲电影圈的影响,也使得中国早期电影确立了珍贵的世界眼光.     

向心与离心的二重奏：文学地理视阈中晚清新小说的发展面向

晚清文学场域出现了空间位移的新向度,这不仅是社会文化场域变化的必然反映,也是晚清文学基于传统文学的持守与偏移所体现出来的独特意蕴。晚清新小说作为晚清文学场域中的“弄潮儿”,一方面,以自己独有的空间分布在价值引领与小说变革的历史洪流中,印证着“小说时代的到来”,并且以向心聚合的总体路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区”。另一方面,在传统帝国的文化文学中心北京遭遇了文学资本的流转以及价值衍化后,晚清新小说形成了以帝都北京为发散中心的“文学区”,表现出创作地理空间的外溢,以及价值上的回溯复古、政治改良和现代批判,在形下和形上层面凸显出与传统小说文类异质的发展模式。双向矛盾运动的“文学区”二元生成在彰显特殊历史文化视阈中文学抉择的同时,仍然具有深层的意义表征和价值指向。     

全球化视域下的华语电影：身份、集体记忆与传播策略

作为文化现象的华语电影在全球化时代扮演着多重角色,它是华人共同的视觉经验,构成最为深刻的集体记忆。彰显着民族性、本土性的华语电影如今面临全球传播的困境：面对＂他者＂的评价与判断,要想保证华语电影的特点并且实现跨区域传播就必须采取一些普适性策略。     

传统叙事的持守与偏移:论国家话语中晚清新小说的叙事特征

晚清新小说家不仅具有鲜明的传统文化本位主义立场,在叙事立场和价值选择上保有文学的传统叙事维度和宏大价值旨趣,而且以一种想象逻辑实现着对民族国家形象的建构.叙事主题的道统色彩、叙事文本中人物形象的类型化、章回体叙事结构模式的广泛运用,以及对史传传统与历史叙事的偏爱,都体现出晚清新小说浓厚的传统叙事特征.由于晚清特殊的历史情境和社会文化场域,晚清新小说家在文本叙事中还体现出对传统叙事的突破与偏移,如主题的多义性和复合性、反讽揶揄调侃的叙事手法、叙事文本情节的跳跃与断层、叙事人称和视点的转换等,在叙事逻辑上呈现出对传统叙事的复杂态度与多重抉择.晚清新小说在叙事上承袭了较多的传统规则,虽然不成熟且存在明显不足,但其在"传统"根基上所生发的"新"向度仍然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与文论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