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河湟地区居民身份的历史变迁与现代转型

先秦至代前中期,青海河湟地区居民的社会身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随着中央王朝在此地统治力量的强化,一些当地居民被编户齐民,从而拥有了与中原居民同样的社会身份;另一方面,在内生的地方秩序中,由当地土司、千百户等统治的土民则具有与中原居民完全不同的社会身份,而土民群体的存在既反映出青海河湟地区社会文化属性的地域特色,同时也是华夏边缘社会文化属性得以存续的社会基础。民国时期,在青海建省及县制改革等的影响下,居民身份从土民到国民的转换,十分鲜明地体现了青海河湟地区社会文化的过渡与转型。     

明代潮州的水灾与国家及社会应对

明清两朝处于历史时期的小冰期,受其影响明代灾害频发,处于东南沿海的潮州因为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发生水灾的频率很高,是潮州社会最主要的自然灾害种类。水灾发生时会导致堤坝溃决、人口溺亡、官署民居倒塌、农田被淹等损害,严重干扰了当地社会的正常运作。面对频发的水灾,明代中央政府与潮州地方社会的应对态度有别,从中反映出中央王朝、地方官员与地方士绅等在承担与管理地方公共事务中的权力互动与消长。     

官绅互动与地方救灾:明代潮州的自然灾害应对

明代潮州在社会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同时,盗匪的盛行和自然灾害的肆虐也日益加剧,严重干扰了当地正常的社会秩序,影响了百姓正常的生产生活。由于受到"小冰期"的影响,潮州社会中后期有两次气候变冷的时期,气候变冷使得自然灾害发生的频次显著增加,其中尤以水灾、旱灾和风灾为多,并且危害也日益严重。面对各种自然灾害肆虐,当地社会阶层积极应对。在救灾过程中,潮州的各级官员与地方士绅大多采取积极合作的方式,共同维护了地方的稳定和发展。     

边疆安全与伏波神崇拜的结盟——以清代广西左江流域伏波庙为视野

马援信仰在桂西南地区影响较广泛，龙州、凭祥等地多建有伏波庙。中法战争后，桂西南地区出现严重的边疆危机，伏波神再一次与国家边疆经略结盟，统治集团通过不断重建甚至新建伏波庙来强化王权对桂西南地区的统治，伏波庙承载着中央政治权力对地方民间力量的重塑与创造。     

浅析清末新政时期闽赣地区乡村社会的变革

1901年1月,为了挽救濒临危亡的统治局面,清政府被迫发布＂变法＂上谕,宣布＂维新新政＂。江西、福建、广州等地积极响应,在农务、工商业、教育、税收等方面进行部署、推行新政,这些新的举措对传统乡村社会造成冲击,引起了乡村社会的变革。     

清代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及社会应对机制

清代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极为严重,直接影响着黄河中下游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面对此问题,中央政府及大部分地方政府没有形成系统、有效的治理机制,只是个别地方官带领民众进行植树造林。民间社会通过植树造林、梯田以及建设拦泥淤地工程、修建沟头防护工程等措施进行应对,他们所采取的许多方法不受官方重视,没有被总结、改良与推广。这一时期的应对机制不够健全,官方与民间社会互动不足,导致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问题无法得到有效治理。     

明清时期土司官族科举入仕研究

科举制度、土司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两类不同性质的政治制度,一类是中央王朝依据汉族地区固有文教系统推行的官吏选拔制度,一类是元明清时期按照边疆民族地区特殊礼俗实行的民族制度,规定土司为朝廷命官,按照法律承袭,代理国家对当地实施统治。然明清时期,随着朝廷在土司地区经营的深入,规定土司子弟悉数入学,使得土司官族积极向学,参加科举,中试后或进入流官体系或承袭土司,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土司制度与科举制度的软性整合,强化了土司地区的国家认同,对于地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     

就社会谣言事件 探讨宣传工作的应对措施

国家经济急剧发展,社会中不断出现负面的谣言事件,近期＂盐荒＂、＂地震了＂等社会谣言,对社会的安稳和谐造成了消极、负面的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遭到破坏和经济蒙受损失。深入学习并结合茂南区相关会议的精神,对近期发生的一些社会现象及舆论进行了思考和总结,从宣传工作的角度出发,分析这些社会谣言事件产生的原因,并结合实际工作,对应对措施进行探讨。     

论都铎王朝初期的叛逆罪立法

在中世纪英国,叛逆罪是指臣民严重侵害王权和危害王国安全的犯罪行为,国王为了维护统治,常进行叛逆罪立法.都铎王朝初期的国王为了维护统治,推出多项叛逆罪立法,以应对经济、政治和外交方面出现的新问题.这些叛逆罪立法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体现出英国从中世纪国家向近代国家过渡的时代特点.借助这些叛逆法,都铎王朝初期的国王达到了强化王权、维护统治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     

墟市、宗族与地方政治——以明代至民国时期闽西四保为中心

本文以明代至民国时期闽西四保地区墟市的发展为例 ,讨论了墟市发展、商业化和社会结构的关系问题。在明中叶 ,四保共有 3个墟市。至民国时期 ,增为 9个。在大约 3 0华里的狭长地带 ,总共分布着 7个墟市。其中相邻的 3个墟市 ,墟期完全相同。这些事实单纯用乡村经济的商业化和施坚雅的标准市场共同体理论很难解释 ,必须将墟市发展置于当地的社会结构中进行考察 ,将之与地方政治联系起来。在墟市的发展过程中 ,当地乡村经济的商业化固然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但同时与地方势力集团进行权力较量和角逐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巴尔蒂斯坦（小西藏）的历史与文化》出版

巴尔蒂斯坦位于巴基斯坦的北部,与我国新疆毗邻。这一地区历史上与我国关系密切,曾以＂大勃律＂、＂巴勒提＂等名出现于我国史书中,当地人称这里为＂巴尔蒂域＂（Baltiyul）即“巴尔蒂人之地”,     

民国时期晋西北妇女生育状况概述——以保德县百人口述调查资料为中心

民国时期晋西北地区妇女的生育状况极为落后,主要体现在早婚盛行、高出生率与高死亡率并存、不注重产妇的健康等,出现这种情况固然与当地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密切相关,但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和保守的生育习俗也是造成这些现象的重要原因。     

婚龄性别比失衡对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影响——来自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村地区的调查分析

婚龄性别比失衡问题到底有什么样的社会影响?这些社会影响的性质、影响范围以及具体表现又是怎样?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对延边地区进行了实地调查和深度访谈,发现该地区的婚龄男女性别比失衡相当明显。在这些地区,由于婚龄女性人口的大量向城市(国外)流动,当地的很多成年男性到了婚龄,都面临着无妻可娶的窘境。由此,对社会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社会运行和发展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离轨。     

吐蕃占领西域期间的军事建制及其特征

吐蕃王朝占领西域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后,以绿洲城邦为主要特征的自然地理条件及与之相应的当地社会生活方式,对驻扎吐蕃势力的军事建制产生了一定影响。历史典籍及西域、敦煌出土古藏文文献对吐蕃在西域的统治多有反映,从中可以看出,吐蕃在西域的军事建制是以吐蕃王朝建立之初的＂三勇部＂及军事部落联盟制度为基础,在军事扩张过程中逐步军事区域化、集团化的结果。吐蕃攻略西域的军区由四道节度（khrom）组成,与其河西、关陇、川康、西洱河等战区相平行。节度之下的基层军事建制,亦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西域绿洲地区传统意义上的以交通线路与城邦保障为主的管理模式,给养方式则出现分配土地、资财登记造册、军粮统一发放等形式,相应地引发职官体系及其职能的调整。     

浑都海、阿蓝答儿之乱的前因后果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初,在宁夏地方曾爆发了一次浑都海、阿蓝答儿之乱。这次叛乱是以反对忽必烈即汗位、拥护阿里不哥称大汗的形式出现的,但叛乱的原因则由来已久。叛乱平息之后,元廷加强了对宁夏地区的开发和管辖,“宁夏”之名也被正式采用,伊斯兰教在宁夏地区的大规模传播也自此始。一、阿蓝答儿钩考:蒙哥和忽必烈的一次较量蒙古国在灭亡西夏和全国,占领整个中国北方后,主要采取掠夺方式来统治这些地区。当时官吏素质极差,统治制度和剥削     

明中后期边远地区官员管理的失误及其对策

明代的边远地区主要包括北方的前江晋陕沿边州县和西南、中南的云贵川广琼等地．它们或路途荒远，险阻多瘴，或地接边关，屏障腹里，或多族杂居，易动难安，其治乱安危对明王朝的政治统治具有重要影响。这种重要性要求统治者强化和优化对这些地区官员的管理，以确保当地吏治活明，局势稳定。以朱元月、朱槐为代表的明初统治者曾经为此作出较大努力并取得明显成效。但到明中后期，明王朝在这方面的失误渐趋严重．本文主要探讨这些失误的表现、根源和社会政治影响，并对时人提出的应对方策略作评述．纵观明代中后期，统治者在边远地区官员管理…     

关于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研究综述

一、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形式 学者们比较一致地认为,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主要表现在三个领域。 (一)在经济领域,主要有三类矛盾。 1.中央、地方、企业、个人之间的利益矛盾。这些矛盾既是纵向的,又是互相交叉着的。既有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矛盾,当然,还有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个人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过去也是存在的,但现在出现了一些需要引起注意的突出问题,就是国民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还有的地方和部门过多地考虑本地区、本部门的局部利益,国家和全局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国家财政困难增加,赤字不断扩大,多年来,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悬殊。 2.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利益矛盾。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经济都取得比较大的或相对较大的发展。但东部地区由于有较好     

明代两湖地区的宗藩与地方社会

宗藩是影响明代两湖地方的重要因素之一。两湖地区不仅建藩数量多,且分布广,存在时间长,其影响除了以往关注较多的田地占有以外,还有宗藩之供应与役使、宗藩与地方统治秩序、宗藩与地方社会生活等方面。具体表现如:加重民众赋役负担、干涉地方官府行政、挠乱地方社会秩序、恶化基层社会风气。     

金代河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河北是古代中原地区的一部分,也是金朝统治的重心地区。这里所指河北,主要包括中都路、河北东路、河北西路、大名府路以及蔚州、兴州等部分地方,相当今河北省的全部,兼及河南省黄河以北、山东省东北小部分地方。金朝历九帝一百二十年,其间,河北社会经济的盛衰消长,应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予以具体地分析对待。     

何键的“小康”与“大同”——国民党地方新军阀的政治哲学与实践

作为南京政府时期国民党地方新军阀的典型,何键以＂小康＂与＂大同＂观曲折表达了自己的政治哲学。其＂小康之治＂虽然不为他本人推崇,却恰恰成为他政治实践的真实写照。但是何键又并非无原则拥护中央,他鼓吹大同之治,贬抑＂统一＂为＂小康＂的极端现象,又反映出地方新军阀醉心地方割据与军事独裁的普遍心态。何键坚决反共,推行恢复儒家伦理道德的教育改革,厉行＂清乡＂,上取悦南京中央以扩充实力稳固在湖南的统治,下可最大限度地整合社会资源以求得湖南各界的共同政治认同。因此其施政理念与政治实践在地方新军阀中具有典型意义,其＂小康＂与＂大同＂观更是地方新军阀政治哲学的集中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