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近代汉语后期语气词”与“呀”、“哇”、“哪”的关系——以《聊斋俚曲》为例

在现代汉语研究中,一般认为语气词”呀、哇、哪”是”啊”的语音变体,但在近代汉语中,“呀”、“哇”、“哪”与“啊”的关系错综复杂。“呀”、“哪”在成为“啊”的变体前,均为独立的语气词,在被纳入“啊”的音变轨道过程中,它们仍保持着某种程度的独立性;“哇”与“啊”的关系相对简单,完全是适应“啊”的音变出现的新形式。“呀、哇、哪”成为“啊”语音变体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渐进、逐渐展开,清末大致完成。     

《聊斋俚曲》中语气助词“啊”、“呀”的使用及其关系考察

在现代汉语研究中,一般认为语气助词＂呀＂是＂啊＂的语音变体,但在近代汉语中,＂呀＂却有着相对独立的语法地位,直到清代才被逐渐纳入语气助词＂啊＂音变的轨道。同时,从比况助词＂也似的＂到＂呀似的＂、＂那似的＂、＂哇似的＂的词形变化中可以发现,在汉语史上存在从＂呀→啊→呀、哇、哪……＂演变的语音链条,＂呀＂存在丢掉韵头音变为＂啊＂的语言事实,因此我们不排除＂呀＂为＂啊＂一个来源的可能。     

现代汉语中两种表反复义的结构“X（啊）X（啊）的”与“X（啊）Y（啊）的”比较分析

现代汉语口语中的“X（啊）X（啊）的”、“X（啊）Y（啊）的”两个结构在形式上相似,表义上也较相近。文章考察了两种结构中X、Y的类别,限制以及两类结构各自的语法意义,并从充当句法成分的能力以及对否定词和代词的选择方面讨论二者间的差异,最后指出结构中的“的”字并非可有可无。     

一个濒危语言的接触性“共变”——以贵琼语为例

语言接触性演变通常指的是通过目标语的某一些语言特征迁移,促成源语系统特征的增加、减少、替换或保留。近年来另一种接触性演变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即:目标语的自身演变趋势渗透到源语中,促使源语沿着同样的演变方向发生"共变"。在走向濒危的贵琼语和汉语的接触过程研究中,我们除了观察到语音、语义和语法特征迁移的事实,也发现了一些接触性共变的事例。     

立法语言中指人“的”字结构探析——以《刑法》为例

指人的字结构是我国立法语言中使用频率很高的句法形式之一。从语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来看,立法语言中的指人的字结构在承载较大的语义信息量的同时更好地体现了立法语言庄重性、准确性、严谨性和简约性的特点,准确地加以使用有助于明确犯罪对象,从而对特定人群的违法犯罪行为予以法律约束和处罚。     

语言比较研究的类型学思考——以汉藏语系语言比较研究为例

语言类型学经过几代语言学家的不断努力,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对语言类型的研究,既有不同语系、语族、语支语言之间的对比研究,也有同一语系、语族、语支内部语言的不同方面的对比研究.通过语言之间的比较研究,可以使模糊的、未确定的语言现象清楚明晰,使某些语言特点更为突出;可以更好地考察不同语言之间的异同、揭示语言演变的内在机制,从而为更好地了解少数民族语言的特点、为研究汉语提供理论依据.     

“中西文化交流”之意义及其个案研究——以金岳霖为例

在学术界越来越重视中西文化交流的当下,有必要澄清"中西文化交流"概念的意义、所指及其相互关系。作为一个组合概念,"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与所指具有宽泛性和历史性,这就要求在具体研究时,既要进行概念层面的意义分析,又要与具体所指对象的研究结合起来。唯有如此,才能理清哪些历史事件是真正的中西文化交流活动,哪些不是。从而不再把西方文化单方面的输入与中华文化单方面的输出视为中西文化交流。但是,为了澄清"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和所指,就有必要把对概念的理解与具体的个案研究结合起来。     

苗族桥文化的变迁——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个案研究

苗族的桥及其桥文化是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在西江千户苗寨调研时发现,在西江苗寨现代社会转型之时,西江的桥和桥文化在不同程度上也产生了变异.西江千户苗寨在苗族地区有很大影响力,是苗族文化的风向标,其变化对周边苗族地区更具投射作用.对其研究,以小见大,以便了解一个民族在现代转型期中文化的发展动向.     

圣经的归化翻译策略——以“道”字为例

一般圣经汉译学者认为,圣经和合本的成功在于其采用了倾向于源语的"字句切合"的翻译策略。此外,和合本也尽量贴近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对一些哲学思想方面的处理融合进了东方式的思维,以使圣经思想更易为中国人所接受。约翰福音中将Word译为"道",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老子《道德经》中的"道"及圣经中的Word的分析,结合相关翻译理论,尝试证明圣经中译本的归化翻译因素。     

论西夏蕃、汉礼之争的本质——以“任得敬”为个案研究

任得敬分国是贯穿西夏历史进程的蕃礼与汉礼矛盾不可调和后的集中表现,而藩、汉礼之争的最深层次社会经济本质是:实现层级臣僚统治(以儒治国,加强皇权)与有限经济能力(半农半牧)之间的固有矛盾。     

语用预设与中国喜剧小品——以“不差钱”为个案研究

语用预设是语用学中的重要理论,具有共同性、主观性、隐蔽性、单向性等特点。本文运用这些特点对小品“不差钱”进行研究,发现语用预设可以作为一种强有力的语用策略,帮助中国喜剧小品达到幽默、逗乐的喜剧效果。     

多元背后的“独音”：台湾媒体话语框架之对抗——以“旺中案”为个案研究

通过分析“旺中案”事件,解读台湾媒体话语权之争夺,侧面了解台湾媒体生态与媒介话语竞争现状,试图回答台湾媒体如何运用不同话语表达不同立场、呈现了怎样的媒介话语框架,并期望据此探究台湾媒介多元话语现象背后所体现的社会真实。     

汉日礼貌语言行为的比较——以学校为中心

中日两国国民在相同语境中所使用的礼貌语言及其伴随的身体语言,即礼貌语言行为存在一定的差异。在上下等差意识比较浓厚的学校生活中,在不同的师生见面场合,中日两国礼貌语言行为的异同表现,具有一定的规律与特色。这样的差异,与各自的社会文化背景、价值观念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从巫祝用“土”到以“土”为药论——兼论马王堆医书巫祝用土

土居中央,布气四方。其在中医文化领域,区区块垒之土,亦可以小见大,显出巫医同源异流之路。考古出土与传世文献证实,土之妙用,的确走过一条巫用为主,巫、医并举,引“土”归药的演绎心路。是为祖国中医文化由蒙昧巫医走上理性医学的升华之路。     

符号学视野下“妹娃儿”身份仿拟萌属性研究——以湖北恩施利川《龙船调》为个案研究

妹娃儿是土家族和苗族人对女性的通称或昵称。身份仿拟对妹娃儿萌属性符号有以下三种符义表述方式:首先,妹娃儿萌属性语表分析,使妹娃儿萌属性限制在语音共时阈中,说明妹娃儿所仿拟的身份具有少女语音符号属性;其次,妹娃儿萌属性符义语里分析,表明其具有多种语义符号属性;最后,妹娃儿萌属性语用阐释其时空性、可复制性、历史文化性和模糊性符号象征。研究结果表明:符号学视域下的身份仿拟可以将妹娃儿真实身份还原即还原妹娃儿少女等多元女性身份。     

受贿罪比较研究——以“贿赂”、“为他人谋利益”为中心

"贿赂"、"为他人谋利益"是传统刑法理论中受贿罪客观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贿赂不仅仅指财物,包括一切物质利益及非物质利益,从而使当今危害甚为严重的性贿赂等行为受到受贿罪的规范与制约;"为他人谋利益"不是受贿罪的客观要件而应是主观要件,这样既避免了受贿行为与"为他人谋利益"不同步时刑法的尴尬,也恰当地使受贿罪区别于敲诈勒索罪和诈骗罪.同时为了避免歧义,可将其表述为"为了他人的利益".     

“一＋N”的词汇化与语法化——以“一概”的个案研究为例

“一＋N（名词）”比较容易发生词汇化和语法化。“一概”最初是松散的定中短语,容器和内容没有凸显与否之分;当其高频连用发生词汇化演变为形容词时。凸显的是内容间的“一样,相同”,“一概”的词汇化和语法化都在唐代发生,词汇化只是为语法化提供了一个过渡,所以词汇化的用法没有在现代汉语中保留;当其进一步发生语法化为总括副词时,凸显的是容器的“全部,没有例外”。在“一概”词汇化和语法化的演变过程中,句法、语义和认知三者都在起作用。     

河南南阳方言中以“圪”字为语缀组成的词

河南南阳方言中存在着丰富的以＂圪＂字为语缀组成的词,文章按名词、动词、形容词三大类进行分类,分别列出其形式,诠释其作用,并与获嘉方言进行对比分析,以使人们更好地了解南阳方言中以＂圪＂字为语缀组成的词。     

身体语言表达差异的中日比较——以“眼睛”的表达为中心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除了语言交流,还有伴随语言而产生的非语言的交流。身体语言在置换为语言表达时,也会因为文化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含义或视点的差别。以眼睛的表达方式为中心,探讨中日两国语言在身体语言表达上的差异。     

从词义系统看词的本义——基于《汉语大词典》中“淫”字的个案研究

考察一个词的本义,有时可借助这个词的词义系统来联系,看其词义系统内部是怎样构成的以及与其他词的关系如何。对《汉语大词典》中"淫"字条相关义项的考察,"淫"的本义应该是"久雨"之义而非"浸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