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化安全领域法构建问题研究

网络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目前的网络文化安全规范存在权威性、系统性、协调性不足,单一传统的部门法学研究范式难以满足网络文化安全综合治理的需求等问题。从网络文化安全领域立法的政策基础、规范目标、调整对象及司法实践等方面综合考量,领域法学均可有效弥补传统部门法学的局限性,有利于实现网络文化安全法律规范体系的形式协调与价值融贯。构建网络文化安全法律规范体系,首先需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基础性法律地位,其次需注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及网络文化安全微观领域法的衔接,最终构建起一个中心明确、层次严密、差序有别的网络文化安全领域法规范体系。     

网络法律文化悖论的法理分析

新兴的网络法律文化存在多重悖论,主要包括高度自由与缺乏自律、"硬法"与"软法"、传统中心的解构和新型中心的崛起、平等与特权、民主与暴政、权利与责任等。其根源来自于身份的虚拟与身体的缺席之间的巨大差异、传统的压制型法律文化、网络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等。应当通过加强"内生性"网络立法,发挥网络"软法"的作用,推行网络实名制,借助非政府组织(NGO)实行立体化网络公共管理,推进和谐的网络法律文化建设。     

网络新兴节日发展评析

近年来,网络新兴节日如"光棍节"等日渐流行。网络新兴节日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现象,既有娱乐宣泄功能、交友婚恋功能、经济功能、政治文化功能等积极的社会功能,也引发不健康的婚恋心理和模式、网络社交的诚信问题、非理性消费、挤压主流节日文化等诸多消极的社会效应。应该从政治高度、法律规制、经济引导、道德自制等方面引导网络新兴节日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节日文化建设。     

网络文化的十大悖论

网络文化有两方面的含义 :网络的文化特性和文化的网络形态。网络文化存在着技术与人文、一元与多元、开放与封闭、自由与规范、民主与集中、虚拟与实在、理性与价值、神性与物性、传统与创新、个人与社会等要素之间的张力 ,构成了一系列本质性的悖论和困境。要解决这些悖论和困境 ,需要采取经济、技术、社会、法律、伦理、文化等多种手段     

创新管理机制 促进网络文化产业发展——河北省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现状与建议

河北省网络文化产业的发展、管理等与民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净化网络环境的要求以及与河北作为文化大省的地位相比还有大的差距,为此,应创新管理机制,总体布局,突出重点,制定发展规划与扶持政策,完善法律、法规,建设网络文化产业人才队伍,加强体制机制和网络道德建设,促进网络文化产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网络文化与法律冲突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信息全球化的发展 ,网络文化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景观 ,也出现了一个全球性的市民社会。网络文化中存在的问题 ,是现今法律制度在网络时代滞后性的表现 ,网络法律制度亟待建立     

疏导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法律路径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把"双刃剑",既可能引发破坏社会秩序的集体行动,也可能成为网民和政府沟通的桥梁。网络群体性事件概念不应带有贬义,笔者客观界定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概念,说明其宏观意义上的本质是社会监督形式,微观意义上则是公民表达权的形式。网络群体性事件在参与主体、关注事件、参与方式、产生影响等方面具有特殊性。所以,网络群体性事件应通过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途径加以疏导。在此重点探讨疏导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法律路径。     

社会信息化发展的网络文化安全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在当今社会信息化、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网络文化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其中渗透性、变异性、侵害性、腐蚀性和破坏性的安全威胁表现得尤为明显.自觉有效地维护网络文化安全.需要在提高安全意识、创新监管方式、完善法律制度、掌握核心技术和建设文化阵地等方面采取切实可行措施,形成多管齐下的综合治理局面,为建设中国特色网络文化提供安全保障和持续发展动力.     

法治文化视角下网络反腐法治化路径探索

针对网络反腐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我国有必要以法治文化的理论机理为切入点,构建网络反腐的法治文化,通过网络反腐制度性文化和观念文化建设,逐步使网络反腐主体既形成对法律制度的信奉又要确立起对法治的信仰,唯此方能从根本上实现网络反腐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     

加强新疆网络文化建设的思考

加强新疆网络文化建设是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需要;加强新疆网络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需要;加强新疆网络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大力发展互联网接入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构建覆盖全疆的现代传播体系和网络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加强新疆网络监督、管理与法律应对;加强新疆互联网资源的建设;加强新疆网络文化的人才队伍建设。     

论网络社会问题及其社会控制

网络技术的发展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重塑了人类文明,使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网络社会时代.但网络技术是把双刃剑,它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带来冲击.网络社会问题由此产生,并对道德、法律等传统社会控制手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民族文化、个人控制以及国家主权形成了巨大冲击.由于网络社会具有不同于传统社会社会控制的特点,要求我们对挑战积极回应,建立适应网络社会的新的社会控制机制.     

中韩网络实名制之精神分野与网络管理理念更新

网络实名制身份验证制度的技术性、工具性以及伦理特性压缩了实名制的功能。中韩实名制规范意旨以及社会功能存有分野。韩国实名制旨在治理“恶意回帖”、“网络恶搞”等网络暴力行为,以净化信息网络环境,增进社会福利。我国网络实名制作为转型中国的一种社会现象,不仅对网络形成一定的行政约束力,也反映了公共领域对公共决策等行政活动之监督以及回应。韩国过分倚重实名制之工具性价值、伦理导向却在黑客技术面前不堪一击,引发大规模个人资料外泄,也加深了源起于科技负效应的社会、文化裂痕。我国应调整规制网络暴力之逻辑思路,即加强民事立法的赋权,从个人数据资料保护的角度进行制度建构,在一些需要更多技术营养的社会领域发挥实名制之工具性价值。而对网络市民社会的“声音符号”以及“决策监督”,我们要有更多的远见,以宽容、保护、引导其发展。当法律遭遇新兴科技冲击,人们不仅要处理科技与法律之关系,更要关注科技、法律以及文化三者之间的对话与博弈。     

论网络文化与网络安全管理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安全管理越发重要,它已经超越了一个行业的范畴,上升为对国家执政能力的考量;上升为政治安全及社会风尚引领的问题.针对无所禁忌、恶搞、魔幻、暴力等文化迷失的现象.应以网络文化管理与网络文化建设相结合的方式,采取法律强制,网站、网民自律,青年知识分子担当更多社会责任来解决网络安全管理问题.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网络道德体系的构建

网络道德是当代社会公德之一 ,网络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一部分。针对网络对现实社会道德的巨大冲击 ,应当从理论层面、法律层面、技术层面和文化层面上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网络道德体系     

村民委员会选举中贿选的内在逻辑

村委会选举中的"贿选"现象愈演愈烈,这已成为村民自治中的突出问题。贿选是在法律制度、村级集体资源、村庄派系组织、文化网络和选民素质等要素所构成的系统中产生的。其中村级集体资源、村庄派系、文化网络和低位的选民素质是支持要素,它们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共同形成贿选的支持体系;而选举法律、村级管理制度和高位的选民素质是抑制要素,共同形成贿选的抑制体系,这一体系能够减弱或消除贿选支持要素的作用,从而达到抑制或消除贿选行为的目的。     

网络群体性事件及其防范

网络中活跃着大量与现实社会息息相关的"网中人",以这些"网中人"为主角在网络这个虚拟世界经常制造网络群体性事件,对网络和现实世界会同时造成极大危害。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防范和处置考验政府的执政能力。处置网络群体性事件必须遵循系统性和平战结合等原则,加强对ISP、ICP、IDC等工作对象的掌控,采用阳光备案和分级管理等模式,并进一步通过提高技术、加强管理、制订法律和有意识地进行网络文化引导等手段加强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防范和处置,确保网络长治久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对我国外观设计法律保护网络的思考

文章在简要论述外观设计法律保护网络的形成及其特征的基础上 ,重点阐明了外观设计的专利法、商标法、版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保护网络 ,通过论述认为对外观设计架构以专利法为主、其他相关法为辅的法律保护网络是十分必要的 ,这对完善我国对外观设计法律保护网络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礼·达摩·法——比较视野下的中印传统法律文化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法律,往往与宗教、道德、习惯等相互交织,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出丰富的民族特色与特定的文化内涵。礼的尊崇与达摩信仰融汇了中国和印度对于法律的态度、信念、心理与情感,深深植根于中印传统法律文化的土壤,表现出与西方迥异的风格与特质。基于经济文化、政治结构、风俗习惯等因素,中印传统法律文化呈现出诸多共通而又相异之处。对两国传统法律文化之异同进行比较,既为回顾法律文化传统、展望法治发展前景,又希冀以印度为镜,透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继受与革新。     

网络谣言及其应对策略

网络谣言已成为传播领域中一大公害。因此,须通过加强主流文化建设,提高政府公信力,加强政府辟谣机制建设,有效发挥主流媒体和"意见领袖"的作用,完善网络行为法律制度,加强互联网技术管理创新,培养网民的社会责任感,解决深层的社会原因等措施来应对网络谣言。     

法律移植:法律文化重构的重要形式向度

法律引进和移植是法律文化全球性重构的重要形式向度,近年来在成文法典、法律规范、法律意识和法律制度等方面,都已实施了法律引进和移植。这个文化实践过程包括了引进、输入、接受、选择、融合等形态,揭示了法律文化重构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动态性既体现在它的发生、发展直至最终实现当中,又体现在引进和移植先进的外来的法律文化和输出优秀的本土的法律文明的互动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