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义利之辨”与佛教“自利利他”比较研究

"义利之辨"是儒家的一个传统论题,"自利利他"是佛教的一个基本主张,这两者在形式上具有一定的同构性,即"义"相当于"利他",而"利"相当于"自利",但在内容上两者却有很大的差别,体现了儒佛之间不同的价值取向。儒家的"义利之辨"是在伦理向度上立义的,而佛教的"自利利他"则是在境界向度上立义的;儒家在"义利"关系的处理上重视"义",以"义"为前提来达成"义"与"利"的平衡,而佛教在"自利利他"关系的处理上则重视"自利",以"自利"为前提来达成"自利"与"利他"的平衡。     

“义利之辨”生发机制探微

依循孔子的运思理路,关涉人生大端的"义利之辨"是在如下次第井然、内在相贯的生发机制下得以进行的:"志"于"仁"以确立"义利之辨"的价值准矱,断于"勇"以激发"义利之辨"的生命强度,"权"于"道"以圆成一种以"义之与比"为鹄的的人生境界。     

孔子“义利”思想散论

<正> “义利”观念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传古时的“先王”、“圣贤”以及早于孔子的若干思想家,都曾谈过这个问题,而且或重“义”或重“利”,意见是极不统一的。“好古”的孔子敏求其涯涘岸略,既见“义利”之相互反对,又以重“义”说为适合已意,于是他割裂“义利”,得出贵“义”贱“利”的结论,并且进一步以“义利”为“君子”、“小人”的分野,从而肇开了此后二千余年“义利”之辨的先河。“义利”之辨实质上是理性,感性之争。“义”是普遍的社会道德规范,属于理性层次;而“利”则是满足人的物质欲望和感性需求的东西,属于感性层次。这在孔子那里亦是大体如此的。因此,从这里出发分析一下孔子的“义利”思想,或许不无意义。     

日本近世“义利之辨”的诠释理路：道之宜、羞恶、公利

“义利之辨”既是儒家哲学的重要道德范畴,也是一个极具张力的论题。日本近世“义利之辨”的诠释理路从原理性上克服了朱子学对“理”的依赖性,并用“道”取代“理”的原理性,表现为具有社会规范性质的“义”。“义”通过对“羞恶之心”的阐发建构了与“耻”的联系,形成了适用于武家社会的道德规范,并从学理上承认了“利”内涵下公利的合理性。日本近世对“义利之辨”的哲学诠释超越了朱子学“重义轻利”范畴,体现了儒学日本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异质性的本土思想特征。     

论中国书院教育中的义利之辨

义利之辨是中国书院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南宋时期朱熹、陆九渊、张栻等一些学者对此问题进行过论述,他们主张书院应以道义教育为重任,不可堕入利薮。南宋书院义利之辨对后代书院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崇义抑利的思想在后代书院薪火相传,结果使历代书院造就出了一批批以传播道德学术为职志的士人。义利之辨发轫于先秦时期,在中国社会广泛存在,中国历史上的义利之辨有崇义抑利、抑义崇利以及义利并重等多种思想主张。中国书院义利之辨中的崇义抑利思想不仅对昔日书院教育有着巨大贡献,而且对当今学校教育有着重要启示。     

“义利之辩”与两个文明建设

义利之辨,是我国古代思想界争论了二千多年而未有定论的理论悬案。其影响所及,令今天的人们也为之思索再三。 古代所谓义,一般指与礼制紧密相关的封建道德规范。所谓利,泛指利益,主要是人们的物质经     

叶适功利儒家伦理观管窥--以"义""利""害"范畴之解析为进路兼以朱学为基本参照

<水心别集>卷三"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虽表明了叶适早年于义利方面的基本思想轮廓,其涵义却不如他晚年所言之"成利致义"命题清晰.本文认为,"利"范畴实质是一个"义""害"并存的双义结构.同样对于"利",程朱理学相对而言就"害"的方面发现较多,并在义-利-害的范畴链接中以义为根本性前提,而实质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义本学统;叶适则尽力凸显"利"范畴中义的蕴涵,宗旨却不是侧重"义",而是侧重"利",借重义利之辨来加强其整个事功学说的理论完备性,从而自觉地完成了明显有别于理学的功利儒家伦理系统.     

“义利”新探

“义利之辨”是一个非常古老又长期争辨不休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不但先秦的诸子百家各持其说,就是秦汉以后的儒家,见解也多有不同。事情从来是这样,越是现实的、直接涉及到人们利益关系的问题,就越会使人们格外关心,并从不同的立场或角度加以理解。 利的层次 “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对其狭义的理解应是与“义”相对的不正当的欲求,或是以不正当的手段追求利己目的的意图和行为。对于利的广义理解则是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应当得到满足的需要。只有对利的内涵加以严格界定,谈义利之辨才有基本的前提。本文说的利,是从广义上使用的。     

发展生产力与坚持“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价值导向

一、发展生产力与社会主义义利观生产力的发展总是以物质财富的增长（“利”）为直接目标，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常常以物质财富的增长为结果表现出来，因而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必然与义利观产生密切的关联。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一般说来，利泛指利益或功利，与义相对特别是指个人的私利；义泛指人们应该遵循的道德规范或道义，也可指道义所要求维护的公共利益。在我国历史上，曾有过经久不衰的“义利之辨”，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的重义轻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种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的义利观，体现出一种着眼于整体利益的价值导向…     

“义以生利”思想对企业诚信建设的启示

"义以生利"思想是古人留下的宝贵思想,属于"义利现"经济思想中的一部分,它萌芽于孔子之前。目前国内学者对"义"与"利"的研究大多都是关于谁轻谁重的问题,而笔者则重点是研究"义"与"利"的相关性问题。并且笔者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完成"义"与"利"的相关性分析。此外文章根据"义"与"利"正相关的结论分析了"义以生利"思想对现代市场经济企业诚信建设的一些启示。     

义利之辨新释

中国历代思想家对义利之辨进行了探讨和争辨，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义利之辨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历史上义利之辨的反思，结合现实，就义利之辨谈点看法，如有不当，望加以批评指正。 一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变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期，义利之辨成为当时争鸣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儒家对义利之辨十分重视。创始人孔子，其学说以“仁”为核心，强调道德教化。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论语·阳货》）“义”成为君子的内在本质，把社会外在道德内化为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     

从孟子的“义利之辨”看当前我国领导干部作风建设

传承孟子“义利之辨”思想,推进当前我国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应注重处理好以下四种关系：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确立义在利先、舍利取义的义利理念;处理好“公利”与“私利”的关系,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处理好自律与他律的关系,为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筑牢双重防线;处理好工作、学习与生活的关系,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     

政治哲学视域下对《礼记》“德本财末”思想的解读

《礼记》中涉及儒家的"德本财末"思想,因其特有的政治关怀而存在一种隐性的设定:将这种关系定位于圣人或君主,这就为构建儒家政治哲学提供了可能。为此,以考辨"德"与"财"的关系为逻辑起点,通过对传统儒家义利之辨思维模式下"德本财末"思想的解读,尝试将这种思想与儒家政治哲学发生关联,意欲探究儒家构建"天下为公"的政治哲学何以可能。     

义利之辨的困境与出路

义利之辨和其他判断一样,要么是分析的,要么是综合的。换言之,义利之辨有两种基本模式: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义利之辨的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在理论上催生了其极端形式:道禅两家既不重利、也不崇义,把义利之辨由虚无推进到涅槃,从而否定了义利之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义利之辨的寂灭只是一种自我陶醉的幻相,透过幻相就可以探求到它潜藏着自由法则的重生因素。义利之辨的先天综合判断扬弃了其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完成了由自然法则向自由法则的历史转变,也在某种程度上综合并超越了功利论和义务论。     

儒家“义—利”价值结构与西方“财富”价值结构比较研究

通过中国儒家和西方经济价值结构的比较研究,发现儒家以"义—利"为价值结构模型,西方以"财富"为价值结构模型。儒家价值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义体利用",表现方式是:强国的道义在于顺天时、尽地利、忠人和;安国的道义在于民朴民富;治国的道义在于蓄储俭用。西方价值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利体义用",表现方式是:鼓励获取财富、财富规则和财富责任。儒家"义—利"价值结构与西方"财富"价值结构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评判话语体系,在中国现代"义利共体"的价值结构建构中,儒家价值结构提供着人文精神基础,西方价值结构提供着物质文明建设可资借鉴的经验。     

中国传统道德价值的衍变与晚清“义理经济”思想的产生

义利之辩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探讨价值观问题的基本线索,在“义”与“利”的博弈中产生了各家互不相同的义利观.汉武帝对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使儒家义利观独具一尊,“重义轻利”成为中国传统道德体系的核心.晚清时期,中国社会遭逢重大变局,社会历史条件的转换必然带来价值观念的变化,传统重义轻利的道德追求已不再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一些较为开明的知识分子不再囿于传统义利观中“义大于利”或“利重于义”的空疏论辩,主张把义理之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义理经济”合一的思想主张.     

论毛泽东、邓小平的义利观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毫无疑问是儒家思想,义利关系构成了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毛泽东、邓小平都继承了传统义利观的合理因素,但在超越传统义利观的同时,他们的义利观又各有特色。一、中国传统义利观的演变义利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历代哲人所关注的人生焦点。从春秋战国直至近现代,义利之辨纷争不息,源远流长。粗略考察,义利之辨在我国社会历史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先秦时期,这是义利之辨的奠基时期。对“利”的问题,先秦思想家有三种不同主张:扬朱主张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①;墨子主张廉爱(即为…     

中西义利观及其管理的比较研究

任何管理活动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义利观的影响.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义利观为儒家的"以义制利",它导致管理活动以"义"为中心,注重追求精神(道德)价值的实现.西方占主导地位的义利观为功利主义,它导致管理活动以"利"为中心,注重追求物质(经济)价值的实现.正确的义利观应该是义利统一、义利并重,基于这种义利观之上的管理活动才是合理的、有效的.     

儒家的“合一”观所蕴涵的管理哲学思想

管理哲学是儒家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从"合一"观的角度,儒家管理哲学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天人合一","唯人则天"的管理本体论;二是"知行合一","知治一致"的管理认识论;三是"义利合一","义以生利"的管理价值论。这三个方面构成了儒家管理哲学的基本框架。     

儒家义利观辨正

<正> 义利之辨,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对于先秦儒家的重义轻利,史学界几乎普遍地认为是一种否定功利、扼杀人性、鼓吹禁欲的说教。我以为事实并非如此。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和孟子的“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是他们对义利关系的最典型阴确的说法。据此,是否就可以断定他们根本不言利呢?不可。因为上述说法实际上并没有存义灭利的意思,而只不过是主张要以义统利,把义放在首要的地位,反对“后义而先利”而已。所以,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只要能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即“见利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