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扬州经济繁荣初探——1975-78年手工业作坊遗址的考古收获

唐代扬州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它在当时对国内经济和国际交通方面起过颇为重要的作用。1975年至1978年由南京博物院、扬州师范学院、扬州博物馆共同组成的考古队进行了科学发掘,证实了这种看法。本文仅就经济方面作一些初步探索。至于唐代扬州考古反映出的其他许多问题,则待另行著文论述。一、扬州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     

读陈勇《唐代长江下游经济发展研究》

鉴于长江下游经济区在唐代所具有的这种特殊地位,因而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作专门、具体的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了.目前学术界对唐代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研究,上中游均有著作问世,下游除李伯重先生<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张剑光先生<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两书外,迄今尚无专著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作整体性或综合性的系统研究,这与当时长江下游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地位很不相称.     

鉴真和尚和唐代扬州

唐代的扬州,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文化古城,也是鉴真和尚的故乡。他于垂拱四年(688),出生于扬州附郭而治的江阳县,即邗沟故道以东以南的地区,包括今城扬州在内。这座古老的城市,自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以来,已成为淮南运河的入口处,我国南北水陆交通和运输的枢纽,对外贸易的港口,东南地区的一大都会。以“富庶甲天下”而闻名于世。唐代诗人徐凝的诗句“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正是对整个唐代扬州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生动概括。鉴真大和尚就生长在这样     

扬州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研究

扬州作为久负盛名的历史文化古城,具有十分丰富的文化底蕴以及文化资源,研究如何以扬州地域文化为基础推动社会核心价值观培育具有重要的意义.正确对待地域文化与社会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内在关联,应该学习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加强地域文化建设.以扬州地方文化为载体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一方面能够加强扬州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另一方面能够推动扬州本地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唐都长安是中国雕板印刷术的发源地

被誉为“文明之母”的雕板印刷术始于唐代,这在史学界巳成为定论。但唐代刻书地点可考者,除京城长安外,还有东都洛阳、越州、扬州、江东、江西及益州、成都等地。那么究竟何处是雕板印刷术的发源地呢?这个问题,为方家学者所未论及。笔者查阅了大量的史料,根据有关记载推断,唐代长安应是我国古代雕板印刷术的发源地。论据如下:     

扬州书院与扬州学派

“扬州学派”产生于清代乾嘉之际,属于乾嘉考据学派的一个分支,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它的形成和发展与当时一代学风关系极为密切。因为清代的朴学在清代学术史上是有其独特地位的,“所谓古典学派的朴学,可与先秦哲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前后辉映,各为一个时代学术思潮的代表。”这样的学术空气,给扬州学派的滋润生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然而,它之所以能在扬州这一江淮繁富的东南大都异军突起,繁荣兴盛,除了当时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优裕条件以及学术空气影响以外,我们认为扬州     

论唐代长江下游农田水利的修治及其特点

对农田水利的重视和兴修,是我国古代农业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条件之一,对于以植稻为主的长江下游地区来说,农田水利的兴修尤为重要。本文根据文献材料的记载,对唐代长江下游地区农田水利的发展情况作了具体的考察,并在其基础上总结了该地区农田水利的发展特点。     

李煜及南唐其他词人的词

五代时期有几个与花间派词人同时而稍晚的词家,他们集中于当时偏安江左的南唐首都金陵,这就是一般文学史家所称的南唐词人。重要的作家有李璟、冯延己和李煜,成就较高的是李煜。南唐在李昪统治时期(937——943)曾扩展国境到湖北、湖南和浙江的部分地区。金陵、扬州本来是长江下游最繁盛的都市,这时的经济尚称繁荣,中原人士有不少避乱于此,加上南唐的国主又都比较爱好文学,因而南唐的文化发展也比其他割据一方的国家强。后蜀的欧阳炯存《花间集序》中说:     

记影园主人郑元勋

扬州是东南文化名城,和苏州、杭州各有其地理上的特征和引人入胜之处。苏州以市肆胜,杭州以湖山胜,而扬州以园林胜。明末在扬州城南的郑氏影园,为当时最著名的园林,因园中开过黄牡丹,主人郑元勋遍邀名士赋诗,盛极一时。郑氏自己又因高傑     

唐代扬州的手工业

唐代长江中、下游水利和农业的发展,为扬州手工业的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而地下的丰富蕴藏也为手工业的生产提供了资源。据《新唐书·地理志》载,扬州直属的江都、六合、海陵(今泰州)、天长等县皆有铜、有铁、有盐、淮南道所属的楚州、滁     

略论唐代扬州繁荣的社会基础

这是唐代诗人姚合《扬州春词三首》中的一首。作者只用了四十个字,就把水乡扬州美丽、繁华的景象,生动而凝练地刻画了出来。象这类吟咏扬州繁华风貌的诗篇,在唐人作品中流传下来的不少。这些,为我们今天研究唐代的扬州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唐代,扬州不仅是东南沿海地区的一大重镇,而且是蜚声中外的一座名城。唐朝建立不久,就在这里设置大都督府。大都督府在当时为数很少,其设置,一般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扬州设置都督府,对于它的繁荣自然起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作为扬     

唐代扬州商业探析

<正> 扬州是国务院第一批审定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它在唐代曾经是经济发达、商业繁盛、文物会萃之地。 唐初,扬州城在今日扬州市西北的蜀罔之上,乃汉代广陵城故址。蜀罔之下的平地上住着一些居民和手工业者。中唐安史之乱爆发,黄河南北战火连天,江淮地区比较安定,中原的一些富商大贾纷纷转来此处经商,一些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人民也相继南来,扬州人口增     

18世纪扬州花、雅演剧考论

18世纪扬州演剧的繁盛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昆曲的复苏。二是花部的勃兴。其主要贡献也有两点:一是官与商的合力为演剧提供了物质基础和舆论支持。尤其是发生在18世纪的康、乾的九次南巡为盐商的豢养家班和演剧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支持。使得当时的扬州在演剧频度、演剧水准、舞台行头设施和戏班规模等方面均处于一个其他地区无法超越的优势地位。二是与交通优势、徽商崛起以及徽班横行相关联,扬州在昆曲传播、技艺融合以及新剧种形成方面也卓有贡献。     

从《太平广记》看唐代扬州的胡人活动

扬州在唐代是国内仅次于长安和洛阳的大都市。《太平广记》收录了大量描写有关胡商和胡奴在扬州活动的作品。通过分析扬州胡人形象,可以看出异域文化与汉文化的差异及融通,也可以窥见唐代扬州城市盛况。而透过唐代扬州胡人性格特征、行为方式和文化观念,也可以探看汉民族共同体对于胡人曾经有过的群体想象。     

清代前期扬州城市经济

扬州是我国历史名城之一,它几经兴衰,清初又发展成为我国东南地区一大商业城市。“东南繁华扬州起,水陆物力盛罗绮”,它的城市经济实力极为雄厚。那时全国赋税之半来自盐课,而“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因而它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李斗《扬州画舫录》对清代前期扬州城商业繁荣景象有具体的描绘。本文以此书为主,结合其他一些历史文献记载,对此时期扬州城市经济作一简介。     

清代扬州盐商的兴衰与鸦片输入

扬州,自唐代以来就是一个商业繁盛的著名都市。清代,扬州是两淮都转盐运陡司的所在地,因而,四方豪商大贾鳞集■至,扬州成为两淮盐业的大本营。扬州盐商即两淮盐商,又称淮商、扬商,是两淮地区盐业商人资本的统称。扬州虽为盐商荟萃之地,但扬州盐商并不一定都是扬州人。     

唐代扬州的商业

唐代扬州是大江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为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即在南北朝对立时期,已是经济繁荣,人物荟萃。鲍照《芜城赋》写广陵全盛之时“车挂(车彗),人驾肩,廛閈扑地,歌吹沸天。孳货盐田,铲利铜山”,虽不无夸张成分,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南朝初期扬州商业繁盛的景象。隋末大乱,扬州地区屡遭战火,受到严重破坏,归唐以后,又进入稳定发展阶段。《旧唐书》卷五十九《李袭誉传》说:“江都俗好商贾,不事农桑。”李袭誉是唐朝宗室,他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约在贞观七、八年,足见唐初扬州经商之风很盛,标志着商业的发展。其后随着江淮水利工程的建设,农业     

古代长江三角洲江南经济区的形成

长江三角洲的太湖流域,历来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地区。太湖地区历史悠久,远古时代就有我们祖先的足迹。建国以来,从太湖流域考古发现的许多新石器遗址,说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样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春秋时代的吴越文化即发源於此。这里有丰富的物产,有利的自然条件,因“地广人稀”,开发较后于中原黄河流域,自三国时代孙吴据有江东以来,太湖平原开始了经济开发的历程,唐中期以后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江南经济区域。长江三角洲地处江南,汉代属扬州境,唐代为江南道的浙东观察使与浙西观察使所管,宋     

西安历史述略(选刊连载六)

第四节蓬勃发展的中外文化交流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由于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高度发展,唐代文化对于亚洲国家乃至其他地区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又吸收其他国家文化中的新鲜的养料,使唐代文化更加发扬光大。唐代中外文化交流出现一个蓬勃发展的新局面,长安城在蓬勃发展的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放射出奇光异彩。马克思指出:“城市,就此字的本身含义来讲,只有在对于对外贸易特别有利的地方,或是在国家元首及其权臣因需要用自己收入(剩余产品)换取劳动,而把它作为工作基金支付出去的地方才能形成。”唐长安和拜占廷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是东西两大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据《唐六典》记载,当时有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和唐朝有友好交往,后来因互相攻伐、兼并,到开     

释“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兼谈南方少数民族对我国古代纺织业的贡献

历代诸家集解,对地理名著《禹贡》古扬州“岛夷卉服,厥篚织贝”两句话,论说纷纭。近年来,在有关历史研究著作中,学术界又把这两句话作为例证提了出来。最突出的例子有二:一是主张《禹贡》古扬州的“岛夷”即今天的台湾,把台湾与祖国大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联系提前了好几百年;二是认为“卉服”和“织贝”都是草棉织品,从而把我国东南沿海的居民利用草棉织布的历史上溯至二千四百多年以前的战国时代。这两种见解究竟对不对,我认为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我们观察任何社会现象都必须坚持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的历史观点。考释“岛夷卉服,厥篚织贝”时也应该这样。这两句简括的话,据我个人理解,是由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