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信人格的悲剧意蕴--读《史记·淮阴侯列传》

韩信之死令千古叹惋,探究其死因可谓代不乏人.但人们论证的焦点,或集中于对封建统治者及其专制制度的责难,或是对韩信反叛与否的辩驳,都未能真正揭示出其悲剧的实质.其实,韩信悲剧的构成,刘邦为首的封建统治者的残酷是一个方面,但这是外在因素,最直接的原因当在韩信自身,在其自身所蕴含的悲剧意蕴.     

清代科举与士人心态

科举制度的产生与儒家传统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封建士子把“学而优则仕”看作是变更自身命运的希望,也视为获得社会承认的某种荣誉的标志。而封建统治者则把科举当成稳定社会、维护自身统治的一剂良药。从本质上讲,科举制度是买卖关系在君臣之间的反映。清王朝有效地运用了这一人才选举制度,巩固了它入关以后的统治,使大多数士人成为科举的奴仆,心甘情愿地受人摆布,这是统治者的喜剧,是士人的悲剧。清代科举之八股文上承明代,其弊自不待言,但它与文学有怎样的关系等问题,不是“一言以弊之”所能解答的。     

严歌苓英语小说《赴宴者》中的悲剧女性形象探析

《赴宴者》是严歌苓的首部英文长篇力作,在美国出版之初,就立刻引起评论界的关注并获得文学奖项。它虽然是以男主人公的荒诞宴会虫经历展开故事情节的,但作为配角的女性悲剧形象,却饱含了作者对女性主义和女性生存现状的深度思考。本文试图以文本分析的方法,解读《赴宴者》中四位女性悲剧形象,挖掘其悲剧产生的原因,以其达到更深层次理解严歌苓对女性性别的思考和诠释。     

阿拉伯帝国商业繁荣的影响

8世纪中叶至 15世纪末，阿拉伯帝国的商业繁荣对农村经济、城市手工业和封建统治者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农村的商品生产有所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的自然经济，但地主商人化和商人地主化又缓和了商业资本与地权的根本对立；城市手工业商品生产有所扩大，但在官营手工业的排挤和商人、包税人的压榨下，生存艰难；封建统治者也积极参与商业活动，使地主、商人、官僚形成“三位一体”的政治经济关系，所以，虽然阿拉伯帝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封建的自然经济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但却未能冲破封建制度的束缚，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巩固了封建统治。     

八十年代以来韩信研究综述

韩信是一位在我国古代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对其一生的功过是非历史研究者颇多。八十年代以来，对于韩信的出生地、夏阳东渡的路线、汉中对策的作用、灭齐之战、要求封王封地以及韩信死因等问题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     

试论唐政府与专卖商的关系

商品经济是瓦解封建统治的腐蚀剂,因而必然遭到封建统治者的压制.逐渐积累起统治经验的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由一味采取单纯的抑商政策,到竭力将商品经济纳入封建经济的轨道,利用它为自身的统治服务.汉的官专卖而唐的官商混合专卖以及宋以后的商专卖,则构成这一演变过程的重要侧面.了解这一点,无疑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既违抗又适应的两重性,商人资本对封建经济既腐蚀又维护的     

奕訢与晚清政府的矛盾纠结

奕訢是晚清政治舞台上的峥嵘要角 ,他在内外政务中举步维艰 ,特别是对外的立场转变 ,代表了近代不少封建统治人物与西方殖民者交往的心路历程 ,即起初盲目虚骄 ,一旦受挫 ,就以为洋人不可战胜 ,由此在处理政务中出现了不少悲剧。     

论现代文学中长子形象的悲剧性

现代文学中的长子,是指生活在二十世纪上叶新旧文化转型期,封建家庭中的末代长子。特定的时代背景、自身的性格特点使他们的命运染上了浓重的悲剧色彩。全文主要从文化转型这一独特视角,通过对他们悲剧的表现、特点、原因及意义等各方面的透视,试图探讨其悲剧内涵,解读其悲剧生命的时代价值和意义。     

韩信的悲剧

韩信是楚、汉之争期间出现的一个悲剧性人物。他在楚、汉战争中投效刘邦,以谋略过人被擢为汉军统帅,实力强大。当时,蒯通劝韩信取齐地,成功后又劝他割据齐地自立。齐地处于黄河下游,掩有以后置汉的平原,千乘、东莱和齐等四郡,渔盐之利富厚,韩信又掌握重兵,在楚、汉相争中是举足轻重的筹码。据齐自立,势成鼎足。但韩信看重刘邦对自己的恩宠和信任,终于拒绝蒯通的建议而作了折衷的抉择:承认刘邦     

韩信“谋反”真相再探

从互见法的角度来重新审视韩信的"谋反",我们能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即韩信谋反之罪是刘邦、吕后忌惮其能的结果。从互见法的角度分析薄太后为周勃的"辩护"、彭越的冤案、萧何的遭遇等,可以证明韩信的清白。韩信谋反案在档案文书中早有记载,司马迁作为汉朝史官,只能按照"爰书"叙史,这其实是另一种意义的"实录"。对于韩信的悲惨遭遇,司马迁有自己的评判,司马迁通过多处互见法的灵活运用透露出了许多重要信息。     

孔子周游列国不遇之原因新探

孔子为追求理想周游列国却始终没有被重用。其原因不是后人所说的孔子之道“迂阔而不切实际”,主要应归之于以下两个方面:孔子的“正名”主张和为政实践;昏君乱邦。     

宋金之际北方土地制度的变化

宋金之际,幽蓟富户被强制迁往塞外,北方汉族人民的耕地被猛安谋克屯田户占夺,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但其最终结果却是封建化范围的扩大。在一段时间内.奴隶数量增多,并不是女真固有的家内奴隶制和债务奴隶制发展的结果,而是女真统治者扩充了中原封建社会内部固有的、作为封建生产关系补充形式的奴隶制。     

康有为的新孔子观和新儒学观

孔子是中国统治者标榜的圣人,是万世师表,孔子所创立的儒学是中国封建统治的合法性依据。及至近代,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康有为为了捍卫中国本土文化,挽救民族文化危机,树立民族自尊自信,标举孔子和儒学的旗帜,借用西学,重塑孔子形象,复原孔教,援西入儒,形成了自已独特的孔子和儒学观,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从“轻武”与“尚武”看中日两国传统文化的差异

近代以前,中日两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性格不同,中国的统治者是文人,以“文”人仕立朝,以儒学作为封建统治的道德基础;日本的统治者是武士,以“武”扬名人仕,以武士道作为封建统治的道德基础。因此,“轻武”与“尚武”成为中日两国在传统文化上的一个重要差异。     

元朝国子学教官问题初探

国子学是中国历代王朝培植贵胃子弟的机构,是封建国家的最高学府。元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也因袭了汉族旧制,创建了国子学,在国子学中国子祭酒“掌学之教令”,是国子监的最高行政官员。通过元朝对国子学主要官员国子祭酒的任命,也能够反映出元朝国子学的办学情况。     

三分孔孟二分庄──袁枚的思想基础

袁枚思想基础以孔孟思想为主，庄子思想为辅。他既尊　孔，以孔孟思想作为批评理学与汉学的根据；又疑孔，大胆提出与孔孟相对立的观点：显示　出他是由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时期的思想学术批评家。而庄子的生死观、人生哲学等则　影响了他的人生道路。     

先秦子书的编集与“轴心时代”的经典生成——以《韩非子》成书过程为例

先秦子书的成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关涉到古书体例与"轴心时代"的经典生成。作为诸子集成之作的《韩非子》,其编集过程在先秦子书中颇具代表性。其成书大致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韩非去世后已有门徒整理师说,将其著述搜集汇为一编,但此本与今本相比并不完整;第二,汉初能见到宫廷内府藏书者,又将《初见秦》、《存韩》等秦廷档案文书编入,这是在武帝建元元年罢黜申、商、韩非等诸家学说之前完成的。以此为个案考察先秦子书的成书,可以对"轴心时代"的意义作更为深刻的理解:所谓此时期的"精神导师",更多是就文化元典的创制者而言,他固然主要指学派创始人,却也与整个学派相关。     

注解孔融取死之谜

孔融个性鲜明,以至终为曹操所不容而被杀,学界大多归咎于曹操。本文探讨了汉末以来的文化氛围与知识分子的行事特点,在此基础上,对孔融的一生行事做了细致梳理,对其取死之因做出了新的解释。     

张养浩散曲论略

在封建社会里,尤其在元朝这样一个特殊时代里,身居高官显宦的张养浩,能克己奉公,为拯救苦难中的劳苦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实属少见。在他的散曲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一生以忧国忧民开始,也以忧国忧民而终。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家,也是一位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对劳动人民有深切同情、为官清廉、具有典型儒家经世济民思想的封建官员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