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中期以后的海外贸易

明中期以后,海禁政策日渐松弛,私人海外贸易得到迅速发展。尤其是隆庆元年部分解除海禁以后,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白银大量地流入中国,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东南沿海地区最早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国内生产力的提高是社会发展变革的根本原因,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外部因素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在此期间,海外贸易的发展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滋生、成长几乎同步进行。     

明代华商出海贸易的厉禁与弛禁

明代华商出海贸易的规制置于海禁的基本框架下,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厉行海禁时,华商出海贸易被严禁;海禁松弛时,华商可以有条件地出海贸易。明代中后期随着中外环境的变迁,在不同利益主体的长期博弈下,最终促成“隆庆开海”,与之相适应出现了详细的规制。效率更高的制度对效率偏低制度的替代、转换的过程是制度变迁的实质,只是不同的制度何时变迁、如何变迁受诸多变量的推动与影响。明代华商出海贸易法制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明帝国的自我修复能力,授权地方政府因势利导私人海外贸易,缓解了内外危机,延续了明帝国的存在。     

明代海禁政策及其对中暹经贸关系的影响

136 8年明朝建立后 ,朱元璋实行海禁政策。采取海禁政策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他开国之初国防上的需要 ,除了针对倭寇之外 ,更主要的是针对张士诚、方国珍等残余势力。明代私人海商活动也已成力明朝政府最大心患之一 ,实行海禁政策也有防范明代私人海商的一面。至隆庆元年 [15 6 7],明朝政府被迫放宽海禁。 2 0 0多年的海禁政策 ,影响了中暹经贸关系。海禁的严紧和松驰对朝贡贸易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明廷制定的海禁政策 ,只是束缚了中暹民间的海外贸易 ,而为官方的垄断贸易提供了条件。隆庆时期 ,海禁宽驰 ,民间贸易便成为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的主要形式。     

论明代的私人海外贸易

<正> 综观有明一代的私人海外贸易,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洪武至弘治时为前期。由于明王朝厉行海禁,私人海外贸易只能在暗中艰难进行;正德、嘉靖两朝为中期,私人海外贸易得到较快发展,并出现了一些大的海商集团;隆庆至明末为后期,私人海外贸易终于冲破海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一明初,朱元璋鉴于“海疆不靖”,担心张士诚、方国珍的残余势力卷土重来和防备“倭寇”的骚扰,便     

论明初的海禁与朝贡贸易

海禁与朝贡贸易是明初对外关系的两件大事。明初实行海禁的主要目的是抵御倭寇,它对于加强海防、维护新生的明王朝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与海禁相辅相成的朝贡贸易包含着相当大的商业成分,它首先考虑的是贸易,其次才是政治。因其在执行过程中,加重了地方的财政负担,引起地方官员和民众的不满,加剧了朝廷与地方的矛盾,因此难以长期维持下去。     

明代广州对外贸易试探

<正> 明代广州对外贸易,可分为贡舶贸易和商舶贸易两种形式.按照明人王圻在《续文献通考》一书中的说法,贡舶贸易,“为王法所许,司于市舶,贸易之公也”,亦即合法的官方贸易;它确立于洪武间,永乐、宣德间臻于鼎盛,但正德之后就趋于衰微.商舶贸易,“为王法所不许,不司于市舶,贸易之私也”,亦即私人贸易;在隆庆改元之前,这种贸易形式是非法的,受到明廷的禁止,但在此之后,开放海禁,这种贸易勃兴而居广州对外贸易的主导地位.因此,我们可以隆庆改元为界标,把明代广州对外贸易分为前后二个时期:前期:洪武至隆庆改元,为贡舶贸易时期.后期:隆庆改元后至明终,为商舶贸易时期.本文要探讨的,就是这二大时期广州对外贸易两种形式的发展、内容、影响等问题.     

论明代的朝贡贸易

明王朝处于十四世纪至十七世纪,这在世界史上是一个航海事业大发展、世界面貌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正是在这样一个大有作为的时代,明王朝却一反宋元以来大力发展海外贸易的旧制,将海外贸易严格限制在"朝贡贸易"的范围内,从而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这无疑是一个很重要和值得进行深入探讨的问题.一我们首先考察一下朝贡贸易的形态和性质.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鉴于"海疆不靖",担心张士诚、方国珍的残余势力卷土重来,也为了防备倭寇的骚扰,便厉行海禁,"片板不许下海"(《明史·朱纨传》).为此,甚至连沿海人民下海捕鱼也被禁     

明代倭寇海盗、海禁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读《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

十六世纪明代嘉靖隆庆年间的倭寇海盗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明清统治者从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把东南沿海地区人民不顾封建政府海禁前往日本、东南亚各国从事海外贸易,诬为倭寇海盗,并进行了残酷的镇压。长期以来,很少有人对此进行专门的研究;解放后,一些书刊仍沿袭旧的观点,把一场人民的正义斗争,也说成是倭寇海盗,对封建统治者镇压人民的行动,不加分析地一律给予肯定和赞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山大学戴裔煊教授《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澄清了一些历史事实,为深入研究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倭寇海盗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一、嘉隆期间的倭寇与明初、万历年问的倭寇不同,前者是假倭寇,后者是真倭寇。戴裔煊教授认为:明初日本人入寇山东,以及派人与明左丞相胡惟庸相勾结进行谋反,是由日本当权者所主谋指使的,是真倭寇。万历年间日本虽没有直接派兵入侵中国,但当时     

东南亚胡椒与明代社会经济

东南亚胡椒在明代的中国,其不仅是饮食调味、医疗保健的重要原料,亦被赋予了多重经济职能。在朝贡贸易、海禁政策、白银短缺、民间走私、隆庆开海等多重因素的交织作用下,作为舶来品的胡椒不仅成为明廷赏赐百官、奖励军功、支付薪俸的主要物品,市舶抽分、进口商税的重要来源,而且时常作为商品贸易的纽带和润滑剂,甚至有了货币职能的雏形。     

明初用人制度改革及其得失

明朝是我国封建制度日趋腐朽、资本主义萌芽历史时期的一个封建王朝。以朱元漳为首的统治集团，在取得政权之后，从巩固明王朝     

明代隆庆开放应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兼与许苏民先生商榷

明隆庆帝继位后,在福建漳州设立海澄县,并于隆庆元年(1567年)在该地部分开放东南海禁.这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此"海宇宴如",东南沿海的倭患基本平息.海外贸易得到迅速发展,白银大量内流,国内银本位制渐得确立,商品经济发展到一个新水平,并开始日益侵蚀封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明后期出现了以反矿监、税使为标志的"市民运动",思想文化领域也出现了为工商业者鼓与呼的新思潮,由此可见,明代后期隆庆开放应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明代广东的对外贸易

<正> 在明代,广东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地区之一。明代广东的对外贸易,若从贸易的方式看,可以分为市舶贸易和商舶贸易两种。明人王圻说:“贡舶与市舶一事也。……贡舶者王法之所许,市舶之所司,乃贸易之公也。海商者王法之所不许,市舶之所不经,乃贸易之私也。”①这种解释,在严格执行海禁时期,从法的观点来划分,分为合法贸易,即贡舶贸易,非法贸易,即商舶贸易,是对的。但隆庆以后,海禁松弛,允许海商出洋贸易,商舶贸易不再是非法而是合法的了。因此,本文所说的贡舶贸易,以王圻所说为据,商舶贸易则包括海商的合法非法贸易在内,并不拘泥于海商的非法贸易的叙述。今为便于叙述起见,先从贡舶贸易谈起。     

宋代四川盐业生产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十一世纪中叶,在我国四川地区,曾出现过一种新式盐井——卓筒井,简称筒井。由于宋代盐法峻棘,严禁私人凿井,这种卓筒井在相当长时间里,都处于半非法和半秘密状态。而恰在这种私井中,不但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活塞机械技术,实现了中国井盐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革新,并且采用了截然不同于官井的崭新经营方式。在这里,生产关系已突破封建主义樊篱,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人们或许要问:关于明代中叶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史学界尚有争论,难道比此早五个世纪的宋代,反而会具备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条件吗?纵使多少具有了这类条件,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没有出现在经济发达的都市或沿海地区,何以会在边远僻陋的四川地区冒出头来呢?本文拟从宋代四川的食盐贸易、井盐业生产力的发展和新式盐业作坊的经营方式等几个方面,就此问题展开论析。     

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特点和政治经济学的有关理论

本文试图对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特点加以具体分析,并对照苏联和我国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有关理论,谈点看法。 (一) 中国资本主义手工业的萌芽 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结果,是在简单商品生产者分化的基础上产生的,而工业则首当其冲,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于手工业,只是到后来才使农业从属于自己”。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三个阶段即简单协作制、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工业,前两个阶     

关于“中国历史纲要”明清史部分几个经济问题的意见

现在我想单就尚钺同志“中国历史纲要”第六章中所提及的几个经济问题表示一点意见: 尚钺同志这书的第六章是专论明代以及在鸦片战争前的清代历史情况的。就中国的封建时期历史来说,这实在是很重要的一段时期。因为这时代的历史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发展到了“末期”的历史。在欧洲封建社会发展到了“末期”,就在封建社会的内部产生了所谓“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这种“萌芽”并且发展起来,终於否定了固有的封建社会,产生了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但在我们中国则不同,中国在封建社会後期虽然也产生了所谓“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但这种“萌芽”发展得很缓慢,以致一直到外国资本侵入以前,中国还并未能发展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从外国资本侵入後才逐渐地发展起来的。为什麽中国的“资本主义     

试论明代的对外开放

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代,已进入了它的后期阶段。在明王朝统治的270多年的历史时期里(公元1368年——1644年),无论是国际国内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情况。就国内来说,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一些行业和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就国外来讲,西方的欧洲国家,正开始跨入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时期;东方     

嘉靖“倭患”探实

通常的历史教科书告诉人们:明中叶,倭寇侵掠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使这一带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了重大损失,因此抗倭战争是爱国的、正义的战争。这个结论,长期以来为人们接受。但事实上,明中叶,特别是嘉靖年间的所谓“倭寇”,从领导者到基本群众都是中国人;这些中国人是为了冲破明王朝反动的“海禁”政策才被迫拿起武器的;他们的斗争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具有进步意义,而他们之被镇压是历史的悲剧。     

鸦片战争前上海航运业的发展

上海航运业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近些年来已引起史学界的注意。它是我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和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试就当时航运业的发展情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等几个方面,作初步探讨,提出一些极不成熟的意见,求教于读者。 (一) 上海原是由于海上贸易和航运业的发展     

关于中西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及其近代化转型问题

本文比较分析了中国与西欧封建社会的国家经济、地主经济、小农经济及城市工商业经济等多层次经济结构，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特征是封建国家经济力量的强大和私人经济的相对弱小。中国封建社会的这一特征给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及近代化转型以极大影响。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近代并未中断

苏州大学王翔副教授在其《挣不脱的锁链——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命运》一书中提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近代的发展并没有中断。 王翔说,人们以往认为,明末清初,东南沿海的一些城镇手工业中,已孕育着稀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有如苏州、杭州、南京等地丝绸业中的重要生产经营组织——“账房”,就是一种典型形态。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破坏了中国的城市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截断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道路,使它难以幸免。王翔认为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否中断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有些行业可以是这样,如踹布业、刨烟业;但也有一些行业则未必如此。他提出,在鸦片战争后江南丝绸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则逐渐发育成熟,并从20世纪初年开始逐渐由传统手工业向近代机器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