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广东的“主僮”

广东“主僮”是研究广东壮族历史压族源的关键。本文根据文献记载和社会调查资料,运用历史学和民族学相结合的方法,首次系统予以论述。文章提出广东“主僮”分布于德庆、封开、怀集和连山一带,由粤地土著古越族经过长期发展演变而成,文献记载中的僮多与他们有关,明弘治时,他们开始进入国家编户,至清初已大部分融合于汉族。“标话”集团是其中的一部分,是“主僮”的史影。     

唐朝开明民族政策述略

唐朝民族政策以“怀柔”为主,体现了开明进步的特点,特别表现在对少数民族的宽容态度和经济、文化、法制政策等方面。     

对一些民族称谓语言民俗发生变迁的思考——以广西东兰县当地壮族人对汉、瑶民族的称谓语言为个案

广西东兰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各民族在长期的杂居生活中产生了民族相互之间的民族称谓语言,这些民族称谓语言有自身的内涵,背后隐藏着当地民众强烈的话语情感色彩指向,并在经济与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发生变迁,反映出不同的社会情势背景。对这些民族称谓语言民俗的变迁进行考究、观摩,对研究民族政策、民族文化和搞好民族团结等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世居民族” 与“居住民族” 称谓指向辨析

“世居民族”与“居住民族”称谓指向已不仅仅是民族学意义上的话题,还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文本简要梳理了“世居民族”与“原住民族”、“世居民族”与“土著”、“世居民族”与“居住民族”的边界及其关系,指出“世居”不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倘若一味强调民族世居,容易滋生地方民族中心主义和地方本位主义思想;在民族杂居聚居已日益成为一个显著的事实和趋势的前提下,为了避免一个民族在此地为“世居民族”,到彼地又为“外来民族”的尴尬,真正体现各民族平等,必须淡化新、老地域人的界限,淡化民族世居身份和族群意识,慎用“世居民族”概念,启用“居住民族”称谓。     

汉代“小儿”称谓

汉代社会的"小儿"称谓,原本指未成年儿童,亦有社会称谓取其转义,即以"小儿"称成年人者,语义复杂。其中有取亲昵义者,有取轻蔑义者。关注以"小儿"指称成年人所暗含贬损之义,有益于认识在当时通常社会意识中未成年人的地位。     

对于“通俗小说”称谓的质疑

"通俗"二字最初的应用和元末明初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联系在一起,最先把"通俗"和小说联系起来,提出"通俗小说"一词的是明末的冯梦龙,最先运用"通俗小说"这一名称作为书名的著作是<京本通俗小说>.中国传统文学中确有"通俗小说"的名称,主要指其形式的通俗.中国现代文学中"通俗小说"一词直接应用的较少并且所指不尽相同,新文学家所指的"通俗文学"即新文学的大众化.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范伯群等人大量使用"中国现代通俗小说"这一名称,但是从界定到作品的归类都有诸多欠规范、欠科学的方面.     

说秦汉“婴儿”称谓

秦汉时期文献所见"婴儿"称谓,涵义有所不同。或指"初生"儿,与今义接近。或指幼儿,与"大人"对应,义近今人所谓少年儿童。或说"女曰婴,男曰儿",自有性别区分。当时"婴儿"称谓指代对象的复杂,体现秦汉时期是汉语社会称谓形成和使用逐步确定化的历史阶段。其情形,或亦与"由上古汉语向中古汉语的过渡"有关。而未成年人的生活情境与社会地位,也可以通过相关现象得以反映。     

小议“菠萝”称谓的统一

菠萝,又被称作凤梨.一种作物、一种水果(树)最好只有一个正式的通用的名称(不排斥它有别称俗称等).菠萝一名的形成虽晚于凤梨,但它的历史渊源更深远,蕴涵的文化因子更丰富,具有的生活积淀更厚重.菠萝称谓更被广大消费者喜欢和接受.今天由于交通运输发达,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菠萝的消费已普及于全国南北各地.为该水果统一规范名称正其时也.     

说汉代“孺子”称谓

"孺子"称谓的早期使用见于先秦典籍。钱大昕以为"孺子"为"贵者之称","天子以下,嫡长为后者,乃得称‘孺子’"。然而实际情形是比较复杂的。考察汉代社会称谓使用的具体实例,可以看到"孺子"多用以指代一般未成年幼童。在有的情况下,"孺子"指称成年人,则有鄙视之义。由此理解汉代社会未成年人的地位,也是有益的。后来民众对官员的崇敬爱戴被称作"孺慕",则是下层社会以"贱子"自卑的奴性心理的表现。     

“古文运动”之称谓辩疑

北宋古文走向复兴的过程能否称之为"古文运动",这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事实上,古文复兴的倡导者不仅有明确的目标,而且形成了组织,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因而是可以称之为"古文运动"的。学界之所以对此提出疑问,不外乎对"运动"一词的理解存在着先验性错误。     

“毛泽东思想”称谓演变的历史过程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本文从史实出发,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称谓的演变过程。笔者认为：“毛泽东思想”这一称谓与其内容一样不仅是科学的,而且也是历史的选择     

“客家”称谓年代考

从罗香林先生到近年的客家学研究者 ,对“客家”称谓出现的由来与年代不断有所讨论 ,然而一些讨论或因文献资料不足 ,或因对文献的理解有偏差 ,更在于未能寻得更多具体史料的支持 ,故而不是语焉不详 ,就是过于主观武断。“客家”称谓出现的年代问题 ,是客家学理论架构上的一个重要关节点。这个问题不解决好 ,“客家史”也难于动笔。笔者近年侧重研究清初“湖广填四川”和“迁海复界”所引发的客家移民运动。这一考察经常涉及“客家”称谓问题。本文即在对四川、广东、福建、台湾、南洋移民考察的基础上 ,提出“客家”称谓的出现应在“客民第四次大迁徙”的康熙至乾隆年间 ,而且是以“他称”率先出现在广州府、肇庆府的粤语区域内。“他称”转为“自称” ,作为客家民系整体说来 ,则应是咸、同年间“土客大械斗”之后。     

唐诗在唐朝的传播方式

唐人已有很强的传播意识,他们充分利用各种手段和形式传播唐诗。手抄是唐诗在唐朝时最主要的传播方式,题壁是唐诗发表和传播的另一主渠道,歌伎演唱使诗歌走向市井,走向民间,而选编诗集以及刊版印行则保证了唐诗得以跨代流传。     

“炎黄子孙”称谓的来龙去脉

“炎黄子孙”是国内外华人引以为荣的自我称谓。这个词的真正出现与广泛使用是在清朝末年，但其雏形“黄炎之后”、“黄帝子孙”等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就有了，这些都是“炎黄子孙”称谓在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下的不同表现形态。     

邂逅在唐朝

有一种古典,最诗意,最中国,在缤纷的文化长廊中,最夺目。它的名字叫唐朝。唐朝是一条繁华雍容的街道,是一条芳香四溢的花径,是一道狭长未知的水路,是一个荒凉无人的渡口,充满各种人生际遇。总会有一些邂逅的雨丝,飘落在泛黄的书页间。最深情畅快的当数李白与汪伦的邂逅。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李白从秋浦（今安徽贵池）前往泾县游桃花潭,遇到当地人汪伦,交游甚欢,汪伦常酿     

唐朝“官二代”的不同结局

官二代是相对于富二代和贫二代的又一个网络新词。其实,官二代问题并非始自今天,可以说由来已久。我们在史书中常见到官员后代打着老子的旗号升官发财,这些问题虽然发生在官二代身上,但追根溯源却或多或少与官员本人有关。一些人混迹官场多年,沾染了一身坏习气,这肯定对他们的后代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也有另外一些官员,他们几代都可谓是贵族,官居显赫,清正廉洁,但是后代子孙却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为家族蒙羞。这种现象既让人义愤填膺,又让人唏嘘感叹。     

“辛派词人”称谓溯源

"辛派词人"是词史上一个重要流派,此流派称谓从最早的稼轩词风格指称"稼轩体"、"辛体"、"稼轩风",到之后的"苏辛派"、"辛派"、"辛派词人",呈现出循序渐进的趋势.从指称的变化过程看.它一方面反映出由辛弃疾所开创的这一独特词风渐被同时代人及后人认可,并在创作上体现出有意的推崇和仿效,另一方面也折射出这一领域已愈来愈多地得到词学家的关注并在研究上取得成效.     

关于“秀句”的称谓

晚唐诗人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列举己诗“二十四联”，对这些联语，唐宋以来的众多诗人作家皆称之为“佳句妙语”，或“秀句”、“诗句图”、“句图”、“警句”，独不以“韵”见称。     

论《僮约》产生的渊源及对后世的影响

王褒的《僮约》是现存最早的最典型的文人创作的俗赋。《僮约》的产生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也与王褒所生活的时代以及赋本身具有的娱乐性质具有必然的联系。《僮约》以在赋中嵌入实用文体的奇巧构思,描写下层人民生活的独特题材,运用民间俗语的通俗表现方式,诙谐幽默的效果而独辟蹊径,对后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研究《僮约》,可以看到汉赋中通俗一路的实际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