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成为胡尔奇的途径

通过田野调查和胡尔奇个人研究发现,蒙古族民间艺人成为胡尔奇的途径有很多种。本文重点从代际传授、拜师学艺或请教、“本森乌力格尔”、媒体平台和胡尔奇培训班等维度,剖析如何成为一名胡尔奇的途径。通过探索蒙古族民间艺人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成为胡尔奇,受单个途径或多个途径的综合影响,且个体之间存在独特性和差异性。     

胡尔奇劳斯尔对著名胡尔奇生平的调查与研究

胡尔奇劳斯尔在长年到各地说唱乌力格尔、好来宝期间,一直注意搜集与扎纳、朝玉邦、萨仁满都拉、却吉卡瓦等老一辈胡尔奇生平简历相关的各种资料,他把采访记录的资料作为日后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保存了下来。他利用这些资料撰写了多篇论文,还为老一辈胡尔奇撰写或补充完善了即将远离人们记忆的生平简历,为蒙古族说书艺人的生平研究和艺术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东蒙古流传的几篇蒙古英雄史诗》

涅克留托夫(苏)、图穆尔策伦(蒙)合著,苏联东方文献总编辑部,莫斯科,1982年,共374页,俄文。 (一) 1974年11月和1976年9月,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组织了两次民间文学调查活动。参加这次调查活动的蒙古学者道格苏荣和苏联学者李福清、涅克留多夫在中戈壁省找到了两位来自东部蒙古(即内蒙古自治区东四盟)的“胡尔奇”,请他们演唱了四篇带有东部蒙古传统的民间     

探析蒙古族曲艺艺术“胡仁·乌力格尔”面临的危机

蒙古族具有丰富的口头文化遗产，蒙古说书艺术“胡仁·鸟力格尔”（胡仁·乌力格尔是说书艺人用低音或中音四胡边拉边唱古今中外故事的一种曲艺形式）是其中的一朵奇葩。但是，如今，已有几百年历史的“胡仁·乌力格尔”艺术。由于多种原因失去往日的辉煌，濒临消亡的境地。1．“胡仁·乌力格尔”艺术正不断失去赖以生存的听众；2．“胡仁·乌力格尔”的载体胡尔奇（说书艺人）日益减少；3．胡尔奇演唱“胡仁·乌力格尔”的地域范围越来越缩小；4．胡尔奇演唱的“胡仁·乌力格尔”之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变化。     

《安代舞》随笔

1964年我随中国艺术团任主要独舞演员赴法国、意大利、瑞士、荷兰、比利时、西德等西欧六国访演了半年之久,回国后去内蒙古探亲,在呼和浩特观赏了仁·甘珠尔扎布导演和青巴图排练的大型<安代舞>.有意思的是这里巧遇1961年在哲里木盟库伦旗相识的著名民间艺人哈达、额尔敦巴拉、满达(门德巴雅尔)三位<安代舞>能手安代奇.还有鄂尔多斯著名"酒盅舞"民间艺人那森霍图格.我非常庆幸的是与他们再次相见.     

论民间艺人的艺术知识

民间艺人的艺术知识是社会的和集体的,是民间艺人在艺术实践中所获取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对民间艺人而言,只有掌握了这样的艺术知识,才能实现对艺术活动的有效参与。在艺术实践中,民间艺人在以非书写的方式上形成了常用的两类知识:解释类的知识和实践类的知识。解释类的知识是以历史传说或故事的方式出现的,存在于民间艺人的口头叙事中,所解决的一般是起源问题,实践类的知识以艺术行为的方式得到展现,蕴藏在民间艺人的行为叙事中。     

麦田里的《红楼梦》——宝丰《红楼梦》说唱文化的传播与实践简述

宝丰的民间艺人通过不同艺术形式传播《红楼梦》由来已久,一直传唱有《红楼梦》题材的曲剧、豫剧和大调曲子、河南坠子曲(书)目。目前,除宝丰“说唱文化(宝丰)生态保护区系列丛书”中收录整理的在宝丰流传的部分以大调曲子、河南坠子等演唱的红楼曲谱、曲词、曲段外,宝丰《红楼梦》说唱艺术的活态存续尚未进入相关学术视野。《红楼梦》说唱文化在民间的传播与实践,有着拓展学术视角和研究的空间。     

艾什玛特演唱的《赛麦台依》及其格律特点

《赛麦台依》(《Semetey》)是长期以来广泛流传在柯尔克改人民中间,深受人民喜爱,规模宏伟,色彩瑰丽的英雄史诗《玛纳斯》(《Manas》)的第二部。这一部主要讲的是第一代英雄玛纳斯死后,其子赛麦台依作为第二代英雄与柯尔克孜族的内奸外敌斗争的故事,其中有关赛麦台依英雄与美女阿依曲茹克的爱情故事这一章尤为动人。因此,各地演唱《玛纳斯》的民间艺人——“玛纳斯奇”(manas)在演唱时,往往喜欢演唱这一片断。     

乡关何处觅英魂--清代民间艺人石玉昆生平著述考论

有关清代民间艺人石玉昆的生平著述,前人曾做过不少研究,但是限于资料的缺乏,其中还有不少空白及误传。随着一些新资料的发现及研究的深入,对这一问题有重新进行考察的必要。现在基本可以确认,石玉昆主要生活在嘉庆、道光年间,《三侠五义》为其首创,《小五义》、《续小五义》为较晚的另一位民间艺人所创,与石玉昆无关。     

胡仁·乌力格尔研究的新趋势——“首届胡仁·乌力格尔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对胡仁·乌力格尔的研究不断深化。首届胡仁·乌力格尔国际学术研讨会围绕胡仁·乌力格尔这一主题,从胡尔奇及其流派、胡仁·乌力格尔文本、胡仁·乌力格尔艺术、蒙汉文学关系等方面展开深入研究探讨,取得了广泛共识,为胡仁·乌力格尔的传承、保护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的启迪。     

“三言”的市民文学特色

明代著名俗文学家冯梦龙在搜集整理大量宋、元、明民间艺人“说话”的基础上,编辑、创作了三部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史称“三言”,被誉为“话本小说的宝库”。“三言”是拟话本的代表作,与同时代人凌濛初的初、二刻《拍案惊奇》并称“三言     

赵树理在文学史上的独特性述略

赵树理以"农民作家"著称,他开创了通俗化、大众化的创作风尚,创立了新的小说形式——评书体现代小说形式,其独特性毋庸置疑。赵树理在文学史上的独特性具体表现为:一是"文摊文学家"的矢志不渝与孤寂落寞;二是作家中的农民,农民中的作家;三是文学家中的民间艺人;四是文学家中的社会学家、政治家。特别是他作为"文学家中的民间艺人,文学家中的社会学家、政治家"方面,目前研究鲜有详述,值得深入探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制度反思

“非遗”传承人名录制度是我国“非遗”保护的重要手段之一,它在“非遗”保护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国家级传承人数量偏少且分布不平衡，传承人的年龄与性别结构也不合理。传承人认定制度的不完善使一些民间艺人无法进入各级名录，传承人名录的分级制度导致传承人被人为阶层化,引发了民间艺人与传承人以及不同级别传承人之间的矛盾，造成一些集体项目无法正常开展活动，传承人的保护工作难以得到群众的有力支持。     

论明代戏曲的文人化特征(上)

宋元时期的戏曲作家多为民间艺人或下层文人 ,自元末高明作《琵琶记》始 ,文人学士、官僚士夫逐渐取代民间艺人成为戏曲作家的主体。而随着戏曲作家的文人化 ,也使得明代的戏曲呈现出与宋元时期戏曲不同的特征。一是出现了具有不同艺术风格的戏曲作家流派 ,如五伦派、昆山派、吴江派、临川派等 ;二是在戏曲的题材、人物形象、语言、音律等方面都呈现出典雅化的特征。明代戏曲的文人化既提高了戏曲的文学品位 ,使得戏曲与诗文一样 ,具有了经典性 ,同时也由于其精致典雅后脱离了舞台 ,异化为一种案头文学     

试析《窦娥冤》第三折

《窦娥冤》(全名《感天动地窦娥冤》)是我国元代伟大戏剧家关汉卿的代表作,也是我国古典戏曲史上最著名的悲剧之一。 关汉卿,号已斋,大都(今北京)人。由于元蒙统治者对杂剧作家和民间艺人的歧视,致使这位“一时之冠”的著名作家名不见经传,生卒年月无从查考,所遗生平事迹也很少。我们只能根据     

武松形象的衍变——兼谈扬州评话对《水浒》的继承和发展

《水浒》成书过程的显著特点是创作的集体性,在漫长的岁月中,广大民间艺人都为《水浒》贡献了自己的心血。值得注意的是:由民间艺人集体创作并由施耐庵最后荟萃成《水浒传》这样一部划时代的杰作之后,它作为民间文学结晶的另一个特点——变易性并没有消失;就是说,对于它的再丰富、再充实、再提高,亦即再创作的     

论民间艺人档案的建立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已成为各国政府和组织极为重视的一项工作,它对传承人类文明,保护文化多样性有着重要的作用。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极为丰富,云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以其独特的人文历史和地理环境而独具特色。民间艺人掌握的相关技艺不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他们担负着传承并弘扬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任。近年来,剧烈的社会、文化变迁对民间艺人的存续产生了强烈冲击,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面临着后继乏人的问题。因此,立足于云南省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际情况,做好民间艺人档案的征集记录,对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有着重要意义。     

论宋元南北戏曲之异

宋元时期的南戏与北曲杂剧虽然都是在宋杂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由于剧作家身份的不同,一为民间艺人,一为文人学士,两者编撰戏曲的目的不同,故在剧作内容、剧本形式、脚色体制、语言风格、音乐结构、演唱形式及其流传都产生了差异。     

论明代戏曲的文人化特征(下)

宋元时期的戏曲作家多为民间艺人或下层文人，自元末高 明作《琵琶记》始，文人学士、官僚士夫逐渐取代民间艺人成为戏曲作家的主体。而随着戏 曲作家的文人化，也使得明代的戏曲呈现出与宋元时期戏曲不同的特征。一是出现了具有 不同艺术风格的戏曲作家流派，如五伦派、昆山派、吴江派、临川派等；二是在戏曲的题材 、人物形象、语言、音律等方面都呈现出典雅化的特征。明代戏曲的文人化既提高了戏曲的 文学品位，使得戏曲与诗文一样，具有了经典性，同时也由于其精致典雅后脱离了舞台，异 化为一种案头文学。     

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及保护对策

文章通过大量的调查分析后指出:土家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可分为消失、濒危、变异、衰退几种状态,形势十分严峻。面对这种局势,土家族地区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地方党委和政府把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纳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开始用法律的手段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启动了建立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村)的工作,民间文化传人开始受到重视,通过举办各种文化艺术节,弘扬了民族民间文化等。文章进一步指出,要使土家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很好的保护,必须在全民族中形成共识,进一步利用好法律的手段,摸清家底,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提高民间艺人和文化人的地位,把申报各级保护单位、把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把历史文化名城(镇)、把旅游开发、把生态环境保护、把博物馆建设、把学校教育与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