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分析与效应检验

梳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并实证检验其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交通基础设施主要通过强化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三条路径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并引发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扩散,从而表现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溢出效应;省级空间尺度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本地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直接促进效应,产出弹性在0.043～0.057之间;本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会通过经济联系抑制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表现出负空间溢出效应;人力资本水平、人口数量、城市化率、工业集聚等其他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同样表现出显著的促进效应。     

中国交通基础设施投资适度性理论及实证检验

针对中国大力发展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注重扩大建设规模实现区域覆盖的建设模式,以及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竞争造成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不断增长的现状,不少学者提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过度的警示。文章着重研究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度"的问题,提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存在适度性的观点。首先,在古诺模型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对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的影响效应以及相互关系进行了理论模型构建。其次,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以公路为例,采用中国各省份1978-201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经济发展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在交通基础投资建设初期,交通基础设施规模的增加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促进经济的发展。随着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的继续扩大化,将超过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造成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对经济产造成不利影响。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达到一个适度的程度能够实现经济产出的最大化。再次,在适度性理论的基础上,建立最优路网密度模型,说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发展之间是一种动态均衡的关系。通过运用部分OECD国家的国际数据估计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适度规模,以此评价中国各省市路网密度的适度性。评价结果表明,中国大多数省份处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的状况,其中西藏、新疆等中西部省份交通基础设施严重匮乏。而北京、重庆等直辖市以及旅游型城市海南则出现了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过度的情况。最后,提出建议: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应当遵循适度性原则,避免盲目的进行规模扩大化建设,应更加注重质的提高,提高交通基础设施利用率;充分结合各地区的实际需求实现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差异化,注重地方政府间区域间的协调与合作,实现区域间交通基础设施的有效沟通和衔接,提高中国交通基础施设整体水平。     

货币政策、交通通达性与区域房价分化

基于经济地理学的建模方法,扩展建立一个包含货币政策的住房价格理论模型,考察货币政策、交通基础设施通达性与区域间房价之间的关系,并以2005—2017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城市间交通通达性分化对城市间房价分化呈先减小后增加再减小的趋势;并且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加剧城市间住房价格分化。进一步研究表明,货币政策会通过交通基础设施通达性的机制影响城市间住房价格分化。     

合肥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论文依据合肥市1990—2012年时间序列数据,运用生产函数法构造超越对数式C-D生产函数,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通过对变量的单整检验、协整检验发现数据呈现最佳线性无偏(BLUE)的优良性质,在此基础上,运用OLS方法估算出合肥市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近似产出弹性为0.01,代表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变化率发生1%的变动时,由它引起的产出变化率的变化率变动是0.01。并且我们发现滞后三期对经济产出影响最大。结合近似资本边际产出与MPK的相关性,证实合肥市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产出有正向贡献。研究认为当前合肥市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仍不失为重要投资领域,今后要在保持投资力度前提下,充分发挥交通基础设施对合肥市经济增长的正向拉动作用。     

陕西省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为了从外部性角度说明目前陕西省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投资在地域上存在的问题，为陕西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向提供理论帮助，基于陕西省2009~2017年间各市相关数据，在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效应研究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基础上，加入空间要素，构建生产函数和空间权重矩阵，通过自相关检验（莫兰指数）、LM检验和 Hausman检验，选取合适的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对陕西省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溢出情况进行研究。研究认为，2009~2017年间陕西省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显著）整体为负，但依然存在正溢出的局部地区，即以西安为首的经济聚集区（西安、宝鸡、咸阳）和榆林、延安联合的陕北经济聚集区，资源过于集中和两个高地之间缺乏互联互通是整体呈现负溢出的重要原因。在地域分配的量和质上应充分考虑交通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避免资源过度集中在西安，在两个经济高地之间打通一条经济要道，并重点扶持相对落后又有发展前景的城市可促使陕西经济发展由总体集聚向总体扩散转变。     

交通设施与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及实证研究

针对交通基础设施对小城镇间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优化作用进行定性定量两方面研究。并以石家庄市为实例,以2007年以前的交通基础设施数据和石家庄市统计年鉴为基础数据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石家庄市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贡献率平均为13．0％,交通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调整贡献率为10．79％。     

西北地区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增长的交互影响研究——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增长密切关联。选取西北五省(区) 2000-2017年面板数据,构建PVAR模型对交通基础设施和旅游经济增长之间的交互影响关系以及长短期动态影响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西北地区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正向影响的关系。其中,交通基础设施对旅游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在程度上超过了旅游经济增长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正向效应。2)不同类别的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增长之间的长短期影响程度具有差异性。公路和航空交通对旅游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是滞后的、长期的和持续的,而旅游经济增长对公路和航空交通的正向影响是短期的和暂时的。与此同时,铁路交通与旅游经济增长的交互关系则不显著。针对此结论,提出了促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旅游业协调发展、深度融合等政策建议。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地区结构优化模型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在地区之间的分配问题进行了研究。在综合考虑投资效率和地区公平分配的基础上,运用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相关理论与方法,提出考虑公平约束的多阶段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地区结构优化模型,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是否考虑公平约束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地区结构有明显的影响。本模型为决策者提供了一种优化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在地区间分配的定量方法,能够兼顾投资的效率与公平,从而促进各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     

皖北区域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皖北地区因交通条件限制,发展面临很大制约,振兴皖北,加快皖北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势在必行.运用该区域时间序列数据,构建交通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增长及其动态面板模型,研究表明,皖北区域的经济增长会带来地区客运量和货运量需求的快速增长,但客运量和货运量的增长却未必会导致皖北地区的经济增长,且具有滞后平稳效应.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据此为皖北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出可行性政策建言.     

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性分析

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1985-2004年间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长期存在唯一稳定的关系,但从短期来看,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与经济增长长期不同步所致。需要采取积极措施,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实现经济增长与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的良性互动。     

农村基础设施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

基于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连续14年间的面板数据,借助SBM-DEA模型测度包含期望产出(经济增长和减贫)和非期望产出(收入分配和环境保护)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指数,采用基础DID模型考察农村基础设施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作用,并进一步利用连续型DID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农村基础设施影响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机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农村基础设施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促进效应大于其抑制效应;(2)农村交通基础设施能够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减贫、减少收入差距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能够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减贫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但此两者也能通过加剧环境污染抑制包容性绿色增长.基于此,建议政策制定者兼顾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与生态环境同步发展,大力发挥农村基础设施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作用,适当进行以管护为主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深化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其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     

农村基础设施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

基于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连续14年间的面板数据,借助SBM-DEA模型测度包含期望产出(经济增长和减贫)和非期望产出(收入分配和环境保护)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指数,采用基础DID模型考察农村基础设施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作用,并进一步利用连续型DID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农村基础设施影响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机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农村基础设施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促进效应大于其抑制效应;(2)农村交通基础设施能够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减贫、减少收入差距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能够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减贫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但此两者也能通过加剧环境污染抑制包容性绿色增长.基于此,建议政策制定者兼顾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与生态环境同步发展,大力发挥农村基础设施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作用,适当进行以管护为主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深化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其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     

农村基础设施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

基于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连续14年间的面板数据,借助SBM-DEA模型测度包含期望产出(经济增长和减贫)和非期望产出(收入分配和环境保护)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指数,采用基础DID模型考察农村基础设施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作用,并进一步利用连续型DID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农村基础设施影响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机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农村基础设施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促进效应大于其抑制效应;(2)农村交通基础设施能够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减贫、减少收入差距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能够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减贫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但此两者也能通过加剧环境污染抑制包容性绿色增长.基于此,建议政策制定者兼顾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与生态环境同步发展,大力发挥农村基础设施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作用,适当进行以管护为主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深化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其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     

城际交通对促进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量化分析

研究了城际交通系统的改善对长株潭城市群经济要素流动的影响。分析认为,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通过协整关系的检验和经济增长、交通基础设施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说明二者之间不仅保持长期均衡关系,还有动态均衡的特点;在物流方面,通过分析货物运输与经济总量的关系,计算了货运量的弹性系数,用线性回归计量模型分析了长株潭城市群货运量与其经济总量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     

辽宁省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理论与实践的焦点问题.文章在建立辽宁省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互相影响机制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得出辽宁省经济增长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呈现出单向因果关系的研究结论,即辽宁省的经济增长是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和决定力量.在此基础上,对辽宁省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1999—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重点研究交通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水平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小。结果显示,在控制了资本投入和对外开放制度的条件下,交通基础设施显著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但其作用低于人力资本水平。因此,在财政支出既定的条件下,政府不仅要注重短期的交通基础设施改善,更应该注重长期的人力资本投资。     

经济学视角下交通基础设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研究新进展

为促进经济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提高交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质量、增加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从经济学视角出发,对国内外学者近年来关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按照文献的发展脉络和逻辑关系对交通基础设施PPP进行总结和概括,从项目定价、公私合作、风险承担和绩效评估四个维度探讨相关研究的新进展。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PPP的研究越来越多,对实践的影响也日渐增强; 从项目定价和公私合作这两个维度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相关PPP的研究更具有规范性,而风险承担和绩效评估创新性地从制度经济学和管理学角度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PPP项目进行了研究; 未来从经济学视角开展PPP研究,需要运用更加宏观的视角,整体研究和阐述PPP中的系列问题,从政府部门、企业、责任单位、管理层、社会效用等多个角度提出改进路径,这对整体提升国内公共基础设施领域PPP取得社会成效乃至经济高质量发展程度都具有积极意义。     

交通可达性与空气污染:效应识别与机制检验

中国雾霾污染呈现出发生频率高、影响范围广、治理难度大的特点,其发生原因及治理路径是政府和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雾霾的产生会受到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而近年来中国以高速铁路建设为代表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城市间交通可达性的快速提升,有文献开始讨论高铁建设及交通可达性提升对经济产出、产业结构等经济发展的影响,但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未见文献讨论高铁及城市间交通可达性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将交通可达性纳入环境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首先从要素配置效应、产业升级效应、产业集聚效应三个方面提出交通可达性影响雾霾污染的理论假说,并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框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计算城市间的公路、普通铁路及高速铁路出行的最短交通时间作为交通可达性的量化方法,利用中国大陆283个地级城市MODIS及MISR中 PM2.5浓度的栅格数据,对城市间的交通可达性及城市雾霾污染指标进行空间相关关系检验,检验交通可达性对雾霾污染的影响,讨论模型的内生性及异质性,并进一步分析交通可达性对雾霾污染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城市间的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与雾霾污染间存在倒"U"型关系,证实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经验结论也证实交通可达性会显著降低城市雾霾污染,这一结论在中东部城市更为显著;以滞后一期的城市高等学校数量为工具变量,发现上述结论仍然稳健;交通可达性对雾霾的影响中,在短期内可能会有降低或增长雾霾污染的异质性影响,但是从长期看,交通可达性提升有助于降低城市经济间的交通成本和摩擦力,促进经济增长和效率提升,进而降低雾霾污染;交通可达性提升对城市雾霾污染的影响主要通过要素配置效应、产业升级及集聚效应来体现,具体而言,交通可达性提升会通过要素配置效应降低城市雾霾污染,会通过产业升级及集聚效应增加城市雾霾污染。研究认为在处理雾霾污染的过程中,有效的措施包括:通过优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手段,降低要素、技术、产品、产业等在城市间的流动成本,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产品市场共享;针对雾霾污染的空间相关性,构建雾霾防治的城市间联动机制。     

关于呼图壁县城市建设定位的调研与思考

城市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城市的交通、城市的基础设施、城市整体形象都深刻地影响着一座城市的竞争力和所在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从调研分析可知,新疆呼图壁具有着明显的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空气洁净,气候宜人,无重度污染企业。城市建设应扬长避短,提高县城的综合竞争力,带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中国交通基础设施与城市就业增长时空演变研究

实证层面利用2003—2015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动态面板数据,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对城市就业增长时空演变的影响。结果发现:(1)交通基础设施对城市就业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如果忽略内生性问题这种促进作用,会初低估;(2)交通基础设施对城市第三产业就业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城市第二产业就业增长的促进作用;(3)交通基础设施越发达的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对城市就业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即:东部地带>中部地带>西部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