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小说界革命"的雅俗定位与语言建构

梁启超集晚清小说理论变革之大成,从启蒙宣传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主张,引领了中国近代文学实践的一段主潮."小说界革命"改变了数千年中国文学对小说的雅俗定位,小说一跃成为"文学之最上层".由于白话发展水平的制约造成"新小说"还不够成熟的局面.     

由晚清“小说界革命”到五四“人的文学”——兼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成长

在晚清的社会变革思潮中,梁启超以“小说界革命”为手段开启民智的思考,试图把文学作为改良社会的工具。之后,鲁迅也从强国的角度,提出以摩罗诗警醒民众的“立人”主张,现代意义的“个性解放”引进国门。至五四时期,在反对封建文化的时代浪潮中,“人的文学”浮出水面。这期间所表现出来的文学观念的变迁,展现了“现代性”的成长历程。     

论政治话语下的“小说界革命”

政治和文论历来关系紧密。近代“小说界革命”因政治需要而发生：小说凭借与政治的联姻而被强调其社会作用并获得广泛认可，政治依靠小说使自己的思想、理念得以形象化、系统化。出于政治考虑的“小说界革命”不仅帮助维新人士建立起了自己的话语系统，而且使小说自身有了质的飞跃，从此获得与诗文同尊之位。     

由晚清"小说界革命"到五四"人的文学"--兼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成长

在晚清的社会变革思潮中,梁启超以"小说界革命"为手段开启民智的思考,试图把文学作为改良社会的工具.之后,鲁迅也从强国的角度,提出以摩罗诗警醒民众的"立人"主张,现代意义的"个性解放"引进国门.至五四时期,在反对封建文化的时代浪潮中,"人的文学"浮出水面.这期间所表现出来的文学观念的变迁,展现了"现代性"的成长历程.     

从小说界革命看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历史指向

近代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倡导及其彰显的小说文体个性,一再标示着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的缘起与走向,不断呈现出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生成之际新旧夹缠的复杂情形。困扰中国传统小说的问题在小说界革命之际并未真正消退,而且以改换问题的方式继续发生或隐或显的影响。近代新小说理论带来的文学重构首先在于重建政治理想、呼唤历史转型,而非在一个众声喧哗的历史语境中确立文学自身的话语本性。按照新小说理论家们的设计,获得解放后的小说并非成为了一种自足参与意义重建活动的独立叙事形式,其叙事对象、叙事题旨、叙事策略以及叙事功能实际上都要受到特定的规约,而规约的主要原则便是小说功能与民族国家历史叙事之间的直接对应。     

世纪初的“小说”神话———论“小说界革命”和言情小说

梁启超痛心中国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欲用新小说以新民,将小说纳入民族救亡大业之中,这在客观上帮助白话小说提高了文化地位。但是,“小说界革命”的终极目标是重建社会政治秩序、开启民智,而小说自身的文体价值、文本地位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作为历史转型期独特的文学、文化现象,言情小说虽经“新小说”倡导者严格限制,却在清末民初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论小说界革命与晚清小说的兴盛

晚清小说的兴盛除了与社会近代化密切相关外,也是小说界革命推动的.它造成了晚清小说的特发性繁荣,也形成了晚清小说的若干特点与局限.     

晚清文学与语言变革运动的相似性及其互动

晚清的语言变革与文学变革要求,都源于进步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焦虑。近代先驱在设计社会变革路径时,最初并没有把文学摆在重要位置。梁启超等人对文学看法的改变,与他们维新变法失败后,在中国社会变革问题上思路的调整有关。与此同时,一些进步人士在试图引入西方的科技文明与文化观念时,发现自己曾经得心应手的汉语书面语系统已经显得言不及意,新民、开发民智目标的实现也需要语言的转换。晚清语言变革与文学变革在实践的层面上相互依存,互为前提。以启蒙大众与政治变革为目的的文学革命,极其看重白话的作用,把语言变革当成了重要突破口;而由于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近代的语言变革运动必须最终突破这一堡垒才能够言胜。     

国家与革命——大文学视野下的郭沫若思想转变

跨出个人趣味,在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思想的丰富场景中梳理文学现象的方法一般被称为大文学视野。大文学视野可以帮助我们在历史与思想的复杂场景中深入梳理郭沫若的思想转变。郭沫若的文学思想转折源于文学之外的社会交往与思想交流,信奉了马克思主义的郭沫若与信奉国家主义的孤军社同人有着相同的知识起点,但是后来的分歧却促使他们分道扬镳;然而,分歧同样不能掩饰郭沫若对于国家立场的新的重视,由此出发,他和其他左翼知识分子一样从民国批判走向了共和国认同,这里显然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对于郭沫若与中国左翼文化的理解和反省都必须以此为基。     

《江苏》诗歌与晚清革命诗潮——兼论晚清革命诗潮与诗界革命运动之关系

1903年前后,大量旨在宣扬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振聋发聩的诗篇不约而同地出现在新诗坛,形成了一股浩荡的创作潮流。《江苏》杂志刊发了金天羽、陈去病、黄宗仰、柳亚子等大量诗歌,鼓吹革命排满、诋排专制、掊击列强、批判奴隶根性、倡言民主、赞美共和,是其最为集中的主题意向,构成了此期蓬勃发展的革命诗潮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革命诗潮也为蓬勃发展的诗界革命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构成了诗界革命运动的重要一翼。     

全球观念下的文化视野——论王韬的文言小说

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一部分中国人逐渐形成完整的全球文化观念.王韬全球文化观念的形成主要得益于他较早接触西方文化和游历西方国家的经历.在这一观念指导下,王韬的三部文言小说呈现出全新的文化视野,主要表现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与文化的启示;中西文化观照中的民族自豪感、平等意识与爱国思想;中国人希望认识世界畅游全球的迫切愿望和异域见闻录;令人耳目一新的异国女性形象等几个方面.     

整体性·集成性·过渡性——评《小说界革命的兴起与发展》

“小说界革命”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开端的一个重要事件．在最近30年来受到海内外学界的高度重视。付建舟的新著《小说界革命的兴起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3月出版）,可以说是对改革开放30年来国内外晚清新小说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付著研究视角的整体性、考证材料和观念的集成性、宏观立论的过渡性,构成了该部学术专著的特有价值。     

“世界文学”视野下的“民族性”诉求——论文学研究会的译介倾向

文学研究会积极译介世界各国各民族近现代的文学动态,包括流行于西方的文学思潮和文学理论、各种流派的作家作品,试图形成"世界文学"的宏大视野与"和而不同"的评价系统,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参照体系与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在具体的译介策略上,本着"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的现点,通过强化评介对象的民族性特征来展现译介活动的"民族性"诉求.从而使文学研究会的译介行为呈现多元化的价值追求.     

论民族文学中民族性的三种不同表现形态

民族作家在进行创作时,总会面临一个民族书写的问题.文章从沈从文、老舍和田耳的创作实际出发,提取出民族文学中民族性的三种基本表现形态,即彰显、潜隐与淡化.     

清末民初:从“人”到“个人”的过渡——论现代个人观念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清末民初时期,中西文化全面接触、交流、融合,造成旧观念的解体和新观念的产生.中国传统的观念因子、意识结构乃至核心价值发生剧烈的动摇变化,西方"个人"话语以及西方现代个人观念的一些基本要素或理念先后被引入中国.但对民族、国家的忧患意识大大冲淡了终极的个人关怀."国民"而非"个人"成为这个时代使用最频繁的一个名词."国民",是中国现代个人观念起源的基本命题,也开启了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形态的转型之路.     

孤独的高蹈——论孙犁的民族性文学追求及其革新意义

文学的民族性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的文学的本体性特征,它形成一国的文学传统,而文学传统固有的排它的惰性,使我们不能将民族性视为一个凝固的存在,而只能将其视为一个过程。民族性的进展,就是不断现代化的更新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孙犁在民族性追求中具有同时代作家所缺乏的革新意义。他的创作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有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偏于抒情,追求诗美;继承"诗言志"传统。另一方面,他的民族性追求中掺合进了现代性因素。不仅风格内容上受西方浪漫主义影响,并且自觉运用西方灵活多样的形式。孙犁以独承诗骚传统并具现代性的特质,在五六十年代大批承传叙事传统的作家群中成为一种孤独的高蹈。     

全球视野的人文关怀——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我国政府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提出的一个重要理念。它渊源于悠久厚重的中华民族和谐文化传统,也与正在进行的和谐社会建设相呼应。它是中国第一次以一种清晰的全球视野,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景与目标所做的深层思考,也是一个负责任大国对建设世界和平繁荣新秩序的良好愿望以及对自身责任与使命的一种自觉,体现了全球视野的人文关怀。     

社会-文化视野下的辛亥革命与"革命话语"——关于拓展辛亥革命研究的几点思考

在社会史和文化史日渐兴盛的今天,或许向社会—文化视野的转换,也不失为拓展和深化辛亥革命研究的选择之一。有几个方面可以拓展:即超越事件史与运动史的革命话语研究;由革命的历史转向历史上的革命研究:关于革命类型和革命普泛化问题研究;以辛亥革命为基点,在总结20世纪一系列革命或非革命现象基础上,形成关于革命的学理性研究成果。     

论晚清“文界革命”的孳生过程及其走向

“经世”二字 ,是明学转向清学的关键 ,而乾嘉之学则以不能贯彻一个“实”字而衰。为乾嘉之学所孳乳 ,与陵夷衰微的政局相合拍的今文经学之复兴 ,形成了以经术作政论的风气 ,并发展出一种时务之文 ,使得散文从桐城派的“义法”论及古文辞的路径中获得了解放 ,又藉近代报纸的产生与兴盛 ,更进而产生了“报章文体”。梁启超“新文体”及其“文界革命”的主张 ,便是在上述基础上产生的。沿着“杂以俚语韵语”、“平易畅达”的要求再向前发展 ,便有了维新派对于白话文的提倡。从理论上说 ,黄遵宪、梁启超、裘廷梁对“言文合一”的主张做了大力阐发 ;从实践上说 ,1 9世纪未就开始涌动起第一波白话文运动。然而 ,晚清文体革命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不仅是因为旧思想的矛盾 ,而且也因为陈旧的审美趣味与报章文体的龃龉。由此 ,在 1 9世纪末 2 0世纪初 ,涉及到散文本体层面的两组矛盾就已经突显了出来 :一是以白话代替文言的发展趋向 ,与坚持贵族式雅趣的守旧立场之间的矛盾。二是对散文的范围尽可能加以扩张的趋向 ,与坚持文体特质的努力之间的矛盾。这两组矛盾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来了个大爆发 ,且以众多的转换形式贯串于一个世纪的散文发展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