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克里斯蒂娃对巴赫金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是当代法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之一。她在进行理论研究的过程中深受巴赫金语言哲学理论和狂欢化文学思想的影响,并认为巴赫金的研究不仅阐释了文本之间的关联关系,而且预示着在诸学科之间建立间性联系的可能性。她借用巴赫金的研究成果以及精神分析学说和马克思价值生成理论,在解释文本间性、现象文本与生成文本、过程主体、符号与象征等独特概念的同时,深入探讨了文本意义的形成过程问题。     

1920—1930年代中国文学作品中“夜”意象考察

在1920—1930年代中国文学的创作文本中,“夜”意象具有独特的生成原因、表现特征以及审美构成。这一文学现象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形态、作家的心理构成以及创作的思维机制有主要关系。“夜”作为复杂的审美客体给人以无尽的体验,死亡和恐惧、沉迷与罪恶、自省与思索、孤独与绝望以及温柔与慰藉,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意象群。“夜”意象具有很高的审美情趣和较高的社会价值批判色彩。     

从"为人生的艺术"到"为艺术的艺术"--周作人文学观念变迁轨迹之描述

本文通过对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文学观念变化过程的描述,展示出他从主张“为人生的艺术”到转而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复杂历程。既反映出周作人文学思想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也显示了五四时期相关文学概念内涵的丰富性,对我们重新认识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及相关作家的文学思想有着重要意义。     

古代文集编纂及文学观念的一次异变——王世贞创立“说部”的文学观念价值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创立“说部”,引起士大夫们的格外注意。目前学术界对“说部”的研究多侧重于目录学和文体学的价值,而对其所体现的文学观念新变缺乏足够重视。“说部”包含两大类内容：批评与学问。王世贞将此前处于辅助地位的杂考、诗话、札记等成果提高到与诗文创作成果等视的地位,突出“学问—批评”与文学创作关系的重要性,彰显其“文学创作”“学问—批评”双峰并峙以及学问、批评、创作三位一体的文学观念,使中国的文学学科思想更具结构的完整性。这一观念是中国古代文集编纂观念和文学思想演变过程的一次异变,对此后中国文学观念与文集编纂思想及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威廉斯的文化(文学)思想评述

对英国文化学家威廉斯的研究一般从他的文化思想入手进行分析。但是威廉斯在阐述他的文化理论的过程中,始终融入了他的文学思想。威廉斯的文学思想主要集中在他关于文学概念发展的研究、他的“中介论”和“感觉结构”理论,这些理论与他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斯达尔夫人与女性主义文学

斯达尔夫人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重要的女作家和文艺理论家,在她的理论和文本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女性主义文学思想.她对女性历史地位的思考、对女性创作情况的考察以及文本创作实践,给后世的女性主义文学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论苏雪林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思想

苏雪林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思想接近于梁实秋的新人文主义.她反对把道德从文学中剥离,认为一个好的作家必须拥有健全的人格,在创作上尽量避免不道德的题材;相信文学是对最基本的人性的表现,贵在表现人类“基本的情绪”和不变的“人间性”,从而具有“永久的兴味”;反感因想象力或情感的泛滥导致文学形式的失范,推崇在理性节制下所产生的文学的力量.从这种新人文主义倾向的文学思想出发,苏雪林对当时文坛的种种流弊提出了不少发人深省的看法,但由于道德、人格等概念有太大的个人性和主观性,导致她在某些作家作品上的判断产生偏执.     

东汉文学思想史的几个理论问题

东汉二百年间的文学思想的发展,走过了由政教附庸到独立自足的艰难历程。在这一演进过程中,新旧文学思想交错推衍,纠结前行,到东汉后期,文学终于坚定地走向了它自身。东汉文学发展史中的几个趋新的文学现象——理论阐述的文学思想与同时期文学创作倾向不完全同步,谶纬思潮对文学思想的影响,文学创作中越来越重视个人情志的抒发,以及逞才游艺的文学创作倾向,尤具重要的文学思想史意义。它们不仅是东汉文学思想史的重要理论内涵,也对整个中国文学思想史具有理论启示意义。     

董仲舒“《诗》无达诂”与“中和之美”说探本

董仲舒的经学思想涉及到某些文艺问题,其中有创见或新意者,是他的“《诗》无达诂”说和“中和之美”说.“《诗》无达诂”严格说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思想,而是“物莫无邻,察视其外,可以见其内”、“见其指者,不任其辞”的经典解读方法.它对于文学思想的价值,是给文学阅读活动提供了认识上的重要启发.“中和之美”说对先秦儒家的“中和”思想作出了新的解释,董子把它纳入到顺天法地、天人相应的思想体系中,由天地具有“中和之美”而落实为人的修心养性功夫.因此,“中和之美”说也并不是本色的文学思想.但是,由于它涉及到了人的情感,认为怒、喜、忧、惧皆宜“反中”,就包含了人的情感应当如何表现的问题,从而具有了一定的文学思想的意义.     

文本·话语·主体:文学传统与交互世界

将事物之间的“交互世界”作为“实存”来加以认定是一个重要的求知方法。“文本间交互性”、“话语间交互性”、“主体间交互性”等具有意义生成性 ,一定文学文本、文学话语、文学主体的意义 ,终究要到其与文学传统的交互关系中去求致和确认     

永明文学至宫体文学的嬗变与梁代前期文学状态

永明文学和宫体文学是齐梁时期两大文学现象。永明文学发生于齐武帝永明(483—493)年间,宫体文学发生在梁普通(520—527)年间之后。齐梁时期作家、批评家基本便依托在这两大文学背景之下进行着创作和批评,因此要了解这一时期作家的文学思想、写作特点,必须对这两大文学现象以及它们之间的嬗变规律有十分清楚的认识。     

孔子的"文言"思想及其文学意义

语言是文学的物质媒介,研究孔子的言辞思想更容易接近其文学思想的核心。“文言”是孔子言辞思想的核心概念,它对内容上的规范性与形式上的审美性的双重要求,使孔子的“文言”思想,不仅为中国文学提供了形式上可资借鉴的典范,同时,也在思想内容方面树立了“雅正”的尺度。作为一种自觉的文学思想,“文言”一词所包含的规范性与审美性的双重意味,奠定了孔子以及儒家文学思想政教性与艺术性的统一诉求。     

典象的迷宫与易代之际的文学表达——论阮籍《咏怀诗》的互文本性

阮籍的《咏怀诗》是心灵内指性和象征性的文学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咏怀诗》大量使用包括“语典”和“事典”在内的“典象”,这些“典象”来源于先代的文学文本、历史文本和哲学文本,构成了《咏怀诗》的第二艺术世界,与其存在“互文本”的指称关系,对形成“阮旨遥深”的艺术境界发挥了重要作用.     

“红色经典”与“黑色系列”

“红色经典”是指中国 2 0世纪 50年代至 60年代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历史和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为创作题材的文艺作品。“黑色系列”是指上世纪末以来 ,针对社会上的腐败现象 ,出现的一批以反腐倡廉为题材以及揭露社会阴暗面并加以批判与反思的文艺作品。从“红色经典”到“黑色系列” ,我国的主流文学在发展过程中 ,既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一贯风格 ,又在思想与艺术上不断地探索、开拓、创新。“红色经典”作品过分地强调文学的政治性、工具性而忽视了其审美性 ,而新时期文学的“黑色系列”力戒阶级至上的弊端 ,在表现人性的复杂多样性和人的情感心理的无比丰富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文学现代性的时间形式与空间形式

近年在诸多有关文学现代性的讨论中,学者们大都从文学形态、文学价值、文学观念等宏观的思想层面来阐释文学的现代性。这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也存在着某种倾向:这种讨论文学现代性的方式,自觉或不自觉地远离了文学。正如陈晓明所言:“近年来理论界对‘现代性’表现出来了较高的热情,纵观这些讨论,基本上局限在对文学思想的现代性的讨论上,但如何回到文学本身,并且与文学史和文学文本的具体关联中来理解现代性,依然是一个未加深究的问题。”     

李贽思想在周作人接受过程的近代演进

对李贽思想的接受过程是中国文学思想近世化演进中的一支重要脉络,"五四"则是这一演变脉络中的凸现环节,而周作人的文学思想又是立于其峰颠的典型个案.本文通过分析周作人对李贽文学思想的接纳、变异这一个案,探讨李贽思想在被接受过程中的演进轨迹,并认为周作人的文学观来自西学与中国传统,而传统多于西学,传统中又以李贽的影响最为有力.李贽的人学观直接促成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李贽的文学表现童心说,促成了周作人文学是人的自然天性表现、且以表现之自然为美的文学思想.周作人发现了李贽人学思想中的现代性因素,并用西方科学化、人本化融释李贽思想,使之在周作人这里进一步世界化、近世化了.     

重识郑振铎早期文学观中的情感论——对文齐斯德《文学批评原理》的译介与误读

郑振铎的文学观通常被概括为"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本文聚焦于郑振铎1920年代初对文齐斯德<文学批评原理>一书的译介和阐发,分析其早期文学思想中的表现论色彩:以"诉诸情感之力"定义新文学之现代内涵与革命潜能;在对文齐斯德"道德情感"概念的洞见与误读中,强调情感的普遍性,形成"为人生的同情说";在具体的创作实践经验中提倡"血与泪的文学".以现实主义的写作原则落实情感动力学.只有重识郑振铎早期文学思想中强调以情感为中介实现文学社会功利性价值的观点,才能更好地理解他在参与促进新文学现实主义主潮生成中的独特思考与启示价值.     

五四“人的文学”的历史逻辑与价值承传

五四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始终伴随对“人”的关注,“人”不仅是五四新文学的核心关切,同时也作为一种精神导向不断参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当代建构。五四“人的文学”作为一种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是一代人的思想共识,也是文学与时代、社会碰撞的精神结晶。五四新文学的创作实绩给予了“人”新的内涵与阐释,同时在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中也实现了与“人”的深层互动。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当代文学继续高扬“人”的传统,延续五四以来对“人”的精神和个性的关注,展现出更为复杂、多元的文学面貌。     

论AI文学文本的符号形态与具身性阐释伦理

AI文学文本的阐释活动是复杂多元的,无法直接用有无“意义”的排他性方式来衡量。大体说来,AI文学文本具有“无意义文本”“准意义文本”“意义文本”等符号形态,对此所进行的阐释活动要分别论述。在不同的阐释活动中,文本“作者”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不断变化,作者与文本、文本生发语境、阐释者、阐释活动语境等要素之间存在多种可能,如整体合一、自相矛盾、对立割裂,等等。以此表明,“作者”或“拟设作者”在阐释活动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并构成了阐释的重要内容。AI文学文本的生产与阐释均应遵循相应的具身性伦理规则,对其阐释的重点是甄别文本好坏的价值判断,而非有无“意义”的事实判断;具身性伦理呼唤并要求“作者”始终在场。     

“国民文学”的性别内涵及文学史价值——以近代中国女留学生的文学创作与社会生活为中心

“国民文学”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20世纪20年代中期,文学界出于对新文学的反思,发起对“国民文学”的争论,重点在于对其范畴与内涵的辨析,性别内涵始终未得到重视。“国民思想”是“国民文学”的基础,酝酿生成于近代留学生群体,经历了反清爱国、科学救国、服务国家几个阶段。文章以1920年前后归国的早期留学日本与欧美的女学生胡彬夏、陈衡哲、刘王立明等人的思想与创作为对象,从辛亥革命前、民初至五四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时发展中探讨知识女性的国民意识、家国责任与人格独立的精神嬗变,总结和评价性别内涵在“国民文学”中的地位及其文学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