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守阳的三教合一论

伍守阳认为,儒释道都是关于性命之学。但三教言性命之详略是不同的。儒之言性命,言其影,不言其形;释之言性命,以性为形,以命为影;只有道教言性命,既言其影,又言其形。就道儒关系而言,伍认为儒家伦理是仙道之基;而仙道是儒家之天道。道、儒之间的不同在于:儒家着重于全人道——知人,而道教着重于修仙道——知天。就仙佛关系而言,伍认为仙道与佛道同,都是为了复真性。真性即佛性,所以说仙即是佛。仙佛二教同一工夫。据此,伍守阳在阐述其丹法时,把丹道修炼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与佛法修证一一加以相互印证;将仙佛工夫合而为一。     

道教的发展与“三教合一”

儒道释三教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色。道教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从各个层面吸佛纳儒，有力地推动了＂三教合一＂的形成和发展，道教也借此而发展、壮大和完善，同时，又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泯灭个性，终而衰弱。     

论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类型

以三教统称儒释道,始于北周时期,约公元6世纪中后,中国文化逐渐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之势。经过隋唐时期的三教讲论与融通,三教合流在北宋已经大致成型,明代以后则成社会主流思想。本文立足于三教各自不同的思想立场与对话策略,归纳了三教合流三种不同的类型:三教平等、三教同归和三教同源。儒释道三教,体上会通,用上合流,同归于善,是中国古代社会协调宗教关系的宝贵经验。     

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中国佛教的发展

外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处在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之中。正是在三教的冲突和融合中佛教不断得到发展,而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三教关系史。中国思想文化经过数千年的递嬗演变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以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从三教关系中来透视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     

三教合一新论

儒、道、佛＂三教合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思想内涵。三家各自消化、吸收其他两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其他两家的某些要素或特征;三家经过长期的磨合,共同构建了中华民族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三家作为一种深厚的文化积存和现实的精神力量,共同融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中,获得了实现自身形态现代化的大好机遇,这将提升我们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并最终有利于我们国家的文化安全。     

论隋炀帝的三教观

隋炀帝儒、释、道三教并举，多元一体。在对三教的重视程度土，杨广重佛、道而轻儒学，这与其家族信仰有关，与当时民间信仰亦有关，适应了南北朝统一后统治的需要。因此，杨广对文中子王通和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的态度截然不同，其本人在后世儒生与僧徒笔下形象亦迥异。     

“三教合一”思想对少林武术的影响

按照字面上的理解,“三教合一”指的是儒、佛、道三家思想融合为一体,但就其本质来说,指的是佛教在中国逐渐融合的过程.文章通过对“三教合一”思想的发展历史,以及少林武术所体现的儒、佛、道文化内涵的分析来论述“三教合一”思想对少林武术的影响.     

林兆恩与明末三教合一论比较

明末文人论三教合一大潮中,林兆恩与王学左派的主张既有相同之处,又各具特色。林兆恩认识到了当时儒释道三教的弊端,提出了三教心性相同、归儒宗孔的三教合一思想,王学左派则主张超越三教,以心性统摄三教。     

《西游记》“三教合一”思想分析

《西游记》中的宗教思想是明代“三教合一”思潮的产物。所谓“三教合一”并非儒、释、道三者平分秋色 ,实际上有所侧重。具体分析三者的关系是 :小说以儒家的价值取向为评判人和事的标准 ,儒为立本 ;道教修炼 ,虽使孙悟空等超越了自然生命、具有无穷法力 ,却非修炼的极境 ,仅仅是进一步修炼的入门和准备 ;成佛则是小说人物的最高追求 ,佛法无边并统摄一切诸法 ,佛教思想实为极则     

冯友兰的三教关系论

三教关系是冯友兰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冯友兰以＂同情之了解＂的态度,运用现代哲学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儒释道三教各自的发展历程,指出宋明道学的形成是三教融合的结果,即三教合流,从而实现了对儒释道三教关系发展历程及特征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奠定了后世学者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明代曲论中的"本色""当行"考辨

在明代曲论中,"本色"、"当行"是用来品评戏曲艺术的重要理论内涵.品评戏曲语言时,曲论家们不约而同地将"本色"、"当行"划入同一范畴,强调了二者相通的一面,但是在语言之外的其它方面,"本色"与"当行"则显示出了分道扬镳的趋势.对于戏曲内容、人物塑造、戏曲结构等案头创作,曲论家们多以"本色"品评,而"当行"则主要论及音律、表演、排场等与艺术实践相关的问题.     

从三言二拍看晚明的纵欲风气

晚明纵欲之风盛行 ,从人君到百姓 ,从世俗人间到空门净地 ,莫不如此。“三言二拍”对此有充分的描写。这种纵欲之风固然是一种堕落 ,但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反抗禁锢的一种过激行为 ,还有其积极的历史意义。“三言二拍”与《十日谈》相比较 ,表现出东西方历史积淀的伦理心态迥异。     

论明清时期陕西商人的经营理念

明清之际,陕西商人走南闯北,创造了辉煌的商品生产和经营的历史.并形成了一系列富有自身特色的经营理念,即注重质量管理、产销结合、改革创新和品牌意识.研究陕西商帮成功的经验,可为重振陕商雄风、发展陕西的市场经济提供很好的历史借鉴.     

评晚明社会活动家张溥

张溥创建应社 ,组建规模更大的复社 ,效法“东林党人” ,敢于向邪恶的政治势力斗争。青年学子的应试要求、江南的地域优势以及张溥士林领袖的风采 ,使复社等得以聚结和活动。张溥的优良品质与杰出见解值得研究与弘扬。社会舆论极其推崇张溥 ,张溥的政治活动却遭受失败 ;原因在于客观的社会制度不容许文人社团的政治化 ,文人社团的本身能量毕竟有限 ,以及张溥本身的一些缺点。     

论佛教的“不在超越”

佛教所要实现的超越,既不是基督教的"外在超越",也不是儒学的"内在超越",而是无所执着、一切不住的"不在超越"."不在超越"是对世出世间的一切二元对立的超越,它不但超越了"凡",而且也超越了"圣",此之谓"超凡越圣",其中的"越圣"也叫"超佛越祖",是指对作为佛教之"终极实在"的佛的超越,这是佛教之"不在超越"的根本特色,因为其他一切宗教都没有也不企求去超越自己的"终极实在".     

论明代戏曲的文人化特征(上)

宋元时期的戏曲作家多为民间艺人或下层文人 ,自元末高明作《琵琶记》始 ,文人学士、官僚士夫逐渐取代民间艺人成为戏曲作家的主体。而随着戏曲作家的文人化 ,也使得明代的戏曲呈现出与宋元时期戏曲不同的特征。一是出现了具有不同艺术风格的戏曲作家流派 ,如五伦派、昆山派、吴江派、临川派等 ;二是在戏曲的题材、人物形象、语言、音律等方面都呈现出典雅化的特征。明代戏曲的文人化既提高了戏曲的文学品位 ,使得戏曲与诗文一样 ,具有了经典性 ,同时也由于其精致典雅后脱离了舞台 ,异化为一种案头文学     

论"重玄"一词的佛教使用路向

梳理了自东晋至隋唐时期佛教诸家对于源自《道德经》"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重玄"一词各取所 需的借用,并且指出:被佛教最早发明的"重玄"义中的"双非双遣"义在佛教中观的语义背景之下为道家重 玄学所接受和完成,并最终成为其最为重要的标识性概念,而这一现象无疑正是佛道互相交涉的结果。     

从冯从吾"儒佛之辨"看晚明关学之佛学观

明季关学大儒冯从吾,从儒学正统观点出发,力辨儒佛二宗之异趣.对晚明儒、佛在道体、心性、人性善恶等重大理论问题上的不同作了系统而全面的辨析.冯从吾的儒佛之辨,是宋以后站在理学正统立场上对佛教进行的一场较为彻底的清算,从中可以窥探冯从吾的思想特征,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晚明儒学的佛学观.其所暴露出的晚明关学学者对佛教思想及其内在精神理解和把握上的偏差,是思想史上值得注意的现象.     

论明代前七子李何之争

对明代前七子李何之争的文艺现象进行了反思.李何之争是李梦阳文艺思想的主要表现之一.通过文献分析,认为历史对于李梦阳的评价是不公正的.李梦阳的文艺思想有三个特点.(1)李梦阳在探讨何者为文艺"法式"的问题上,主张学习古文的结构规律,他不仅强调"文必有法式",主张文学创作要学习古典法式,而且还重视法式的灵活运用.李梦阳认为艺术创作要"应诸心",他这样认识文学创作是具有真理性的.(2)李梦阳把写字与作文做比类,这是符合艺术规律的,这样并没有什么错误.任何一个人,绝对不会主张文学创作要搞"模拟剽窃"的.后代文人把李梦阳关于写字与作文作比类的思想,认定为文学创作模拟理论,这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3)李梦阳偏好雄浑深厚的文学风格.在争论中,他不仅反对何景明偏好清俊响亮的风格,指责何景明的主张是"同室操戈".这些思想不免有些狭隘偏激之乖.     

晚明旅游者研究之“山人”解析

晚明的山人群体,是在晚明旅游大潮中出现的新社会团体,他们既要具备一定的文字能力,又要有广泛的旅游实践,通过传播旅游文化,获得权贵的认可,以谋得衣食之资。这一新群体的出现,既是晚明群游风尚的需要,又是群游队伍的重要组成。山人阶层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晚明旅游的内容,为旅游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其游走权门的团体特征,亦使之获致了较差的社会风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