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位的对接:论实用科学理性与五四新文学的理论建构

"为人生"作为中国现代精英知识分子对于五四新文学的理论建构,与实用科学理性有着难以割舍的血缘联系。从"实验主义"的科学接受到"求真理"的思想共识,最后落实到和俄罗斯拯救意识深度结缘的"为人生"的艺术主张,这种在科学和人文错位的对接中将"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转换为五四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全过程,都是在实用科学理性精神的烛照下完成;这真实地体现了五四新文学张扬西化同时又游离于西学的双重矛盾:既反映了中国现代精英知识分子现代性认知问题上的思想茫然性,又揭示着中西方文化与文学融汇过程中的历史复杂性。如果我们忽略了实用科学理性和"为人生"的内在逻辑关系,就会失去对五四新文学基本性质的科学描述与整体把握。     

胡适之科学精神及其文化渊源

胡适之科学精神的内涵主要有 :独立精神———提倡评判的态度、独立的思想并对此负责 ;存疑精神———怀疑是思想和求真的起点 ,主张“无征不信” ;求是精神———把握事物本来面目的求真精神、运用逻辑和实验等理性手段求得验证的求证精神、尊重客观实际和从事实出发的求实精神 ;创新精神———勇于探索的态度和大胆创新的方法。其文化渊源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赫胥黎存疑主义、达尔文进化论和杜威实用主义的西方学理 ;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宋学和汉学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胡适所倡导的科学精神仍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新探胡适倡导新文学的宗旨观

“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是胡适于1918年提出的建设中国新文学的“唯一宗旨”观,但近百年学术研究尚未以科学的思维对其丰盈内涵作出详解.本文试图对胡氏新文学建设的宗旨观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予以新探.“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是胡适对其“枝叶”文学主张的化零为整的概括.国语文学与白话文学在胡氏表述中是同义语,但实质上是有区别的;而要理解国语文学的内涵,必须弄清白话、国语、方言这三个关键词的趋同性与差异性.胡适对建设何种形态新文学作了这样的理性设计,即分为“工具”、“方法”、“创造”相互关联的三个逻辑步骤,只是对“工具”(白话为利器)、“方法”(具体技艺)作了详解,而“创造”则从略了;至于“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之间的辩证关系,胡适着重强调了后者.这样的“唯一宗旨”观,实际上成了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并驾驰驱的理论旗帜和实践纲领.本文对其新探,发掘出不少新思想、新见解及其偏颇之处.     

陈独秀与胡适科学观之比较——兼论"五四"的"唯科学主义"问题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和胡适大力提倡科学,坚持科学的理性精神,肯定科学的价值、作用和地位,对封建旧文化进行彻底的批判.他们侧重进化论的介绍,吸收进化论思想,以此观照五四时期的社会问题和文学问题,以服务新文化运动的革命目标.但是,由于两者的文化身份不同,在对科学的理解、认识和应用上也存在着差异.立足于陈独秀、胡适五四时期的科学观,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五四时期存在"唯科学主义"思潮,这种观点实际上有忽视具体历史语境,机械类比的缺失.     

论近代科学理性与“逻各斯”理性的差异

近代科学理性承袭了古代哲学"逻各斯"理性的本质精神,然而它们在表现形式上却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古代哲学"逻各斯"理性主要体现为内在确证、质的规定和以自然语言为载体的逻辑演绎;而近代科学理性则表现为外在确证、量的规定和以数学语言为载体的逻辑推演。这种差异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哲学的主客一致的基础,它不仅导致近代哲学研究从古代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变,也促使了经验主义、逻辑主义和机械主义的兴起,最终引起哲学理性的变化,导致"努斯"理性的沉沦。     

用科学的方法解读科学的理论一再论“三个代表”的先进性

从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党的性质、党的宗旨、党的思想路线、党的组织建设、党的作风建设、党的制度建设、党的历史使命等八个方面,论述了全面、系统、完整、准确把握"三个代表"科学理论体系应注意的诸多问题.指出要用创新的态度对待新的理论,用科学的方法解读科学的理论,用实践的结果验证理论的成果;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对待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重论胡适的新文化运动观

胡适曾多次表示他喜欢用“中国文艺复兴”这一名词,来表述对中国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体验与看法.胡适喜欢“中国文艺复兴”这个题目的起因来自《新潮》的英文刊名,而它的历史根据主要有三: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诞生是对古代白话文学传统的“有意识”的复兴,这与欧洲文艺复兴类同;中西两个文艺复兴运动,都体现了“一种对人类解放要求”,反映了个体人的主体意识觉醒;而中国人的思想或人性的解放,所凭借的强大精神武器应是“赛先生”即科学精神或科学人生观,与“德先生”即德莫克拉西或人文主义所结成的坚固思想同盟.胡适对中国文艺复兴的贡献是独特的,是不可取代的,然而他对其历史局限认识不清又是一种遗憾.     

论“五四”新文学中的个人主义话语对文学内容的影响

“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受新文化运动的催生而出现的,在理论与创作方面都受到新文化运动各种思潮的影响,其中很重要的一种即个人主义话语。在新文学的理论指导层面,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与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对新文学内容的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前者倡导的发展个性、个人自主引发了新文学创作初期爱情、婚姻题材的滥觞,后者所提倡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使新文学在注重自我表达的同时具有了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     

游移的起点:无法栖居的启蒙主义心态——兼与刘再复先生讨论

中国新文化新文学起点的确立,是个急欲辨明却又几于无解的论题,其理由在于相关研究者对新文化新文学的认同、偏爱态度强烈,其间包含着难以自觉的启蒙主义心态,惟思想进步是举,由此,在理据上贬损现代文化、文学变动中传统话语里的异端因素,却又单取贵族文学的名号以标画传统文学的极致,甚至指认贵族精神的八字真言为中外文学的伟大所在.如此说法误会了文学与人生两界的基本分野,也遮蔽了中国支化、文学呈示异端、尽现物象的创生造化的诗学之途.     

胡适思想的现代意义

胡适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学者,毕生从事教育、学术和文化工作,同时积极关注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发展。胡适的教育、学术和文化思想对我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对当代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也有诸多的启迪和参考意义。胡适思想的影响和意义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人物,胡适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了突出性的贡献;领导白话国语运动取得成功;倡导个性解放,提出“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界说;大力推进教育改革;提倡科学思想,反对武断迷信;创立新学术典范等。第二,在中西文化交流及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向上,胡适最早提出建设中国新文化的纲领性意见,对中西文化交流持开放性的态度,反对所谓本位文化观,主张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深入全面的交流,通过充分的文化交流实现中国文化的变革和发展。第三,在政治变革上,胡适并不绝对地反对暴力革命,但更主张通过和平的改革来创建新的制度,促进社会的发展。第四,在对待外国列强的态度上,胡适既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同时又主张理性的民族主义,反对情绪化地简单排外。     

当代科学研究意识中的“范畴错误”

当代科学家在探索意识问题时常对同样的理论成果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根本原因是犯了“范畴错误”。科学意识研究的发展不能忽视哲学的反思,必须加强对脑科学成果的哲学转化、升华和解读性研究。     

对“劳动价值理论”的科学评价与认识

本文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提出经典劳动价值理论修正和完善的方向。并对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地位作了新的认识与评价。认为劳动在价值起源上具有最终性 ;劳动及劳动者在价值创造中具有主导性 ;劳动在新增价值或财富构成中具有主体性。结合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理论认识 ,提出社会财富按生产要素的贡献率分配的科学依据 ;从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关系是市场交易的经济规范的契约关系 ;当前非公有制人士的收入主要来自资本和他们的技术劳动及管理劳动贡献的收益     

“三执政”的科学内涵及其辩证统一关系

坚持"三执政",前提是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三执政"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三执政"是一个密不可分、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三执政"的核心是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分别强调了我们党执政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要求;系统回答了我们党为谁执政、靠谁执政、如何执政的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     

准确深刻地把握“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七一”讲话）中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精辟的阐述。准确深刻地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对于我们全面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推进新世纪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科学发展观:中国“和平崛起”的指导观

"和平崛起"已经成为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的战略选择.崛起的实质是发展,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平是发展的方式,和平的发展方式实质上是科学的方式.从这个角度看,和平崛起就是科学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和平崛起的指导观.     

哲学诠释学的"反美学"与人文科学的审美真理立场

美学问题在当代哲学诠释学中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哲学诠释学站在人文科学立场,对审美经验和审美真理问题的理解和解释,体现了显著的"反传统美学"特征.本文从美学作为人文科学特殊理解方式、审美真理如何表现,以及审美真理如何可能的问题三个方面,探讨了加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反美学"思想;然后在当代美学语境中比较性地论述了其基于人文科学立场,对审美真理问题的理解和解释所具有的重要理论意义.     

“富裕社会”何以沦为非“和谐社会”？——兼评马尔库塞的“病态社会”科技异化论

以西方发达社会为参照,马尔库塞描绘了“富裕社会”的虚假美景,列举了其构成要素的非和谐症状,指出“富裕社会”呈现“病态”的根源在于科技的异化。“富裕社会”批判理论揭示的西方社会“病理”性特征,对我们预防技术理性的潜在的危险,消除“和谐社会”创建中出现的重物质、轻精神,重技术、轻人文的倾向,将具有积极的警示意义。     

科斯定理与异地"排污权"交易案

我国首例关于"排污权"交易的案例,看似符合经济学有名的"科斯第一定理",即在产权界定后,无论产权归谁所有,均可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实则并非如此."排污权交易案"严重违反了"科斯定理"的前提假定,是一种不正当的交易.在提倡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应严令禁止此类事件的发生.     

现代科技劳动价值论的“对象域”与劳动力资本化研究——一种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考察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视域中,从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对劳动和劳动力的辨析到对劳动商品和劳动力商品的区分,再到劳动力资本化研究,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劳动力理论发展的进程和走向。劳动力资本与传统的以物质生产资料为其存在方式的物质资本相对应,在实质上是将劳动者所掌握的精神生产资料作为资本,因此对劳动力资本化的研究只有在将精神生产纳入价值创造的视域时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现代科技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科技劳动价值论思想在当代的发展,将其"对象域"规定为在"物质生产领域"基础上加以拓展所形成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相统一的"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社会生产系统。这一特定的"对象域"为劳动力资本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现实基础,在现实性上为劳动力资本化研究提供了可能。     

坚持科学的辩证法,正确处理“以德治国”过程中的几个关系

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论 ,分析了“德治”与“法制”的关系 ,对正确认识、处理“继承”与“发展”、“借鉴”与“抵制”、“长远”与“当前”的辨证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