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性的“自觉”——杜威对胡适科学理性建构的影响

杜威对胡适科学理性建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由"经验"导入"务实"。第二,由"经验"导入"人本"。第三,由"历程"导入"历史"。第四,由"思想"导入"实证"。     

中国新文学发生语境的吊诡——从胡适“他们”与“我们”的白话两难心态出发

作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在白话为"他们"还是为"我们"自己写作的意识上有着十分尴尬的解说。分析胡适的心理深层症结,对其构建的以白话文为底色的新文学逻辑进行深入梳理,由此我们可以窥见"新青年派"知识群体在现代性演进过程中思想谱系的吊诡。胡适主导的精英意识和另一种启蒙路径——民粹思想形成了鲜明对比。归根结底,无论胡适们当年怎样为"他们"呐喊,他都会走向"我们"。     

“不自觉”的暗合——析传统文化对胡适科学理性的建构的影响

胡适科学理性的建构是一个中西合璧、显隐结合的过程,故乡背景、童年经历、私塾教育与少年上海求学经历构成了其科学理性中不自觉的隐性因素;程朱理学、乾嘉朴学以及康有为和章太炎的个人影响构成了其科学理性中不自觉的显性因素.     

富有“创造的思想力”的文学观——评胡适《白话文学史》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显然是一部为"造今日之文学"而"造"出来的"史"。与其说胡适在写史,倒不如说他在表明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以叫作"评判的态度"。他评判的正确与否在今天已经昭然,但《白话文学史》的根本意义不在于评判的正误,而在于评判本身所显示出来的文学观念的革新。这点在今天来讲仍然有启发作用。     

胡适与现代序言视阈下小说批评的新形态——以“四大奇书”批评为中心

在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通俗章回小说现代序言中,胡适意图将序言批评构建成一种“学术研究”的新形态。他通过对“四大奇书”技艺“本领”的关注、对“四大奇书”及其续作合符于现代文艺思想的肯定、对“四大奇书”文献进行细致“考据”等方式,为“大胆的假设”等“科学”定性寻求证明之道。现代文化语境下的序言批评试图以新的思维方式及话语模式对通俗章回小说的知识形态展开现代重构,进行一种带有整体性特质的批评引导,最终对通俗章回小说的文化意义进行新的规定。此类批评扩充了通俗章回小说被认可的接受渠道,亦是一种新的经典构建思路,不仅增强“四大奇书”的多元意义,亦有典型的方法借鉴价值。     

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的现代转型——兼论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文学和 1 8世纪的启蒙文学标志着现代形态之西方文学的成型。人文主义文学在汲取传统形态西方文学的人文养料后 ,孕育出了现代形态的“人”的母题 ,其演变过程大致经历了“原欲”型、“原欲 人智”型、“原欲 人智 上帝”型三个阶段 ,其中“原欲”是核心内容。启蒙文学中“人”的母题总体上呈“原欲 人智 上帝”的结构框架 ,但侧重于“人智” ,“原欲”则以隐性形态存在着。人文主义文学和启蒙文学均因“人”的母题中“上帝”成分的存在而表现出对西方现代价值观的疏离与反叛。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 ,中国五四新文学中的人学思想 ,主要接纳的是西方人文主义文学和启蒙文学中“原欲”与“人智”意义上的“人”的母题     

王阳明对《论语》“克己复礼为仁”的解读及其后学的变异——兼与朱熹的解读比较

王阳明对《论语》"克己复礼为仁"的解读,源自于朱熹《论语集注》将"克己复礼"分为"克己"与"复礼"两个部分,将"克"解读为"胜","己"解读为"身之私欲"。与朱熹一样,王阳明强调"克去己私",讲"克己工夫"。然而,阳明后学的解读却发生了变异。他们明确反对朱熹把"克己"之"己"解读为"己私",或将"克己"解读为"修己",或将"克"训为"能"。这些解读不仅不同于朱熹,而且与王阳明的解读也有很大差异,并与朱熹、王阳明的解读一起为后世所接受。     

刍议明中叶南赣畲民的去“蛮”化“新”——以王阳明治“南赣之乱”为中心

畲族乃南迁武陵蛮与闽粤赣交界处的土著及部分逃入溪峒的汉人经过长期融合,于南宋末年形成的单一民族。历史上,闽粤赣边区是畲族先民早期的聚居区,元时畲民开始陆续北迁,闽浙赣三省交界地渐成为畲族先民新的聚居地。究其主要居地变化,畲人抗元失败,闽西畲民大批北迁是一原因,而南赣畲族先民"销声匿迹"则与明中叶王阳明的军事剿抚、保甲监督和乡约教化密切相关。正是上述"举措",南赣畲民得以去蛮化,由早期的"梗化"、"顽民"渐渐向化一新,族性潜隐,直至民族识别。然而,以往对明中叶南赣之乱的研究学人多从客家视角进行解读,缺乏一个从輋(畲)民主位视角的观瞻。     

作为方法、知识与想象的“晚清”文学——“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增生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对晚清文学知识考古式重返,把现代文学起点推到晚清,拓宽了现代文学的疆界,并从对现代起源的关注转向如何想象并谈论中国"现代"的方式,引发了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论断对晚清现代性想象的释放,引发十七年文学"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探讨,使其在"革命中国"的阐释中具有了知识范畴的独立性和类似"乌托邦"的价值品格。而寻找中国现代性的努力暗合了中国作为大国经济崛起的"现实",这种承认的政治让现代性变成政治正确的概念而空洞化,重新落入西方思维模式中。对这一论断的反思是研究者超越时代限定使现当代文学学科与研究者获得独立品格,走向成熟的关键所在。     

“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批判研究——重读《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

“真正的社会主义”认为自然是自在的、原生态的荒野,它把人看作是动物般的自然人、抽象人,主张人“奔向自然的怀抱”去实现人与自然“直接的超历史”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然是在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基础上生成的人类学的自然,人是现实的、社会的人,人与自然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撇开自然的社会性,无视人与动物的区别,力图通过“奔向自然的怀抱”去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过原始的天人合一的生活,根本无助于生态危机的解决。重读《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批判的相关论述,既有利于全面深化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又有助于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胡锦涛同志在十六届三中全会的重要讲话中,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以"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为核心内容的科学发展观,赋予了发展以崭新内涵,揭示了发展的本质特征,实现了发展观的重大变革,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全新认识和深刻把握。     

“五四”前后胡适实用主义影响评议

新文化运动时期 ,胡适将实用主义引入中国并积极宣传。在“五四”运动之前实用主义对新文化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而此后却阻碍了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这反映出一种理论对特定时代的作用是与特定历史条件不可分割的。     

胡风启蒙文学观新论

胡风对五四及鲁迅启蒙精神的继承是有选择的继承 ,对后者的发展则是创造性的扬弃 ;对时代要求的回应是深层理论上的回应 ,对历史与人性的探索则是超越性的瞩望。这一切深深地得力于其启蒙思想在人性哲学层面上的独创与贯通 ,即系统地建构起了一座“人性解放的金字塔” :基座系其对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双重关注的主体性理论 ;第一级塔体是本能欲望的释放弘扬 ;第二级塔体表现为理性与情感的相互激荡。三个逻辑步骤依次递进 ,最终通往塔尖 ,即自由意志的锻铸与启蒙人格的完成。     

“水浒戏”与《水浒传》的传播

《水浒传》的人物与故事之所以能够家喻户晓,与“水浒戏”的长期盛演不衰密切相关。早在长篇小说《水浒传》成书之前,“水浒戏”已经成为元杂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一些内容后来被小说所采用。《水浒传》成书并陆续刊行之后,根据小说改编的“水浒戏”更为繁荣;反过来,“水浒戏”的演出又进一步促进了小说的广泛传播。     

重新解读胡适及“问题与主义”之争

在研究胡适思想言论的过程中,既要避免掉入政治感情的"陷阱",又要充分把握胡适的思想言论多有偏激性和非严密性这一特点,把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提出的主要观点全面地联系起来加以分析。从总的层面上来说,胡适在当时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对我国社会发展具有长远现实意义的问题,即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问题与主义"的关系。从具体层面来说,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提出的某些观点是存在不足和漏洞的,但他同时也提出了不少直到今天也还有生命力的正确观点。"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发生的一场以方法论争论为核心的政治色彩很浓但却充满自由平等气氛的健康学术争论。     

闻一多和胡适诗学的差异与贡献比较

闻一多和胡适相同者,仅只作为文学载体的白话入诗,针对旧诗格律的新诗追求.他们更多者则是差异,如对诗之语言俗雅,对诗之节奏,对诗之外在形式要求等均不相同.闻一多的音乐美和建筑美貌似各自独立,却合二为一构成辩证统一关系,即音乐美必然导致建筑美,建筑美则更加音乐美.胡适所尊崇的诗之自然音节和诗体大解放,也存在互为因果关系.强调自然音节就势必导致诗之散文化,进而导致诗体大解放.胡适诗论诗作的历史贡献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价值,但闻一多的诗论更是诗歌历史发展和要求的必然.虽然从整体看闻一多诗作有诸多不完美之处,但相对胡适绝大多数不完美诗作,显然更是超越.     

科学发展观:中国“和平崛起”的指导观

"和平崛起"已经成为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的战略选择.崛起的实质是发展,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平是发展的方式,和平的发展方式实质上是科学的方式.从这个角度看,和平崛起就是科学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和平崛起的指导观.     

先例与理性--也为中国的司法判例制度辩护

遵循先例是法治的普遍要求,因而建立某种形式的判例制度是中国的当务之急.但先例不应该由法院钦定,因为先例的效力主要不是靠命令产生的,而是来自于它的合理性和说服力.在判例制度从无到有的过程中,法院审判委员会可以采取一些积极引导措施,但同时要防止行政过度干预的倾向.最重要的是通过判例制度形成一种运用先例的思维方式,掌握比附、区分案例的司法技能,并进而从社会政策的角度体会、反思与评判先例的合理性.为了建立统一的判例体系,中国法院应该积极转变司法职能.上级法院的主要作用不是审理大案、要案,也不是作出抽象的司法解释,而是通过具体判例过程统一下级法院的司法解释.各级法院应该尽快公布全部司法判决书,至少及时公布法院自己认为是"先例"的判决意见.为了保证先例判决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全国法院应该建构一个判例的互联网体系.     

"全人生指导"和"全人教育"思想比较研究

杨贤江的“全人生指导”和日本小原国芳的“全人教育论”均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两种教育思想有相通之处;以人为本,主张学生和谐全面发展,批判教育弊端。但两种教育思想的核心和主旨存在根本差异:小原国芳以宗教为最高价值,调和教育和工业化发展的矛盾,以其理论为指导付诸办学实践;杨贤江以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为武器,指导青年学生的革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