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精简官员”说考辨

在评价唐太宗与“贞观之治”时,人们大都要提及贞观初年,唐太宗曾把中央政府机构的官员从原来的“二千多人”,精简为“六百多人”。比“隋朝、唐初和后来的开元年间的数字少四分之三”。甚至有人把这件事,誉为贞观时期的善政之“首”。但是,我认为,此说证据不足,很难使人首肯。     

“贞观”后期的唐太宗

唐朝初期的“贞观之治”,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唐太宗李世民的励精图治,也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的;但是,唐太宗励精图治并未能慎终如始,“贞观之治”后期不如前期不应忽视。笔者试就这后一方面的情况,略述浅见,以就教于学者、专家。     

试论唐太宗的民本思想与“贞观之治”

试论唐太宗的民本思想与“贞观之治”段塔丽陕西师大古籍所唐太宗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位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在位期间，善于审时度势，顺应时代潮流，对前朝遗留下来的各种积弊大胆进行改革和整顿，从而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太平盛世──“贞观之治”。作为唐太宗治国...     

唐太宗文治思想述论

唐太宗李世民是个“文治武功”兼备的封建皇帝。在唐王朝建立过程中，他建有赫赫武功；唐王朝建立后，他又确立并大力推行“假武修文”之举。贞观初，魏征曾向他建议：‘堰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眼。”①唐太宗采纳了这个建议，实行数年，成效卓著。贞观时期，唐太宗“堰武修文”的文治思想，包括对待儒、释、道的思想、大兴礼乐的思想、驰情文史的思想等等，这些思想的确立和与之采取的文治措施，不仅对巩固唐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起了重要作用；而且直接架构了“贞观之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一、对待儒、释、道的思想与政策…     

再现“贞观风范”的历史画卷——简评吴枫、常万生著《治世沧桑》

贞观年间(627—649年)的初唐社会,在“旷世英主”唐太宗的治理下,很快出现了国家统一、政治清明,生产发展、社会安定,国威远播、万国来朝的治世气象。以唐太宗为首的执政核心,在亲身经历了隋末农民战争风暴的洗礼之后,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励精图治,从统治集团     

长孙皇后与“贞观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河南洛阳人。生于公元600年(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卒于公元636年(唐太宗贞观十年)。她的先祖皆为北魏、北周大臣,父亲长孙晟为隋朝右骁卫将军。由于她生长在世代宦门之家,而且又刻苦好学,使她得以成为封建社会中有教养的女子。她不仅是位贤妻良母,更是李世民在政治上的得力助手,所以她死后,李世民悲痛地说:“入宫不复闻规谏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怀耳!”(《资治通鉴》卷194)这是对她最恰当的评价。历代封建史学家也都对她赞颂备至,司马光说她“常与上(李世民)从容商略古事,因而献替,裨益弘多”,此论甚有见地。     

“玄武门之变”新探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发生的“玄武门之变”是唐代政治史上的著名事件。对于这次军事政变,旧时史家认为“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而建成、元吉嫉功妒能,妄图加害世民,世民被迫自卫,“管蔡既诛,成康道正。”近代治史者也大都因袭这一说法,认为“唐太宗杀李建成、李元吉对本身来说是必要的自卫,对国家来说是有利于大局的行动。”其实,细加考查,这场政变的性质似有商榷的必要。     

唐太宗“用人之道”及其给予我们的启示

用人问题,是古今中外一切社会和所有国家理政、治国、治军的基础和前提,是必须予以充分注意和着重解决的大问题。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用人之道”,唐太宗的“用人之道”便是其一。     

试论“贞观之治”的施政方针

唐太宗“贞观之治”,所以取得成功,有多方面的原因:而有一个切合当时历史实际的、正确的施政方针,则是成功的关键所在。这个施政方针是:“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入自服。”这一方针是怎样提出并被确定下来的?又是如     

唐代吐蕃在新疆的活动及其影响

七世纪初,吐蕃松赞干布统一西藏高原,同唐朝建立了亲密关系。贞观八年(634年),松赞干布遣使长安,“太宗遣行人冯德遐往抚慰之”。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同意吐蕃联姻的要求,派礼部尚书江夏郡王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藏,同松赞干布成亲。唐吐关系进入     

“张饮高会”不是两个姓名

《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载有《隋唐时期北方民族与中原的关系》。此文有这样一句话:“唐太宗下诏命张饮、高会接见了各族首领……”(见第90页倒数第11行),这里,把“张饮高会”拦腰断开,加一“命”字,成了两位唐官的姓名。《新唐书·回鹘上》的原文为:“有诏张饮高会,引见渠长等……”,此处“张”,应读去声,与‘帐”相通。所谓“张饮高会”,就是在帐中设盛大宴会,而不是“张饮”、“高会”二人姓名。     

唐高祖与“贞观之治”

唐太宗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治世—“贞观之治”,向为史家所瞩目。举凡纳谏、取鉴、轻徭薄赋等均为贞观一世之美谈。然贞观治世政治,政策之由来却鲜为人谈,尤其是贞观治世的直接源头——武德政治、政策对其的影响,则更鲜有所论,应该说这是“贞观之治”完整认识中的一个缺憾。牛致功在《唐高祖与“贞观之治”》一文中,对此进行较深入的补充研究,谈来不无启发之感。     

也谈唐太宗“用人如器”

《资治通鉴》卷192记载“上(唐太宗)令封德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唐太宗“用人如器”的观点,在其晚年所著的《帝范》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真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为栋梁,短者以为拱角,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由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     

唐太宗讨论会在昭陵博物馆召开

由中国唐史学会发起、昭陵博物馆主办的唐太宗讨论会,于1984年10月在昭陵博物馆召开。来自全国十个省市的唐史研究专家出席了会议。会议以唐太宗与“贞观之治”为主要议题,展开讨论,提出了一些新见解,使唐太宗研究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一)与会同志认为“贞观之治”的出现固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与唐太宗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分不开的。大家列举当时以长安为中心,同东西方各国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史实,对这种看法作了有说服力的论证。(二)“重农抑商”历来是封建制度的基本经济     

评《唐明皇全传》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在二百八十九年中间,出现三个重要皇帝,即唐太宗、唐玄宗、武则天。唐太宗既是开国创业皇帝,又是封建社会“明君”,解放后出版了四本《唐太宗传》。武则天的业绩远逊于唐玄宗,也出版几部传记。直到1986年,还没有唐玄宗传问世。今年五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郑英德的专著《唐明皇全传》(以下统称“全传”),这对繁荣隋唐史研究是很有价值的。     

论“贞观之治”——兼论隋末唐初阶级矛盾与统治阶级政策的相互关系

唐初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曾出现过封建史家所盛称的“贞观之治”。它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它与隋末阶级斗争以及唐初统治阶级的政策有着什么关系?如何评价“贞观之治”的代表人物唐太宗?这些问题史学界一直有所争论。本文就是对以上问题略作探讨。     

试论唐太宗的政绩与贞观之治

唐太宗即位后，慑于隋本农民起义的威力，进一步调整统治政策，与民休养生息，实行轻徭薄赋，疏缓刑罚，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采取有力措施，为“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唐太宗即位后，总结历代封建统治的经验，认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把任贤作为保证国家致治的根本。贞观三年，唐太宗命文武百官上书议论朝政得失时，发现中郎将常何所提的20多件事，件件都符合朝政情况，感到奇怪。后来得悉这是常何家的食客马周代写的，唐太宗当即任命马周为门下省官员。唐太宗坚持唯才是举，任人唯贤的原则，主张“不以…     

从“立人”到“尊严”：鲁迅与柏杨的“药方”

20世纪初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提出了“立人”说,21世纪初台湾作家柏杨提出了“我们要活得有尊严”的主张。“立人”与“尊严”,是两位人文大师为复兴中华民族开出的“药方”。这两个“药方”是一脉相承的,与如今大力提倡的“以人为本”相吻合。     

“蚁穿九曲明珠”故事源流探析

唐太宗贞观年间,吐蕃松赞干布派出以大臣噶尔·东赞为首的求姻使团来唐朝国都长安,求娶文成公主。不巧格萨、波斯、霍尔和印度等国也来唐朝求娶贤能智慧的文成公主。这使唐太宗非常为难,为了做得“公平合理”,决定让婚使们比赛智慧,谁胜利了便可迎娶文成公主。 比赛智慧的第一道题目是:唐皇给使臣们一颗九曲明珠和一条丝线,叫他们把柔软的丝线穿进明珠的九曲孔眼。其它使臣抢先去干,想尽千方百计,可是怎么也穿不过     

关于唐太宗与宫体诗问题

关于唐太宗与宫体诗问题郑伯勤历代评论家对唐太宗的文学成就一直疵议较多，甚至视之为初唐宫体诗的代表。《新唐书·虞世南传》云：“帝常作宫体诗，使赓和。世南曰：‘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受此影响，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