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还是“隐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市民社会”存否辨析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避谈“市民社会”的事实,在学界引发了市民社会概念是“消失了的范畴”这一代表性观点,但从文本表述和文本内容相结合的整体性视角来看,市民社会概念实质上是“隐匿”而非“消失”的。市民社会概念的“隐匿”主要源于马克思研究视域和批判方法的双重变革：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研究视域的转变促使马克思认识到现实的市民社会内蕴多重历史面相和理论意涵,马克思为革新和重构市民社会概念而刻意将其加以“隐匿”;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运用则推动马克思自觉意识到应当深入市民社会内部展开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这种批判方法的变革为市民社会概念的“隐匿”留存可能性与合理性空间。市民社会概念的“隐匿”不仅表征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种进步性指向,也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在不断展开的市民社会批判中自我革新的理论品质。     

从“社会”语义变迁看马克思“国家-社会”理论的范式革命

深刻把握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离不开对“社会”语义的历史考察,事实上,独立完整的“社会”概念的生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古典共同体是“社会”与“国家”的共同源头,工商业活动的扩展造成古典共同体的分殊化,导致了“社会”与“国家”之分。黑格尔从苏格兰常识学派那里转译的市民社会概念抽空人类秩序的应然性规范,突出群体生存生活的实然性纽带。马克思继承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满足人类需要的设定,悬置“社会”的商业交换特征,把“社会”概念的内核转向生产,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尺度展现出“社会”的历史面相。一方面,社会形态反映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另一方面,国家需要维护特定社会形态相连的所有制形式。因此,社会形态和国家性质都具有历史维度,国家与社会之间不是孰强孰弱的静态格局,而是以所有制形式为中轴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交互作用的动态进程。“社会”语义的分析表明,马克思真正实现了“国家-社会”理论的范式革命。     

老年人“数字鸿沟”视域下广州市数字化转型策略研究

如今,我国人口结构不断老龄化,同时在居家生活、健康医疗、交通出行等各类场景数字化过程中,打造智慧服务、和谐共生的新型数字生活,构筑美好数字生活新图景。我们正处于人口老龄化和数字化转型变革双重历史环境下,要帮助“数字化弱势群体”特别是老年人群体缩小“数字鸿沟”,更好融入社会,享受数字化转型变革带来的红利。本文分析老年人应对数字化转型趋势与现实迫切性,探索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弥合老年人“数字鸿沟”的优化路径,为进一步推进数字化转型变革与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参考。     

乡土社会秩序的巨变 ——文化转型背景下乡村社会生活秩序的再调适

文化转型背景下,中国乡土社会的秩序正在发生变迁,并遵循着从“差序格局”、到“文野之别”、再到国家权力下行的路径。在宏观层面上,中国乡土社会秩序在政治制度和权威关系、个体意识等方面均发生改变。民国以后,在国家权力不断渗透到基层乡村的一系列制度（保甲制度、人民公社制度、村民自治制度）中,呈现出村庄内生秩序和国家建构秩序的共存和调适的情形。本文从社会秩序的概念入手,围绕三个问题进行阐述：社会秩序在历史中的嬗变;社会转型期两种社会秩序（礼治秩序和法治秩序）过渡与并置的局面;以及试图描述文化转型进程中乡土新秩序的变迁和文化调适的图景。最后提出人类学家应对乡村社会秩序变迁应该具有的态度,即理解乡村社会秩序的变迁需要重视文化的“粘合剂”作用以及我国传统礼俗社会的人情因素。理解乡村社会问题应具有更加包容的心态。     

论马尔库什对马克思“人的本质”与历史的辩证关系

马尔库什认为马克思“人的本质”概念包含劳动、社会性、意识、自由等方面,是“四位一体”。马克思“人的本质”概念与历史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关系：“人的本质”概念为历史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现实性,预设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性;在特定历史时期,人的本质得以彰显。同时,历史进步趋势与个体本质之间存在着背离现象。人的本质的承担者是整体人类社会,只有通过超越异化,变革社会体制,才能实现社会历史进步与个体本质的统一。他的这些见解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人的本质”概念及其与历史的辩证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导读

靳志朋博士的《文体与国体--日本近代民族国家转型中的文体变革》一文认为,日本近代的文体变革与民族国家的转型是相辅相成的。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迈向了民族国家的征程。在国家意识的支配下,日本以东京话为标准建立“国语”来统合全体国民。随着民族主义的盛行,日本知识界在书面语系统着意削减汉字、增加假名,建构与“汉文脉”不同的“言文一致体”。     

从政党变革到政党转型发展：分析视角与判断标准

从表象上看，政党转型也属于广义的政党变化与政党变革；但从根本上看，政党转型绝非一般意义上、个体化的政党变革，而是指传统政党形态已无法适应国家与社会的重大变革与时代要求，所有主流政党都被迫进行转型发展，以化解政党生存危机。唯有以国家-社会为本位，才能深刻揭示世界范围内政党转型发展的根本原因。世界政党发展的基本历程证明：政党转型是政党政治变革的必然产物，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与生产方式变革，进而推动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变革；经济基础与社会结构变革推动政治上层建筑变革，进而推动政党政治变革与政党转型发展。政党价值与功能、政党政治的公开性与透明度，既决定着大众政治参与度，也决定着广大民众对政党的认同度与支持度。民心向背决定政党兴衰与执政成败，这是政党政治发展亘古不变的定律。     

"宗族弱化"的历史原因探析

当前转型时期乡村社会政治权力变迁格局中,宗族处于弱化地位。这种情况从历史原因来看,是由于中国社会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就是一个“有国家的社会”,它区别于“无国家的社会”,“国家”在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现代国家的建设中,宗族因缺乏整合社会的功能而无法走入国家的体制之内,国家对于社会,有着强烈的干预意识和巨大的驱动力量。     

“宗族弱化”的历史原因探析

当前转型时期乡村社会政治权力变迁格局中，宗族处于弱化地位。这种情况从历史原因来看,是由于中国社会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就是一个“有国家的社会”,它区别于“无国家的社会”,“国家”在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现代国家的建设中,宗族因缺乏整合社会的功能而无法走入国家的体制之内,国家对于社会,有着强烈的干预意识和巨大的驱动力量。     

社会成长与国家治理——以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分析对象

从总体性治理到综合治理是建国后中国国家治理方式演进的基本脉络,也是转型中国国家——社会关系变革的主要内容。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透视转型中国社会成长与国家治理互动关系的最佳窗口。从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经验来看,国家治理方式的变革是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展开的,社会成长是国家治理方式演进的内在动力。同时,国家治理方式的演变也为社会成长创造了更有效的政治空间。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核心战略就是如何在社会成长与国家治理之间构建良性的互动关系,通过有效的国家治理促进社会的成长与成熟,进而构建与成熟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弥散型国家治理模式。     

变革型政党:对中国执政党建设历史经验与未来愿景的一种理论解读

作为国家建设和政治发展的核心能动者,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和转型的经验和趋势对理性审视中国政治转型过程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内外执政环境的深刻变革推动着党自身的理性化与现代化。执政党在回应社会需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逐步进行现代转型,以政治开放不断增进执政党调适性是构建变革型执政党的基本历史经验。实现变革型政党的再造,增进其开放性与包容性,改善其回应性和调适性,提升驾驭变革浪潮的政治领导力,以执政党的现代转型引导和带动国家的现代转型,是中国执政党建设的未来愿景。     

论晚清出版史的近代化变革与转型

晚清出版史是中国出版史上的重要变革与转型时期,中国出版在这一历史时期逐渐完成其古今之变,开始从传统走向近代,形成具有近代形态的新式出版。变革与转型的因素贯穿和渗透于晚清出版的各个阶段和环节。从宏观上看,印刷技术、出版物形制、出版物内容、出版物类型、出版机构、出版观念、出版管理体制、著作群体、出版交流、出版社会作用等10方面的变革能够充分反映和印证晚清出版史的近代化变革与转型特征。     

农业转型的动力机制研究及其拓展

我国快速的农业转型现实迫切要求农业转型研究的跟进,而农业转型动力机制研究无疑在其中居于基础性地位。梳理既有研究有利于找准当前研究的位置和进一步拓展的路径。研究发现,“社会中心范式”和“国家中心范式”下的研究虽然为我们搭建了基本的理论框架,但却存在着“只有社会没有国家”或“只有国家没有社会”、“只有国家没有地方”的不足。结合我国的农业转型实践,可从丰富国家视角、构建综合解释框架和关联相关研究等路径进一步拓展研究。     

以人本的视角审视近代社会的变迁——评赵慧峰著《近代转型社会中的集团与人物》

近代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阶段,其特殊所在,人们往往用“转型”二字涵盖。对于这个转型的近代社会,学者们曾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审视,如经济的转型、文化的转型、制度的转型、社会结构的转型,等等。赵慧峰近著《近代转型社会中的集团与人物》(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则超越社会领域的一般层面,从社会活动的主体“人”与“人群”直接入手,诠释了中国历史由中世纪到近代的流转与演变。其特色如下。第一,以人统事,叙事为人。历史的形成离不开一定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在遵循一定规律的前提下,人的主观能动性将对历史的进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机遇，随变革而至

本刊谈到社区发展的背景时，常常用到“社会转型期”这个词。大到国家、社会、宏观经济的发展，小到个人就医、住房、找工作所遇到的问题，都能从“社会转型期”上找到原因。多数情况下，人们习惯强调处在变革中所遇到的困难和不适应，但事实上，社会转型带来的机遇多于困难。这一点已经从30年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成就中得到了印证，正是这一系列转型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创造了首屈一指的世界经济奇迹。     

全球化背景下的“安全”:一种概念重构

基于全球化背景,国际关系学界对“安全”概念进行了重新建构。其核心就是“延伸”和“拓宽”现实主义国家安全观。“延伸安全”就是从垂直纬度上将安全的指涉对象从国家向下延伸到次国家和个人,向上延伸到全球和整个人类;“拓宽安全”就是从水平层次上将安全议题从军事领域拓展到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这导致一种对“安全”概念的综合化和多学科的定义。     

黑格尔“市民社会”和“国家”概念的透析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是因为这两个概念是逻辑学概念而不是具体学科概念,是服从于他的哲学主题即精神运动的。只有从逻辑学领域内辨明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再联系到具体相关的学科,才能正确理解黑格尔的政治历史思想。     

从专制人治到民主法治：近代中国的宪法成长及其意义

近代中国的宪法成长具有两个相互联系的不同主题 :其一是“从专制到民主”,它反映的是法律文化所依托的政治制度架构方面的变革对法制转型的影响 ,以及法制转型过程中法律所表现和确认的政治内容上的变化。其二是“从人治到法治”,它一方面反映的是现代化进程中 ,政治结构中统治方式的变革 ,另一方面 ,反映的是法律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 ,特别是法律与权力之间关系的变化。因之 ,从制度上考察近代以来特别是 2 0世纪前 5 0年 ,中国社会从传统专制制度下的人治主义统治方式向现代民主制度下的法治主义统治方式的转变过程是中国法律发展理论研究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值得重视。     

论民族主义对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

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是一个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在这一现代性转型的历史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传统帝国向现代国家的转换.中国的民族主义产生于传统帝国面临内忧外患的20世纪初,它替代了传统帝国中皇权主义所发挥的功能机制,在帝国的现代性转型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民族主义对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作用主要从两个层面表现出来:一个是合法性资源的转换层面,另一个是现代国家机能的建构层面.前者涉及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后,如何引导人们在观念意识的层面上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这种现代意识的开启尤其突显在历史观与时间意识的转换之中;而后者则主要是在社会政治行动的层面上实现国家建制方面的现代性转换,现代国家的机能建构围绕“统一民族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这两个方面展开,涉及“民族”形成和国家权力扩展等问题.     

乡村治理及其转型的产权逻辑

农地产权制度是中国乡村治理的核心线索。由国家法律赋权、社会认同和农民行为能力三个维度所表达的产权强度及其差异,是导致不同乡村治理模式的内在根源。农耕文化、地权模糊及其关系交易,构成了中国乡村治理的制度遗产。从“产权弱化—关系型治理”向“产权强化—契约型治理”的转型,决定了中国乡村社会从产权模糊走向产权明晰、从关系型交易演变为契约型交易的历史逻辑。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框架内,农地确权所内含的产权明晰与稳定预期,正在推进中国乡土社会的转型,一方面逐步撕裂由亲缘地缘所维系的传统村社治理秩序,另一方面以契约化、正式化和法制化的现代化方式,重构“国家有作为”“社会有认同”“人民有参与”的法制、德治与自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