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论东坡剧

在元明清三代文人的戏剧作品中,苏轼的形象占据突出的位置.在这些作品中,剧作家们有选择地凸现苏东坡的某一侧面,使之成为自我表现的工具,并进而留下了时代的烙印.本文初步讨论元明清三代的东坡剧,以展示苏轼对中国文学之影响的一个方面.     

夹缝中的叹息--从话语主体的角度重读《桃花扇》

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本文力图从话语主体,即文本中的叙述者或抒情者角色和作家因素的角度,结合<桃花扇>中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来揭示<桃花扇>这一历史剧创作主旨的本来面目.     

论元代公案题材剧的文人品性——以《元曲选》和《元刊杂剧三十种》所选为例

元代公案剧题材在现存156种元杂剧中大放异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案题材剧与当时政治严酷、宗法松弛的社会生活紧密相关,同时深刻反映出元代文人对生存困境的时代思考.此类题材剧独特的文人品性隐含着对宋儒理学秩序的呼唤,并与文人叙事策略相得益彰,表露出剧作家的文人身份.     

李白和苏轼女性诗的差异及其文化意蕴

文章运用比较的方法从诗歌创作的数量、选材、形象和表现内容等几个方面 ,对李白、苏轼的女性诗之差异进行了颇有说服力的辨析。认为造成李白、苏轼女性诗明显差异的原因除一般认为的文学自身的原因外 ,还有个人原因、社会原因。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二者分别对应着“民间口头话语”和“文人文本话语” ,分属“下层文化”(民俗文化 )和“上层文化”(正统文化 )。从苏李女性诗的差异还可以洞察唐宋女性观以及由此引起的女性生活的变化     

叙事理论框架下新文人剧的“故事”解读

叙事理论的核心词汇是"故事"与"话语"。这在新文人剧中表现为"故事"及其"讲述"的视角,即男性叙事与女性叙事。这两种叙事视角并不对立,而是相辅相成。在新文人剧中,男性叙事由"隐含作者"掌控"话语",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对男性"故事"的书写;女性叙事呈现在受众面前大多是有关女性的种种"故事",其表征之下却蕴含着创作者自觉或不自觉的"话语"掌控。本文将结合叙事理论、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新文人剧的"故事"叙事展开分析。     

元杂剧之“两汉故事戏”略探

元代历史剧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由夏、商、周至宋、金无一例外,全部囊括其中,尤以敷演两汉之历史为最盛。"两汉故事戏"依其主旨可分作四类:民族矛盾剧、变泰发迹剧、政治斗争剧及伦理道德剧,其繁盛与元代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及文人心态密不可分,与汉、元两代迥异的社会背景紧密相连,表达了文士乃至寻常百姓对现实的不满和社会公正的渴望。     

论金代文人王若虚对苏轼文学思想的审美接受

金朝代文坛上"苏学盛行"。金代文人王若虚对苏轼理论的接受,既有吸纳、借鉴,同时也有批判。王若虚对苏轼诗词尤为推崇,尊苏词为古今第一,在赞赏苏轼诗歌自然流畅、随物赋形的创作审美风格的同时,也深刻指出了苏轼作品中的诸多弊病。王若虚在创作过程中努力学习苏轼,其作品深具东坡风神。     

“五四”白话文运动后的文人话语

＂五四＂白话文运动后,旧的文学系统解体导致文人话语选择了三个发展方向：文人话语的转换、文人话语的自我颠覆和文人话语的复归。三种选择的互动作用促进了文人话语的变革和新文学的发展。文人是汉语言文化＂踪迹＂的发现者、传承者、创造者,是纯净汉语言话语表达的自觉守护者。     

元代文人心灵的辩证法——读《元代文人心态史》

目前学术界专门心态史研究的专著较为少见。特别是揭示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文人心态演进历史的著作。近读徐子方教授的《挑战与抉择 :元代文人心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 ,2 0 0 1年 5月 ) ,获益颇多 ,眼界大开。元代文学纷繁复杂。屈原、司马迁、辛弃疾等那种执著用世的追求已经失去了意义 ,元代文人空前失落 ,在寻求精神空隙的无奈中存活。元代文学有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学的“异质”。因此剖析元代文学的新特点需要相适应的方法 ,而由“心态史”入手能够透视文人的心灵深处的隐秘 ,无疑是解析元代文学“异质”的科学途径。《元代文人心态史》…     

元杂剧的市民话语体系解读

从民俗文化的角度研究元杂剧的语言,可知元杂剧形成了一套与士大夫阶层的话语不同的市民话语体系,如“造反者的话语体系”、“青楼话语体系”、“商人话语体系”等,它吸收了宋元以来的民间文学、市民文学的话语养分,具有鲜明的市民话语特征,反映出元代市民在政治、思想、经济等方面的诉求,是元代民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审美话语与必然话语之间的紧张与默契——兼论文学的审美本质与话语特征

自由话语与必然话语构成了人类话语的两大体系。从权力存在形态的双面性即真理性与疯狂性、合法性与非法性，可以清楚地看到审美话语与必然话语之间特别是话语与寂力之间的紧张与默契；从文学与历史的话语本质差异与复杂关系，可以进一步揭示出文学作为审美话语的自由特性。     

论宋代贬谪文人的海南词

两宋被贬海南的文人多为党争失败者。其中留下词作的有苏轼、李光、赵鼎、胡铨等人。他们的海南词反映了不同的心态,体现出不同的贬谪文学模式:苏轼的海南词摆脱了穷苦悲愁的窠臼,突破了古代的贬谪文学模式;赵鼎的海南词偏离苏轼模式,承袭秦观的悲苦哀怨;李光、胡铨的海南词则继承、发展了苏轼模式,其乐生精神较之东坡更强,理学意味更重。     

瞬间悲欢与真实世界——元代文人遭际剧创作特点及文化心理透视

本文通过对元代文人遭际剧的分析,得出元代历史剧创作的某些特点:失史求似和强烈的主观色彩。从剧情安排上又能够看出元文人特殊的文化心理特征,即对儒家传统伦理道德沦失的失落感和对现实的无奈的认同。     

和亲剧的性别文化解读

从性别的角度解读元代以来的和亲剧,是和亲剧研究的一个较为新颖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加深对民族文化的历史和现状的认识.从元代到20世纪,和亲剧中的女主人公经历了从人到神、从逆女到圣女的转化,这些转化取决于父权文化的意志和策略,揭示了父权文化软弱无力与虚伪冷酷的一面.本世纪,部分和亲剧以爱的哲学为基础构想两性及其关系,体现了性别观念的进步,但并不意味着性别文化已实现质的飞跃.     

解读苏轼《寒食帖》

历史的车轮走到11世纪,在中国的天顶上出现了一颗耀眼的彗星,姑且不沦他在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单就文学艺术而言,他给宋代历史带来的影响是任何人都无法企及的。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为“三苏”,嘉(?)二年(1057)进士乙科,官至端明殿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谥号文忠。苏轼学识渊博,才力雄大,实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人完美人格的典范。他一生坎坷,入狱、贬谪、流放、最后客死江南,一生都在颠     

元杂剧《黄粱梦》的道教文化阐释

元杂剧<黄粱梦>蕴含丰富的道教文化精神,剧本集中反映了道教多神信仰的特点和二元对立的度脱文化特色.另一方面,这种道教文化对元代神仙道化剧的题材内容、创作模式及元代文人的隐逸思想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论苏东坡的人生幽默及其文化内蕴

本文选取苏轼广为流传的遗闻轶事，从幽默的视角来重新观照东坡的人生形象和内在精神。文章不仅归纳分析了东坡的政治幽默、社交幽默、自我幽默这三种幽默类型及其特征．而且探讨了东坡人生幽默的成因及其发展轨迹．挖掘了东坡人生幽默的深层内蕴及其文化意义。文章认为，东坡的人生幽默是在他整个生命旅程中不断得到发现、培养和成长的；幽默不仅改善了东坡的人际关系．使他赢得了厂大文人和读者的喜爱．而且使东坡的人生闪耀出智慧的光彩和乐观的精神；幽默最终溶入了东坡的生命和血液之中．成为他整个人生的一部分。     

略论《招凉亭贾岛破风诗》——兼论贾岛形象在表现元代文人心态方面的意义

历史上贾岛困厄潦倒的境遇与元代文人剧作家的现实处境形成了异代沟通,无名氏的《招凉亭贾岛破风诗》在题材选取、情节设置、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都反映出元代文人在特殊境遇下的复杂心态。贾岛形象本身具有的特点为元代文人剧作家的改塑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剧中的贾岛已经成为凝聚了有元一代士子文人典型心态的形象。     

中国梦传播的话语策略探析

中国梦蕴涵丰富、视野宽广,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和当代中国的发展走向。要实现中国梦的有效传播,需要探究话语策略,运用话语层次策略、话语言说方式策略和具体的话语实施策略对中国梦进行阐释。如从价值——信仰、认知——解释、方法——策略层面解析中国梦的丰富内涵,融合说理话语与叙事话语、学理话语与通俗话语、网络话语与生活话语等话语言说方式,坚持内外话语兼顾,做好对内宣传与对外传播;中外话语对比,尽显中国梦的中国特色;远近话语相应,显示理想追求与现实关照。     

东坡巾源流：古代士人对帽的接受与改造

帽在中国的历史非常悠久，最早为北方少数民族所喜戴。至迟于先秦，“高顶帽”为中原百姓接受。但在汉及以前的服饰体系中，中原地区主流语境崇冠轻帽，视“高顶帽”为胡人之象征。历经魏晋风度和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洗礼后，士人们反而开始以戴帽为雅，“高顶帽”始被士人广泛设计和改造，汉化特征显著，流行于社会各阶层。其中一款“墙外有重墙”“界在两眉间”的造型成为后来“东坡巾”的原生要素。唐及五代，“高顶帽”演化为周边带檐、中有竖棱、乌纱材质、多为平顶、意趣浓烈的纱帽，帽之文人化随之定型。北宋以降，乌纱帽出现了诸多名目，虽整体造型一致，但方圆高低的细节各有不同，有一种身高檐短、上宽下窄的方帽尤其受到苏轼喜爱。由于苏轼巨大的影响力，这种方帽在宋代和明代分别有了“子瞻样”和“东坡巾”的专名，后又被民间附会为苏轼发明。明清时，“东坡巾”已成为苏轼画像中的程式化符号之一，不仅在中国古代文人群体中影响深远，还传播到了越南、日本、朝鲜等东亚文化圈的国家，产生了很多富有国别特色的变体。“东坡巾”的形成、改造和传播过程彰显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特殊性和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