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绿色文论的生态诗学

从知识社会学的视野来考察林语堂的“闲适”文学理念,会发现这种闲适话语在1930年代的各种意识形态中隐伏着沉痛.这种沉痛来自于闲适话语处境的尴尬,来自于“闲适”文化视角对东西方的凝视与糅合,更来自于闲适作为一种自由主义观念形态的艰难指向.同时,林语堂的文学理念在与诸多观念的博弈中显示出了乌托邦想象、异端思想以及一种“非政治”的政治观等特征.     

寄沉痛于悠闲——林语堂文学理念的知识社会学考察

从知识社会学的视野来考察林语堂的“闲适”文学理念,会发现这种闲适话语在1930年代的各种意识形态中隐伏着沉痛。这种沉痛来自于闲适话语处境的尴尬,来自于“闲适”文化视角对东西方的凝视与糅合,更来自于闲适作为一种自由主义的观念形态的艰难指向。同时,林语堂的文学理念在与诸多观念的博弈中显示出了乌托邦想象、异端思想以及一种“非政治”的政治观等特征。     

入世的情怀出世的梦──海峡两岸“闲适”散文的比较分析

中国新文学“闲适”散文发端于“五四”时期,在周作人的影响下,经林语堂、梁实秋的大力提倡和发扬,于二、三十年代盛极一时,四十年代仍势头不减。建国以后,由于大陆散文创作自觉地与主流意识相趋同,缺乏个性的表露,“闲适”散文创作几成空白．与此同时,随着去台港作家如梁实秋、林语堂、张爱玲等人的努力,“闲适”散文在台湾和受其影响的香港则成就了一番天地,而在大陆,直到八十年代末才再度兴起了“闲适”散文热。显然,海峡两岸的“闲适”散文同出一脉,不过;两岸“闲适”散文在渊源和总体格局相同的基础上又呈现出各自不同的…     

《林语堂论中西文化》·前言

在我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上,致力于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著名学者不乏其人。林语堂虽长期远居海外,也应名列其中。固然,林语堂主要是翻译家、语言学家和散文杂文作家,特别是在向国外译介中国古典名著方面颇有盛名;但他从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始终以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作为课题之一,付出了大量劳动,发表了为数不少的文章和演讲。中西文化的比较几乎贯穿了他的所有著述。林语堂人已作古,这些著述不论其思想观点如何,都应归入前人的文化遗产。我们须象鲁迅所指引的那样,“要拿来”,“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     

现代性反思视野中的林语堂及其意义——读王兆胜的《闲话林语堂》

与现代文学史上其他几位曾经非常边缘化的作家 (比如张爱玲、钱钟书等 )的命运相似 ,林语堂也有一个长期被人遗忘却又一夜之间突然走红的接受史。林语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一直是一个反面或消极角色 ,鲁迅的匕首曾经毫不留情地刺向他以及他的闲适小品 ,而在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 ,鲁迅的评论几乎就是对林语堂的“终审判决”。林语堂之被重新“发现”还是借了改革开放的光 ,他差不多是与中国社会的转型——从政治社会到经济社会——同时浮出水面的。中国社会转型在文学史上的体现 ,最主要的恐怕要算文学史书写的政治色彩与政党意识形态色…     

中国现代幽默文学的前奏:“论语”派翻译研究

“论语”派以“幽默”“闲适”“性灵”为标杆,大力译介西方幽默文学,并吸取其精髓,创造性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建立中国现代幽默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翻译文学这个多元系统中,“论语”派翻译活动虽位处边缘,却自成一体,但其作用却远未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今天看来,“论语”派译者中心的理论关怀,重视读者的实践诉求、理性对待异域文化的价值判断、挑战主流思想的批判勇气,以翻译推动中国文学发展的创新之举,无不对当今的译坛带来丰富的启迪.其自身际遇也提醒学人反思,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高度结合才是一个学者所追求的学术灵魂与价值所在.     

闲适与尚力:中国现代审美价值的裂变——20世纪30年代论语派与左翼文学论争的美学意义

新文化和新文学是在不断论争和分化中发展起来的.20世纪30年代,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就与左翼文学发生了论争,它不同于发生在新文学内部的其他论争,而有着丰富的美学意义,标志着中国现代美学在挣脱传统经学和玄学束缚之后而有了审美的自觉,从逻辑的、理性的理论构想走向了文学的审美创造,在文学与时代、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之间有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出现了尚力与闲适的审美裂变.     

神性之维:林语堂文化人格解析

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现代基督教文化是林语堂人格构成中的根基性元素 ,因此林语堂将“人何以为人”这一命题作为自己的终极关切 ,并赋予“上帝”现代人文的涵义。信仰人格影响了林语堂的理性人格、道德人格、审美人格等 ,在他的文化人格中起着决定和制约作用。现代基督教文化中的价值理念成了林语堂品评中国文化的潜在标准 ,从而造成了东西文化在他人格构成中的不同地位 :西方文化属于价值根基层面 ,中国文化属于审美情趣层面。     

走进林语堂——评王兆胜的新作《闲话林语堂》

如果说文学是人学,研究文学是研究人的灵魂,那么研究文学家则是走进一个幽深具体的文化灵魂。《闲话林语堂》就是这样一本真正走进林语堂文化灵魂深处的佳作。首先,作者是在东西方文化的宏大视野中把握林语堂。在这个意义上,林语堂已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体,而是一种生动的文化现象,突显的是民族文化的某些价值。在《闲话林语堂》中,作者通过剖析林语堂文化灵魂的渊源,揭示了林氏对东西方文化的取舍态度。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林语堂既不同于“五四”时期的大多数文人那样激烈地否定,又不同于“国粹派”一味地肯定传统,而是在批判传统文化丑恶一…     

“先锋”与“红楼”可贵的参照系——从两个文学现象谈起

<正> 从80年代初滥觞直至80年代中期形成高潮,一批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手法创作而成的所谓“先锋”小说蔚为大观.“先锋”小说的出现,或许有其某些所谓与西方“类似遭际的文化情境”,而众多作家力图突破传统小说固有的审美规范,为反映自己对历史、社会和人生体验与思考而寻求新的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动机,是十分明确而强烈的.“先锋”小说的出现,给中国文坛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使得长年沉寂的小说界变得热闹非凡.但是,我们不难发现,时过境迁,对于“先锋”小说,读者由热情顾盼转而变为漠然置之.这究竟是为什么?是接受现代派的文化心理准备不充分?非也!可以说,现在的读者,文化心理准备比任何时期都要充分得多.     

林语堂人生哲学的价值意义及其缺憾

与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不同,林语堂追寻人的本体意义,强调享乐、个体及人格修炼;重视审美人生,倡导“美”、“爱”和“自由精神”;喜爱平和雍容的文化心态,力避焦虑和粗糙。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显然是相当有意义的。当然,林语堂的人生哲学并非尽善尽美,而是存在不少问题,如缺乏时代感和社会历史性;对物质文明的价值估计不足,缺乏伟大的品格     

林语堂与梁启超

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和文学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 ,“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作家少有不受其影响者 ,林语堂也不例外。林语堂与梁启超最根本的关联在于 :自我的矛盾性 ,思想观念的求新求变 ,对自由、平等、民主的信奉 ,热爱常识、幽默和趣味 ,文体的气势磅礴、饱含感情和文白相间等。二人最大的差异是 ,林语堂比梁启超更注重宗教情怀、多元文化之融会和文学性。     

论林语堂的女性崇拜思想

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最大功绩之一即是发现了“人”,尤其是发现了“女性”。“是否关注和如何关注女性”成为衡定现代人优劣高下的试金石。周作人说过,“鄙人读中国男子所为文,欲知其见识高下,有一捷法,即看其对佛法以及女人如何说法,即已了解无遁形矣”。那么,作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林语堂是否关注和如何关注女性呢?对此,学术界未能给以充分的注意。事实上,林语堂不仅尽其一生关注女性,而且有着独特的女性观念,即女性崇拜思想。通过对林语堂女性崇拜思想的详细解读,我们既可理解林语堂对“女性解放”的独特贡献;又可充分认识林语堂的思想、文化选择与审美趣味;还可获得关于女性未来发展趋向的某些启迪。     

歧义纷呈的“漩涡”：1930年代中国“现代派”的生成与流变

1930年代,围绕施蛰存主编的《现代》出现了两个创作群体,即“现代派”诗人和“新感觉派”作家。这两支队伍在人员构成和创作风格上多有交叉重叠。经由30年代文学场的合力构造,尤其是左翼阶级话语的反向定义,它们逐渐被典范化为与现实主义判然二分的形式主义流派,并在此后峻急的政治形势下淡出文学舞台。80年代学界以“现代派”的名义重新发掘“新感觉派”,将其追认为文学史上首个现代主义流派。至此,30年代诗歌领域的“现代派”和小说领域的“新感觉派”成员合流,形成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刘呐鸥、穆时英为核心成员的“现代派”。在新时期为这一流派清理历史浮尘和正名重建的过程中,或受制于历史遗留观念的影响,或出于意识形态站位的需要,其初始内蕴有时也可能发生位移,形成新的遮蔽。     

林语堂与明清小品

林语堂酷爱和痴迷明清小品,将它视为精神和灵魂的源头,这是其他中国现代作家所无法比拟的。究其原因, 主要与周作人的倡行、小品文的特质、作家的性情及对当时文坛的不满有关。明清小品帮助林语堂确立了生活的艺术观,赋予了他幽默、性灵和闲适的审美趣味,强化了他对常识的尊重等。林语堂对明清小品的超越意向在于：具有更多的现代思想意识,更富于放逸、自由和优雅的气度。当然,过于崇信明清小品使得林语堂因袭大于创造,还由于躁动大于静穆,林语堂就不能像明清小品作家一样对物性和天地道心有更深刻的感悟。     

科学与人文:林语堂的两个文化世界

科学与人文的矛盾是林语堂文化思想中极为重要的特征，它构成了林语堂通然不同的两个文化世界，同时也回应着20世纪西方哲学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二重变奏。林语堂在科学与人文的双重选择中一方面显示出对西方科学文明的欢呼，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忧患意识，表现与西方现代人文主义哲学合流，这正是林语堂文化思想的独特之处。林语堂的科学、科学主义观林语堂从小接受西化教育，对西方文明怀着强烈的向往，因此其崇拜科学是不言而喻的。当“五四”思想家高扬“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反对封建专制和封建迷信，林语堂也顺应着这股强大…     

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本文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争议的“学衡派”进行了重新探讨,并在一个新的历史层面确立它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关系。文章指出,“学衡派”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思想派别,它与形形色色的所谓新文学“逆流”具有本质的不同。在“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之间,真正的差异是对文学创作实践中文学传统修养作用和地位的不同理解。文章还指出,“学衡派”竭力强调文学观的全面、宏观与公正,这确是有意义的;但我们也不应简单认同当下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皇皇高论,而应充分认识到“学衡派”思想体系的若干不完善性     

论中国新文学“闲适”散文的成因与流变

中华的散文大致可分为“载道”和“言志”两种不同的散文观念和创作模式。发动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国现代散文,基本上承袭了传统散文的这两种模式：一种从现实的功利目的出发,将散文当作“匕首”和“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这种“载道”散文以鲁迅为代表。一种则以抒个人“性灵”为目的,用冲淡平和的笔调写身边琐事,这种“言志”散文以周作人为代表。本文所论的中国新文学“闲适”散文即指后一种,具体地说,它是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周作人的影响下,经林语堂、梁实秋等的大力倡导和发扬曾盛极一时,…     

林语堂女性观的复杂性——对女性的尊崇与对男性立场的维护

林语堂是位学贯中西的学者和著名的现代作家。其一生在致力于“幽默”文化的同时,还十分关注女性解放的现代命题。但林语堂的理论倡导和创作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女性观却是复杂的。作为最受西方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之一,林语堂在理论上极力张扬男女平等、女性独立自主的现代观念,在创作中也多以女性为主人公,表现出对女性的关爱和尊重。但是,作为由传统向现代过渡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林语堂也受到了封建“男权中心”思想的影响,他自觉不自觉地站在男权的立场上,显示出其女性观的复杂性。     

论七月派小说“流浪意识”的文化内涵

作为四十年代一个独特的小说流派，七月派小说始终未曾在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中得到充分的重视。虽然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今，研究七月派小说的文章日增，可也大多限于其中某一部分作家作品，对七月派小说的整体研究比较薄弱。本文试图以“流浪意识”为开启七月派小说整体文化风格的钥匙，进而探索七月派小说家们对民族生存文化状态的独特思考，总结其现代性，使七月派小说真正在整体意义上于现代中国小说史中取得一席之地。所谓“流浪意识”，是七月派小说通过“流浪”意象营造的一种以坚持五四“人性解放”为前提的、对“个体”潜质不断探索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