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专业主义: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社会工作者“专业能力”的界定及其逻辑

本研究的目的是找出中国社会工作者专业能力体系及其背后的判定逻辑。本研究运用“模糊德尔菲法”的设计,让广东省高校教育界和实务界的专家参考英格兰、美国和中国香港地区的专业能力,选择其中他们认为对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社会工作者重要的指标。结果显示,共有价值伦理、理论知识和实务技巧等3个层面,合计24项能力指标被纳入本地的能力体系。经过分析这些专家判定逻辑,本研究还发现该能力体系存在“实用专业主义”的倾向,包括“犬儒思想”“去政治化”和“技术化”等特征。     

近朱者赤：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归国者跨国社会资本转移研究

本文基于同质性理论、同群效应和类聚效应,建立了归国者跨国资本转移机制的模型,并根据“千人计划”学者合作者网络,计算并分析了他们的跨国学术资本转移情况。结果表明,“千人计划”学者归国后积累了更多的学术社会资本;通过“三元闭包”机制,将国外学术社会资本转移至国内;归国后所积累的资本转移效率更高;通过资本转移,“千人计划”学者有助于打破聚簇密度,引发创新级联。本研究的意义在于提出了社会资本的转移模型和计算公式,发现社会资本的转移是一个弱关系到强关系、间接联系到直接联系的过程,并通过定量的方法研究了归国者所带来的社会影响。     

行政发包的组织边界:兼论“官吏分途”与“层级分流”现象

本文重新梳理了行政发包制理论中“行政”与“发包”的关系,将政治晋升机制正式引入行政发包关系,定义了行政内部发包与行政外部发包的组织边界。在此基础上,本文重新诠释了历史上的“官吏分途”以及当今的“层级分流”现象。本文认为,从秦汉到明清,中国经历了“官吏分途”和“吏役合一”的双重过程,这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官僚体制组织边界的重大变化,即从“行政内包”到“行政外包”的过程,而推动整个过程的驱动力是帝国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财政压力。本文还对中国历史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特征进行了重新表述。相同的历史现象,不同的解析框架,本文与周雪光的帝国逻辑理论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学术对话。     

当代中国底层社会“以身抗争”的效度和限度分析:一个“艾滋村民”抗争维权的启示

通过对鄂豫两省艾滋疫情高发区“艾滋村民”抗争的考察,笔者提出了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抗争的两种社会学逻辑：求助于外的“合法抗争”和求助于内的“以身抗争”,一起形成了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抗争的具有解释力、却又不同逻辑的社会学分析框架。本文考察了“以身抗争”模式的形成机理和运转规则,发现中国底层农民抗争的“非政治性”、“弱组织性”和“具体利益性”取向,“有组织”的政治抗争乃至革命性转化是不太可能的。     

消费主义和“同志”空间：都市生活的另类欲望地图

基于对在成都市同性恋社区中桑拿、酒吧和健身房等“同志”商业性场所的民族志研究,本文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的视角,探讨了在目前中国都市消费革命的推动下,作为新的“差异空间”的“同志”空间的生产和发展。笔者认为,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兴起,使传统上属于私人领域的同性恋问题被置于属于公共范畴的市场经济之中,并赢得了新的社会合法性。虽然仍然面临诸多来自国家和社会的压制,但“同志”人群公共空间的拓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消费革命所带来的“解放”和“自由”。这些商业性场所是“同志”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参与社区的活动,同志人群在性、语言、兴趣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彼此认同,构成了后来“同志运动”得以发展的文化基础。     

“知母不知父”的中国谱系

“知母不知父”的母系社会学说在西方和中国经历了两种不同的学术命运。在西方,它作为一个学术命题已被基本否定,但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界却被广泛接受。西方“母权社会”学说体系的坍塌,为我们反思中国自身“知母不知父”之说的来龙去脉提供了契机。晚清民国之际,这一话语体系被引入中国,之后被历史学家用来构造了中国上古时代的一个特定时期,以期证明中国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外乎于人类之普遍历史。重新回到中国古代的经典文本自身,我们发现,在道家和法家的思想脉络中,“知母不知父”具有各自独特的思想内涵。先秦文献所展示的思想世界与20世纪套用西方学术术语对其进行的描述之间存在裂缝。本文将梳理“知母不知父”的中国谱系,反思这一断裂对当今探索社会学本土化的意义,并由此发掘与阐扬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     

当代社会学中的阶级分析：理论视角和分析范式

本文系统梳理了当代社会学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文献,揭示了阶级分析视角的核心和多元化的分析范式。阶级分析视角的核心是基于社会关系定义的结构性位置,是关于社会不平等及相关社会现象系统化的结构性解释。多元化的分析范式主要包括：（1）研究对象上的宏观层次（解释大规模社会变迁和转型事件）与微观层次（解释阶级对个人态度、行为和生活机会的影响）;（2）分析思路上的 “结构-意识-行动”（将阶级作为“集体行动者”）与“结构-状况-选择”（将阶级作为“生活条件综合信号”）;（3）解释逻辑上的“剥削和利益形成逻辑”、“状况逻辑或理性行动逻辑”和“结构化（或同质性）逻辑”。     

网络极端情绪人群的类型及其政治与社会意涵——基于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数据（2014）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社会化媒体的用户为中心,以用户的网络极端情绪表达为切入点,考察中国社会化媒体空间中的群体类型,并探讨各群体的客观背景特征,以及各群体的政治态度和网络表达行动。对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数据（2014）的潜类分析表明,我们可以根据微博用户表达的极端情绪将其划分为“酱油众”“冷漠族”“铁血爱国派”“愤世嫉俗派”和“民粹主义者”五类群体。其中,“民粹主义者”具有一定的“草根左派”色彩,“铁血爱国派”具有某种“亲体制左派”的色彩,“冷漠族”则倾向于“温和右派”,“愤世嫉俗派”倾向于“激进右派”。就政治态度而言,“愤世嫉俗派”对体制的态度最为负面,“民粹主义者”对政府的信任度最低,而“铁血爱国派”对体制的态度最为正面,对政府的信任度最高。就网络行动而言,“民粹主义者”使用网络暴力和参与在线抗议的可能性都最高,其次是“愤世嫉俗派”和“铁血爱国派”。文章最后指出,对互联网用户极端情绪的研究是理解中国网络社会的重要窗口。     

中国近代“社会”观念的生成

西语“society”在近代中国经历了术语生成和观念再造的三次转变：以“会”或“民景”、“国中之民”等对译,强调社会组织和“民”、“民俗”、“民景”、“为民”的内容;以“群”为主的对译形成以“群”为基础、目的和根本的“群本”式现代化思想,倡导善群、合群和变革以强国;以“社会”为主的对译,在对理想社会和理想国家的诉求与探索中确立了近代中国“社会”观念普遍价值的基础。术语的生成与时代的变化同步,观念的再造体现了近代学人积极参与现实改造的紧迫感与责任感和直面人类终极前途的理想情怀。     

历史书写中的“文成公主”——兼论“多民族中国”的民族史叙事困境

一个“多民族政治体”形成和存续的核心在于一套能够使具有不同政治与文化传统的诸民族“各安其位”的“秩序”,而“民族史书写”正是这一“秩序”的一个重要维度。本文梳理了历史文献中三种不同的“文成公主”叙事：古代汉、藏文文献描述了两种迥然有异的“文成公主”形象,其差异反映了两种古代文明对“世界”及其理想秩序的不同想象;第三种叙事来自近代的“民族主义”史学,汉语知识精英利用古代文献中的素材,在“进步史观”的指导下,塑造了“文成公主”的新形象。本文对这一“民族史书写”的新范式进行了反思性讨论,并进一步对近代中国“民族议题”的核心线索及其所蕴含的结构性矛盾展开了理论探讨。     

文化哲学在新世纪的学术使命

在 2 1世纪已经来到的时候 ,文化哲学的研究者在新的世纪应该有更新的思考和学术作为。为此作者提出文化哲学在新世纪的学术使命。文章第一部分主要从学科的对象比较与方法比较的角度 ,阐述文化哲学的学科定义和特征 ,认为文化哲学是哲学而不是文化学 ,认为文化哲学研究是哲学的事业。文章的第二部分认为 ,文化的根本特质是“生活”。作为人类的全部生活样式系统 ,文化具有自己的自足性特色和规定 ,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 ,哲学并不一定都是起决定作用的最重要的意识形式。所以 ,哲学是文化的派生物、附着物。探讨哲学的文化属性 ,是研究哲学的真正基础工作。文章的第三部分主要阐述哲学的研究对象———存在和理念———的文化性质。指出哲学理念实际上是文化理念 ,哲学的抽象实际上是文化的“合象”。文化哲学应该研究文化间的哲学冲突与融会的可能性。这一迫切的崭新事业 ,首先要求建构中国文化的当代基本哲学理念。     

文化创新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本质上是一次系统的文化创新,它以现代大学精神确立为起点,以现代大学办学模式的形成为归宿。现代大学精神只能从大学文化传统中寻找。大学办学模式虽历经变化,但大学内在精神始终未变,它一直坚守“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原则。我国大学制度建设必须约束政府对大学的干预,引入社会参与大学治理加以平衡,从而重新确立大学的内外部关系模式,实现大学治理。     

Maternal Discipline and Children's Adjustment: The Role of the Cultural and Situational Context

This study examined how the cultural and situational contexts can jointly shape the consequences of discipline strategies. Israeli mothers who grew up in Israel or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FSU) (overall N = 110) reported regarding their use of psychologically controlling and punitive discipline with their seven‐years‐old to 10‐years‐old children, and teachers reported regarding children's behavior problems. We assessed both mothers' overall general use of the discipline strategies, and their use of the same strategies following transgressions in the academic domain, an area which the two groups emphasize to differing degrees. Consistent with hypothesis, controlling discipline in academic situations had more positive consequences in the FSU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Israeli‐origin group. In contrast, and as predicted, cultural group was not a moderator of mothers' overall, general use of the same discipline strategies. The findings illustrate how taking the situation into account can inform examination of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ultural group.     

余秋雨历史文化散文批评锋面的反思

余秋雨创作的历史文化散文,引起了文学界的极大震动,围绕着他的散文作品,许多文学批评都带着各自的审美意趣和学理依据给予全方位的研究、探讨,并作出相应的、毁誉不一的评价。当历史把“余秋雨现象”拉开了一定的时间距离后,本文试图对这一现象进行梳理,期望对20世纪末这一文学现象予以冷静深刻的审视和反思。     

Cultural evolution

In this paper I consider the problem of man's evolution - in particular the evolutionary problems raised when we consider man as a cultural animal as well as a biological one. I argue that any adequate cultural evolutionary theory must have the notion of adaptation as a central concept, where this must be construed in a fairly literal (biological) sense, that is as something which aids its possessors (i.e. men) to survive and reproduce. I argue against theories which treat adaptation in a metaphorical sense, particularly those speaking of the adaptation of cultures without reference to men. Iron tools per se are not better adapted than bronze tools - it is the men with iron tools who are better adapted than men with bronze tools. I show that by taking the approach that I do, one can apply at once in a fruitful manner some conclusions of biological evolutionary theory directly to men and their cultures. I conclude with a brief discussion of methodological issues raised by cultural evolutionary theories, particularly those of confirmation and falsification.     

论凉州士人在北魏的文化学术活动及其影响

凉州士人在北魏从事的文化学术活动主要有参与修订律令、修著国史以及置馆讲学等方面,尤其是在参与制定北魏朝廷典章制度方面影响深远。但由于崔浩国史事件、“平齐民”的迁入、“定姓族”制度的实施等因素影响,限制了凉州士人对北魏文化学术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论文化产业内部结构的划分与演进——基于核心要素的视角

当前理论界对文化产业内部结构划分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方法,本文提出“核心要素”的新视角,将文化产业划分为资源型文化产业、制造型文化产业和创意型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内部结构的演进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遵循着由资源型文化产业向制造型文化产业再到创意型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径。解构文化产业结构并深入研究其演进规律,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文艺学范式的重构及其文化阐释

面对新的历史语境下文艺学研究遭遇的"合法性危机",多学科、多视角的范式重构是时代的必然。理论范式的每一次转型背后都有文化权力、社会力量的角逐,多元文化力量的博弈并不对等。文艺学多元范式的对话、协商、平等竞争应是文艺学研究的常态,它们将共同建构文艺学研究的新格局。只有洞悉范式背后的文化权力,才能领会范式的何以可能。     

浙江“水性”文化视阈下品质旅游的新形象

品质旅游是当前旅游业追求的主题,挖掘品质旅游内涵、从特定文化的角度探寻品质旅游新形象是一种新视角的学术研究。浙江人"择水而栖,择江而居",浙江文化与水文化紧密相连,一代又一代传承至今。"川流不止"、"上善如水"、"人我共生"这些水文化的特征,与浙江人"自强不息"、"义理并举"、"开放兼容"这些传统文化特征巧妙结合,凝炼出浙江"水性"文化新特征,即创新特征、诚信特征、和谐特征,运用这些水性文化特征打造品质旅游中的旅游产品、旅游行业规范、旅游从业者新形象,丰富品质旅游的文化内涵,提升全国旅游品质及旅游新形象,最终促进社会良性发展。     

重构我们的精神文化家园

新世纪初 ,我们开展的“黑龙江人形象”教育活动 ,是一场深层次的思想解放、精神文化改革活动。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 ,深刻挖掘黑土地上历史文化遗产 ,以改革精神对精神文化领域中保守、落后的文化基因、价值观念进行深刻反思加以根除。敞开胸怀 ,兴利除弊 ,重构精神文化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