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士人生态与文学活动

晚清文学的繁荣是晚清士人在科举之途堵塞之后的一种创造。在晚清士人走向文学活动的路途中充满了种种社会的、心理的复杂动因。东南沿海口岸城市开放的文化氛围、发达的工商业经济培育了最早的文学读者,也为穷途末路的晚清士人提供了以文学活动谋生的职业机会。因此,考察晚清士人生态的变化,对于把握晚清文学活动的主流、了解文学生产的规律有直接的意义。     

晚清经济民族主义思潮与资本动员

近代中国资本动员的进度,受到民族危机的刺激最为明显。洋务运动时期的资本动员,意在借"众擎易举"之功,收"挽回利权"之效。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创办公司企业,"期与东西各国角逐于世界"成为政府决策导向,为此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资本联合的国家战略意义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醵资救国成为各阶层的广泛议题,个人出资被赋予了强烈的民族大义,从而彰显了经济民族主义的时代特色。     

晚清小说的“未来想象”与民族主义思潮

晚清"乌托邦小说"通过对未来世界的想象适应了中国人在当时构建民族国家的需求,其中包含了知识分子渴求实现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思想因素,知识分子也在文学世界当中,通过多维视角和多层次对民族国家的具体形态进行了描绘,丰富了晚清民族主义的含义。晚清小说当中的民族主义思想经由报刊传播和小说的阅读而进入大众之中,在推动民族主义从思想形态演变为社会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论晚清小说翻译的文学现代性

受西方线性发展史观的影响,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将中国文学现代性“五四起源”合法化,缺乏对晚清文学尤其是小说翻译进行多维度分析.基于对线性史观的解构性反思,深入考究晚清小说翻译文学体裁、文学主题、文学语言等方面,进而系统分析晚清小说翻译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发现晚清小说翻译在“前现代”语境中已经具备了诸多现代性特征,对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意义匪浅.     

“想象中国”何以可能——晚清报刊与民族主义的兴起

晚清时期,新知识群体的崛起,现代印刷业的进步,报刊语言和文体的成型,都为民族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从"天下"到"万国"和"世界",由历史循环论到历史进化论,晚清报刊的时空转换和时空想象同时也催生了民族观念和国家观念的形成。在办报办刊理念上,晚清报刊以"通上下内外之情"强国,以培育"国民精神"建立国家认同,以"改良思想"救国,以"正确、适宜"之独立言论报国,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晚清报刊不仅为民族主义的产生提供现实基础和观念前提,更为"想象中国"进行舆论造势,成为民族主义思潮勃兴的引擎和载体。     

唐代落第士人心态探微

唐代科举取士的制度设计产生了大量的落第士人.落第的结局,犹如多棱镜,在这类日益庞大的士人群体中折射出多层心态,积极进取之意、感慨悲伤之情、失意怀羞之心、失望归隐之思等杂陈于内.关注落第士人的心态,可以审析唐代下层士子特有的文化心理,了解唐代社会文化生活之一角.     

论晚清至五四时期报刊民族主义话语的两种偏向

戊戍变法前后至五四前后偏狭的民族主义在报刊上有着相当大的话语权。首先关注的是国粹主义。晚清国粹主义之所以具有很大的话语影响力,首先它是对于西方、日本强势文化入侵的一种抗争,其次是为"逐满复汉"的政治目标服务。五四前后的国粹派则没有"逐满复汉"的种族革命的斗争目标,他们主要是排拒抵制西方现代文化,反对新文化运动,从而固守国粹主义立场。此一历史时期,报刊民族主义话语另一极的表现就是过分地否定民族和传统,过分推崇西方现代文化。     

晚清民初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回归原因初探

晚清民初是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时期,中国文化曾呈现出一种离异传统向西方近代文化靠拢的趋势。作为这一时期文化人格代表的知识分子们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文化转型过程,他们站在时代的最前沿,以其独有的敏锐,洞悉社会,充当着时代发展的先锋,为拯救中国冲破传统的藩篱,向西方文化寻求真理,然而,恰恰是他们当中为数不少的一部分人又奇迹般地从离异传统走向文化回归之路。晚清民初的社会现实和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思想气质,以及这一时期的世界潮流是促成晚清民初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回归的重要原因。     

论王德威文学史观中的现代性问题——基于对《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的再解读

王德威评论晚清文学时提出的“被压抑的现代性”一说备受学界关注。这一观点的提出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多重内涵,极具启发意义。然而,王德威此论在破除线性时间观念、采用一种福柯式的空间化的历史考察方式上不免有失当之处。在呈现晚清的“众声喧哗”时,过多地停留在美学的领域中,忽视了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复杂联系,且在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时,带有一种隐含的西方标准。     

试论晚清翻译小说对中国小说现代性转型的影响

晚清时期,翻译小说对中国小说现代性转型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受翻译小说影响,中国知识分子转变了对小说的文学观念,提高了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在创作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类型、形象塑造、人物刻画、叙事模式以及汉语白话语言等方面显现了文学的现代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晚清翻译小说催生了中国小说创作的现代性转型。     

晚清北京地区电话传入与大众心态

近代中国的电话事业,是于19、20世纪之交由开埠城市上海推广到首善之地北京。电话传播的曲折过程折射出该时期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相互交织、新旧观念杂糅相间的时代特征。面对电话这个西方舶来品,晚清北京地区的社会大众呈现出迥然态度与复杂心理,反映出近代北京民众在社会心态领域里的新陈代谢。     

对“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质疑——评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

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观点,引起了讨论的轰动。考察其"现代性"的理论,发现从文本叙述本身来看,存在着时空的语境"错位";从文学现代性发展的链条来看,对文学的启蒙性和审美性有着双重"误读",仅从晚清小说这一种文学类型就得出晚清"先于甚或超过‘五四’的开创性"显然是不合理的。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定位和理解不能仅靠一种冲动和新意,更需要的是以理性的态度进行研究和探索。     

晚清学部与近代文化事业

清末中央官制改革后,学部兼管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事业。学部集教育文化界有识之士的灼见,运用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的力量,采取措施,倡导兴建公共图书馆,抢救内阁大库文书,保护敦煌石室遗书等珍贵文物古籍,将有限的文化资源从少数人的私藏变为社会共享的精神财富,以扩展近代文化的传播,使教育与文化相互促进,承上启下之功,不应抹杀。而其过失,则值得后人反省检讨,以为借鉴。     

士人文化心态对北朝诗赋文体的吁求——对北朝诗赋特质成因的文体学考察

文体不是孤立的语言现象,在其话语体式的背后,有一个话语主体的心理—精神结构所指向的社会文化背景。作家创造的话语符号结构,与其精神、心理结构具有同构对应性。文体作为文学话语的结构模型,既受到文化的制约,也同样表征着文化。特定文化中主体的行为方式与精神结构,包括体验世界的心理图式,是文学文体话语体式演化的内在规律。南北朝时期,北朝文化往往以胡、汉文化,也即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冲突为表征。文化的整合形成北朝士人的特殊文化心态,如文化隔漠心态,畏祸心态与羁臣心态等。这是造成北朝诗赋凝重古奥的文体特点的内在原因。     

政治文化视野中的晚清翻译

翻译活动总是在特定语境里发生的,它会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本文以晚清这一历史时期为考察对象,分析了政治文化对该时期翻译活动的影响。     

试论晚清士人阶层的经商潮流

在晚清中国社会的大变局下,绅士阶层的社会职业发生了分化,新的社会职业层出不穷,绅士阶层由于得天独厚的知识背景和特殊的社会角色及社会地位,在这一社会转型当中处于社会潮流的领导者地位,由于西方侵略的加剧以及国内重商思想的兴起,绅士阶层大量投身于商业领域,近代中国工商业因此而兴起。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有着积极的意义。     

晚清蒙古诗人延清创作心态及其诗风嬗变

延清诗风的嬗变与其人生境遇和心态变化息息相关。早年,延清身居闲曹,无法实现事功愿望,徘徊在仕与隐两端。出于仕隐矛盾心态,延清一面利用诗歌营造朝隐境界,诗风从容和雅;一面又为仕途受挫感到苦闷,诗歌呈现出外似豁达而实则幽怨的风貌。庚子事变期间,延清困处北京,目击乱离,心态一变而为忧国忧民,诗风也悲愤激烈。光绪三十年,延清虽升授翰林院侍读,但仍难以实现济世抱负,心态随之变得低沉,诗风沉着悲慨。光绪三十四年,延清出使外蒙古。此行令延清心态趋于乐观向上,诗风主要出现两种倾向,一是沉雄;二是奇丽。清廷覆灭,延清成为遗老,内心充满亡国之痛,其诗感慨时事、吊古兴怀,弥散着浓重的亡国气息,诗风悲凉凄婉。     

晚清科学小说中的“光学”叙事及其现代性意义

晚清科学小说中存在着不少有关“光学”的叙述。光学叙事的出现建基于西学东渐的历史大背景,尤与西方光学知识及相关器具的传播关系紧密,其在科学小说中主要以两种形态呈现：一种是作为知识展演,为晚清小说家的光学书写奠定相应的理论基础;另一种是具象化为一系列功能各异的光学奇镜,生动构成源自西方的现代视觉技术在本土语境中的回环映现。前一“知识”形态,反映了西方光学在晚清输入中国的既定历史事实,也由此发挥一定意义的科学启蒙功效,而后一“器物”形态,不仅蕴含着创作者对于象征科学力量的西方视觉技术的真诚信服,更是他们参与现代视觉文化的想象性表达与建构的方法论表征,二者具有同等重要的现代性意义。     

晚清武侠小说与儒文化新探——兼论义侠三模式

本文认为儒文化已积淀为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晚清武侠小说深受其熏染,尤其儒家尚义薄利观念,影响至深。侠所尊奉的士为知己者死的忠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信守诺言,生死与共的信义是义侠之“义”的精神所在,而这均导源于儒。崇尚刚健,自强不息的伟岸人格是中国传统文化之基本精神,亦为儒家所礼赞。晚清武侠小说中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能灭己威风、长他人志气及英雄相互倾慕心理均体现了这一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