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超稳定”向“非稳定”的超越——论海子的中国形象书写与“行动诗学”建构

研究海子诗歌中的中国形象,包括诗歌文本以及由此引出的有关中国的美学想象,可以发现海子短暂诗人生涯里曾有过“超稳定”与“非稳定”这两条书写与建构中国形象的路径。对于两条路径的阐发,展示了海子从诗歌书写向诗歌行动的艰难突破。联系他的哲学思考来看,这种对于诗歌行动的积极追求,反映了诗人在文本与形象之上不断冲破自身桎梏的自觉尝试,或可借用杜威的理论称其为一种行动诗学。海子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所探索的这条行动诗学之路,一方面彰显出诗人献身于诗歌的理想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则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注脚,同时又为未来的诗歌书写尤其是中国形象建构给予了启示。     

再论我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宋齐说”质疑

再论我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宋齐说”质疑□李文初我国历史上“文学的自觉时代”究竟始于何时？这个问题，自鲁迅先生标举“魏晋”说之后①，学术界少有异议。这种共识大约维持了６０年，至９０年代初才有另立新说的尝试。有人把这一开端从魏晋推前至汉代，然而，...     

曹丕的“文士气”与“儒士气”

曹丕的诗,被有些诗评家认为有“文士气”。本文通过对曹丕诗歌所蕴含的感情、诗歌题材的取舍以及生平行止的研究,发现他的诗歌还带有儒士的色彩,诗歌艺术的追求上有明显而自觉的对儒家文学观念的继承,思想跌宕起伏却不悖于温柔敦厚的诗教。因而模仿“文士气”的说法,认为曹丕的诗歌还有“儒士气”。同时,考虑到他对诗歌意象的选择和对文学的重视,也能对“文士气”做一些补充。     

从“唐韵”到“宋调”:江西诗派对中国美学传统的改变

江西诗派几乎改变了中国美学中的艺术传统.本来,单纯的艺术因素在中国诗歌中并不占据首要位置,但由于黄庭坚等人以“点铁成金”为纲领的江西诗论的影响,宋代之后中国诗歌的艺术逐渐自觉追求一种基于文化素养和睿智思力之上的艺术美.这种艺术美代表了中国士大夫阶层的一种独特艺术品味,这就是与“唐韵”不同的“宋调”.     

“文学的自觉时代”论理

鲁迅先生首先提出了魏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后来的文学史界采信并发展之。考查中外各种文学史著。“文学的自觉”都是经过许多次。中国文学史在魏晋前后,至少还有四次“文学的自觉时代”,即先秦“摆脱巫文化束缚的时代”,中唐至宋金“摆脱文人垄断的时代”,明清之际“注入市民意识和市民精神的时代”,“五四”运动开启的“新文学时代”。中国古代文学据此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

日本学者铃木虎雄首倡的“魏晋文学自觉说”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论断,而鲁迅先生接受这一说法本是一种有感而发,虽然具有一定的学术启发性,但是不能把它上升为一种文学史规律性的理论判断。“汉代文学自觉说”是对“魏晋文学自觉说”的一个有力挑战,从汉魏以来“功利主义”与“文学自觉”、汉人的“个体意识”与抒情文学的关系来看,促进汉魏以来中国中古文学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秦汉社会制度的变革、文人阶层的出现及其特殊的文化心态,以及他们对于文学的基本态度。以此为基础,可以清晰地看到从汉到唐的中国文学的演变轨迹。“魏晋文学自觉说”不能全面地描述中国中古文学的发展过程,它影响了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发展规律和本质特征的认识,因而在中国中古文学研究中不适宜使用“文学自觉”这一概念。     

再论“诗缘情”说

拙文《论“诗缘情”说》(见《云南社会科学》85.5期)在谈到我国古代文论中“诗缘情”这一重要学说的形成过程时。曾把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不自觉、半自觉和自觉的阶段,论述了前两个阶段中缘情说的酝酿情况。这篇小文讨论第三个阶段:魏晋时期,缘情达于自觉,即缘情说理论产生的阶段。 鲁迅先生曾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简论孙绰对美学的影响

东晋是玄言文学的全盛时期,而代表这一高峰的便是孙绰(314—371,今山西平遥人)。关于玄言文学产生的社会原因,宗白华曾在《美学散步》中提到:“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使我们联想到西欧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这是一个艺术自觉的时代,也是一个美学自觉的时代。思想信仰上没有桎梏,传统的儒学开始解体,外来的佛教文化和内在的老庄美学的复兴,使一大批美学家提出了     

五四“人的文学”的历史逻辑与价值承传

五四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始终伴随对“人”的关注,“人”不仅是五四新文学的核心关切,同时也作为一种精神导向不断参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当代建构。五四“人的文学”作为一种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是一代人的思想共识,也是文学与时代、社会碰撞的精神结晶。五四新文学的创作实绩给予了“人”新的内涵与阐释,同时在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中也实现了与“人”的深层互动。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当代文学继续高扬“人”的传统,延续五四以来对“人”的精神和个性的关注,展现出更为复杂、多元的文学面貌。     

白居易领导过“新乐府运动”吗?

流行的几部中国文学史和一些研究白居易的论著中,有的说自居易“发动了一次文学改革运动——新乐府运动”,且是一次“自觉的文学改革活动”;有的说元和初年“白居易掀起和领导了新乐府运动”,“是最有影响的新乐府运动的领袖”,有的说白居易“先进的诗歌理论,对新乐府运动起着直接的指导作用”,张籍、王建、李绅、元     

关于文学在魏晋南北朝的地位问题——兼析“文章与道德相抗衡”“文学高于一切”

魏晋南北朝时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文学本身具有不依附他者的价值,并对这一价值给以肯定。这标志着文学进入了自觉时代,标志着文学取得了独立的地位。然而独立后的文学并没有在东晋被谁真的认为过“驾乎道德之上”,更没有在南朝取得过“高于一切说”的地位。纵观历史,这不仅东晋南朝为然,而且其后的唐、宋、元、明、清等各时代也莫不如此。     

谈谈诗歌创作中“自我表现”

在诗歌创作中,如何摆正“我”的位置?如何正确处理“我”与群众、与社会、与时代的关系?这是诗歌美学研究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反对把“自我表现”当作一种美学原则,这并不是反对在文学艺术中,尤其是抒情诗中,可以有“我”在其中。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诗中可以有“我”,诗人可以用“我”的眼睛、“我”的感受来观察和表现现实生活。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不同的诗人常常把“我”摆在不同的位置。     

从《玉台新咏》看齐梁文学抒情、审美、娱乐的价值取向

《玉台新咏》的选诗标准体现了齐梁时代重视诗歌抒情、审美、娱乐功能的倾向,这与中国文化传统中重视诗歌政教功能的思想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文化现象的出现说明六朝时代有了审美自觉的思想以及较为成熟的美学观念。     

建构“中国文学美学”

“中国文学美学”不是一个并列性结构,而是对一个包容性结构,即中国文学中的美学加以分解后,独立建构,形成“中国文学美学”的自洽构体。但它类同于中国音乐美学、中国绘画美学、中国书法美学等,隶从于中国文艺美学。由于至今尚未有“中国文学美学”这样独立的书题、课题,因此对其语义层面略作如是阐释。     

论中国文学的三次自觉——以建安曹魏文学自觉为中心

就文学史的宏观演变而言,中国文学大体发生过三次自觉--建安曹魏时代的文学自觉、盛唐文学的自觉、盛宋文学的自觉,它们都是针对一个漫长时代的不自觉而发生的文学飞跃.建安曹魏时代的文学自觉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次自觉,其重要标志是一变两汉空泛言志而形成以穷情写物为诗歌美学风范的五言诗体制,它标志了中国文学从两汉时代的政治附庸走向了自由的、缘情的、审美的文学.其中又经历了三个阶段:曹操孤明先发的探索;曹丕率领建安六子等诗人的群体自觉写作;曹植和甄氏五言诗传达出的深邃恋情及其所具有的人性觉醒的意义. "魏晋文学自觉"的提法,应该更准确地表述为"建安曹魏文学自觉",这次文学自觉的内涵,也应该是以文学本体为中心的系统的自觉,而非仅仅是以文学批评为中心的文学自觉.     

诗意的消解与重铸——“他们”诗歌精神特质简析

“他们”诗人不事张扬,只是默默地创作。正如“他们”诗人于坚说的那样:“我活着,我写诗。”这种姿态与“他们”一词所透射出的那种“被隔绝同时又相对自立的情绪”①,使得这些诗人唱出了当时诗坛的最富特色的音符。“他们”诗派并没有像当时其他诗派那样制定什么诗歌宣言与理论来供我们分析研究,而是更多地以其创作实绩向世人昭示着他们的存在与诗歌精神。一、诗歌本体论的建构文学是语言艺术,诗歌以语言的特殊的编码方式和操作规则成为其中的精品。“他们”把诗看作“语言和语文的运动”所生发的生命形式,充分体现了语言的自觉和对诗歌本…     

建安文学自觉的性质和意义

<正>一部中国文学史,从"诗三百"开始发端,到建安时代,已经经历大约1600多年的时光,为何说到建安时代才开始了文学的自觉?此前的文学史,我们听说过所谓中国诗歌的三次高潮的说法,第一次就是建安诗歌,接下来是唐诗和唐宋词。这一表述,给予了建安诗歌极高的地位,也是与中国文学自从建安文学开始自觉的说法是相通的,但仍然未能说清楚为何建安诗歌成为中国诗歌史的第一次高潮。可以说,建安曹魏时代,是中国文学史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甚或可以说,是中国诗歌史的第二次发生的时代,是文学的、审     

“声无哀乐”与六朝“和”范畴的嬗变

“和”作为中国古典美学史的重要范畴,统摄性地体现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特征。六朝时期,嵇康提出的“声无哀乐”的音乐美学命题使“和”范畴内涵和意义都有所发展。“和”范畴这一发展和转变的过程体现了特定时期艺术观念的进步以及美的自觉的发生,对六朝美学和艺术理论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汉语新诗的“雅化”及其前景

从古代汉诗的发展路径来看,一种样式能不能最终达到高峰水平,取决于能否走出初创时期的相对粗糙,逐步实现自身“升级”。诗歌不管涉及何种题材,往往都不停留于原生状态或世俗水平的逼真表现,从内涵到形式都是最为倾向于“雅化”的文学样式,“雅化”因而成为汉诗“升级”的必然选择。抒情为主的艺术与叙事为主的艺术是一种互补关系,而非互相排斥、互相替代的关系,这种非“同质”关系,决定了所谓工业化时代、信息化时代由小说、影视艺术等取代诗歌为不可能的假想,信息化时代为诗歌艺术创造了重要机遇。     

西方审美文化的输入与中国文学审美意识现代转型

西方审美文化对中国文学审美意识的影响大致以1840年为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状况,1840年前较为微弱,1840年后则不断地增强,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第一次高潮。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审美文化,尤其是美学思想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涌入并渗透到中国,引发了中国文学界自觉的美学意识,直接推动了中国文学审美意识的现代转型。一些受到西方美学思想影响的哲学家、艺术家,同时又是诗学家或诗人,他们纷纷自觉地以审美眼光观照诗歌,或者从审美视角进入诗歌现象,对古今中外诗歌进行深入研究,或者以自觉的审美意识来创作诗歌。西方美学思想,特别是诗歌美学成为中国现代诗学的催生婆,在中国诗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国现代诗学家或者直接引入西方美学范畴,或者受到西方美学思想的启发,对中国传统的诗学概念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中国现代诗学理论基础的形成正是中国现代诗学家们在西方美学思想启迪之下,对中国传统诗学进行创造性转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