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中的"伪民俗"书写

"伪民俗"是一种民俗的虚构与发明,在民俗世界中并不罕见.在文本中,作家摹拟民俗也是民俗与文学常见的互动关系之一,其产品是"伪民俗"书写,尤其在民族文学文本中常常出现."伪民俗"形成了文本的"景观化",参与建构了文本的文学效果."伪民俗"书写出现在文本的各个层面,构成了文本的"场面""段落",形成了"情节"和"母题",形成了广阔的阐释空间.它还标识了作家的文化身份和民族的文化语境,并产生了突破文本之外的动力,甚至成了生活世界的"涵化"力量.民族文学文本中的"伪民俗"书写是一种"系统的文化干预",其展示过程接近"社会戏剧"和"表演",具有"误传"和"神秘化"的文化策略,同时通过文学"前台"拉开了与"后台"的距离,提供了某种意义上民俗的"文学真实",也对民俗本身起到了唤醒和激活的作用,我们应该更为立体多元地看待这一问题.     

翻译艺术观"现实"关照的本体论意义

翻译什么的问题属于翻译的本体论问题,"以原作所写的现实为模特"就是其中的重要命题之一.由于西方学术话语在中国的优势地位,这一命题的理论价值尚未揭示出来.经过修正,这一命题将有助于建立译者与作者、译语文化与源语文化的平等对话关系,有助于理解人与翻译以及人与他者文化的关系.孤立的文本不占有文本的全部意义,"现实"同文本一起成为翻译的对象改变了对翻译本身及翻译中各个因素之间关系的认识,然而这个"现实"并不是现成的,它同文本的意义一样是在实践中由原作和译者共同揭示出来的.共享"现实"的引入有助于翻译实践及对翻译的伦理和政治问题的思考.     

《新宿分子》中的人物话语

《新宿分子》所讲述的是日本下流社会人物希一、敏行再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本身形象的完美中国人吴友礼则起到了刺激的功能。由于吴友礼并非全知叙述者所关注的人物，这也使得《新宿分子》表层文本、潜文本中的吴友礼形象存在着深层矛盾。通过对人物话语的分析可以看出，这种深层矛盾的目的正是为了有效叙述希一、敏行产生与他人息息相通的社会群体感、燃起人生和工作热情。     

雪莱《奥西曼底亚斯》的"语境还原"

雪莱的十四行诗<奥西曼底亚斯>以古埃及法老的雕像为原型,表现了诗人复杂的创作动机和互文背景.通过"语境还原"可以发现,雪莱并未见过这个雕像,而是利用古代和近代的旅行文本,通过诗性想像力塑造出来的一个东方暴君形象,与此同时,又借助这个形象对法国的殖民事业和殖民表述作了微妙的反讽.诗篇交织着民族主义情感与共和主义信念、帝国利益与美学理想、古典美与崇高美等多方面的张力与冲突,体现了文学与文化、美学与政治、轻灵的诗歌与写实的游记之间复杂的互动性.     

论新感觉派文本的"尤物叙事"

新感觉派作家借助以物化修辞和妖魔化倾向为特征的"尤物叙事",拟想出一批具有现代品质的女性形象,通过这些女性形象构筑了充满悖论的两性关系,她们既是作者笔下被物化、魔化的对象,又对文本中的男性构成支配性力量。形成这种悖论关系的深层原因来自"尤物叙事"中"女性-城市"潜在的互为隐喻。其中不但体现了叙述人的性别身分,更体现出特定历史环境中作家对都市现代化的复杂心态。     

西方文学经典中“医者”形象的嬗变

由于医生职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医生角色不时地作为一种承担特殊社会意义和负载作家审美理想的独特形象进入文学的视野.随着社会发展以及文化和文学语境的变迁,文学作品中的“医者”形象与内涵亦不断演变.以“医者”形象变迁这一视角为切入点,通过分析相关文本,研究西方文学不同时期作品中“医者”形象所呈现的不同面貌——从《圣经》神话中医治一切的上帝到现代派作品中接受过医学教育并掌握现代医学技术的医生,西方文学经典中的“医者”形象经历了去神性化的过程.同时指出,不同时期的“医者”形象又反映了各个时期的医学发展和社会、政治、经济以及作家对医生角色的认识与思考.     

保持英语文本语义连贯的几种衔接手段

英语文本中的几种普通的语言现象--"替代"、"重复"和"前指",在保持语句和篇章在语义连贯统一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它们在谋篇造句过程中得以恰当使用的方式是语言形式与语言意义的完美结合在语言使用者思维中的反映.     

论"五四"公共话语空间中的《沉沦》

郁达夫<沉沦>中的"身体叙事"在五四公共话语空间的建构中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也存在一些局限和问题,这是为过去的文学史研究所忽视的.这可以从对文本内外所存在的三方面问题的分析得到揭示:第一,"灵肉冲突"的主题认定反映了作者和研究者们对主流话语认同的心态,而文本自身所展示的普遍的人性问题却被遮蔽.第二.身体叙事作为一种"私人叙事",其建构公共话语空间的作用是思想言论的直接影响无法替代的,但在公共话语空间并不成熟的时期,它也存在明显的问题和难以避免的尴尬.第三,"国家之爱"使得<沉沦>获得了更高的价值,但这种"国家之爱"却具有某种程度的虚伪性,它由怨恨心理转换而来,而文本对个人欲望和国家话语的嫁接存在明显的裂隙.     

"光荣中华":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中国形象

本文以"地球往事"系列(前两部)为重点,考察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中的中国形象,分析他如何以对科学与理性精神的鼓吹以及对未来中华光荣复兴的激情畅想来激发读者的情感共鸣,并揭示科学的冷酷与文学的热情之间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如何导致了文本的分裂,由此窥见中国科幻在未来叙事方面的潜能和困境,并揭示刘慈欣在当代文学中的重要意义.     

能指中心主义与"盲人"意象叙事的辩证依存关系

<俄狄浦斯>中的提瑞西阿斯和<被窃的信>中的杜宾是相同的"盲人"意象,在拉康的精神分析文本中共同体现了作为听觉的能指中心主义的理念.只不过提瑞西阿斯不被人注意,杜宾虽然是拉康所选的<被窃的信>中的一个人物,但他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然而大家注意的并不是他最后的假盲人形象.因此本文立足于盲人意象叙事这一角度,将他和提瑞西阿斯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从而证明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中的能指中心主义理念和盲人意象叙事之间存在着辨证依存关系.     

"礼"与"理"的叛逆——兼论崔莺莺与杜丽娘的抗争形象

<西厢记>中的崔莺莺与<牡丹亭>中的杜丽娘都是冲破封建束缚,追求自由爱情的抗争形象.但二者的反抗对象有所不同:崔莺莺的反叛行为是对封建礼教的抗争,而杜丽娘更多的是对扭曲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之叛逆.这种差异昭显出杜丽娘形象所体现出的人性解放与觉醒之时代精神.     

"礼"与"理"的叛逆——兼论崔莺莺与杜丽娘的抗争形象

《西厢记》中的崔莺莺与《牡丹亭》中的杜丽娘都是冲破封建束缚,追求自由爱情的抗争形象.但二者的反抗对象有所不同:崔莺莺的反叛行为是对封建礼教的抗争,而杜丽娘更多的是对扭曲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之叛逆.这种差异昭显出杜丽娘形象所体现出的人性解放与觉醒之时代精神.     

"病"眼看世界——论"病人"叙述视角的文学价值

文学中的病人叙事视角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在纪实类疾病叙事作品中,病人视角是真实存在的。而在小说中,病人视角大都是虚拟和模拟的。就文学价值而言,价值较高的病人视角是小说中的虚拟病人视角。小说中的病人视角可分为精神病人视角和普通病人视角。精神病人叙述视角是文学价值较高的叙述视角。它对提高文本的诗性品格、增强文本的诗性含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渔父"形象与古代文人心态剖析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塑造了丰富多彩的"渔父"形象,透过其形象,可以窥测出在中国文化熏染下的文人立身处世行为和林林总总的心态.简言之,"渔父"现象的背后,贯穿着文人出处进退两种世界观和生活态度的矛盾冲突.深究包裹在"渔父"形象中的文人心态对于深刻认识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心理,了解中国文人的生活,以及他们对客观现实的态度、对人的生命价值和主体精神、人格品行的看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浙江的"乡"、"节"、"会"与区域形象设计

浙江的"乡"、"节"、"会",在浙江省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他们大多还处于区域形象的自然生成阶段.经济全球化、发展外向型经济以及建设文化大省的需要,迫切要求浙江省的市、县、乡、镇进行区域形象的重新定位、策划和设计.坚持以人为本,增强区域形象的人文精神,应成为区域形象浪潮的新追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 "七一"纪念活动的历史嬗变及其当代价值 ——以《人民日报》头版文本为中心(1949—2020)

"七一"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活动的重要日期,举行相关活动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宣传方式.纪念活动作为传统的政治仪式,通过举办"七一"纪念可以更好地树立党的形象,增强全体党员的使命感、荣誉感、责任感.建国以来,党的历次"七一"纪念活动都会以某个时期党和国家发展要求,产生对应的核心概念,向民众展示党和国家发展面貌及未来发展路径.《人民日报》头版文本中关于党在建国后的"七一"纪念活动始终围绕着完善党的自我建设;动员群众投身社会建设;总结历史经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个方面进行,起到了更好地培养中国人民的政治情感,提高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的作用.     

菲律宾"摩洛人"及"摩洛形象"的由来——以西班牙殖民时期为探讨中心

15世纪,西班牙人开始在菲律宾殖民后,将其本土的摩尔人原型施加于本地穆斯林群体,从而创造了"摩洛人"文化集团及其标签式的负面异教徒形象--"摩洛形象".此后,在西班牙殖民者、菲律宾北方天主教徒和南方穆斯林的长期互动之下,这一形象逐渐定型、固化.而菲南穆斯林自身的独特伊斯兰文化属性也促成了双方矛盾的延续及自身形象的负面化.摩洛形象是东西方文化冲突的结果,也影响了菲律宾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轨迹.     

罪与赎:苔丝"中介新娘"原型形象分析

托马斯*哈代的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中女主人公苔丝是"从罪孽中得到救赎"的"中介新娘"--<圣经>原型形象.这一形象既保留了最基本的<圣经>叙事单元和人物原型,又经过作者的艺术加工,带上了现代人的痛苦和反思.这个"中介新娘"原型形象反映了哈代对僵化的宗教道德说教的鞭笞以及对博爱、牺牲等宗教精神的讴歌,具有丰富、深刻的现代内涵.     

"情境"分析在青少年社会工作中的应用

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实质是处理人与情境的关系,而情境是一种"场域",这个"场域"至少包含三个因素:个体、环境以及二者的关系.青少年自我意识的发展与情境的密切联系又决定了情境分析在解决青少年问题过程中的作用.个体在当下"情境"中的某种行为是对以往"类似情境"的定势认知所造成的,所以社会工作者要纠正其当前行为,必须对早年"类似情境"进行回朔分析.     

从"故国"到"新朝"——明清之际桐城士人的地方自觉与国家认知

明清易代之际,国家形象在桐城士人中经历了裂变与重建.明末桐城社会战事频仍,桐城士庶在时局动荡中,结成了"地方共同体",表现出了强烈的地方保护意识.而国家在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过程中,由于权力的腐败,未能起到保护地方社会的作用,反而在战略战术、军饷等问题上,与地方社会产生了利益纠葛,从而更强化了桐城士人的内聚力,最终使有明一代的国家形象不断在士人中被弱化、瓦解.当明清易代完成后,清廷并没有强制消弭士人的这种地方自觉,而是通过制度性的建构使之逐渐植入了"新朝"的权威,"新朝"的国家形象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重建.桐城士人在从"故国"到"新朝"的历史进程中,折射了古代地方士人与中央王朝变革互动的一个思想史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