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与《世说新语》中士人形象比较略说

中国士人的精神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有着独特的意义。战国与汉魏六朝作为中国古代士人特征明显的时期,《战国策》与《世说新语》二书当是解析其时士人风貌精神很可靠的文本。两份文本内蕴的记言方向、记录的历史背景及人物的思想活跃等方面均有相似之处。士人阶层在战国形成,形象各异;经由汉魏六朝承接演绎,更多形成为群体形象。战国时士人的＂行＂、＂兼善天下＂经时空,到汉魏六朝时多呈现为＂藏＂、＂独善其身＂,但二者内在一脉相生,几乎为中国古代士人的行迹奠定了两条遥相呼应的主线。     

《世说新语》中体现的远离政治“轻乎人事”的士风及其原因

刘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多记录魏晋时期士大夫之生活、言行及思想精神。而此时正可视为士人风气转变之一大关节,其中很突出的一点为不同于此前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世说》中随处可见的是士人们对现实政治的避忌,不问世事,游山玩水,谈玄说理,轻乎人事,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现实政治之残酷、士族地位的独立与强大以及玄风的盛行。另外,这也是临川有意选择的结果。     

汉末士人政治困境中的突围——从《中论》、《昌言》中作者的“介入”谈起

汉末政论文集《中论》、《昌言》因作者“介入”方式与程度的不同而分别彰显出浓厚的“君子”风范与强烈的“自我”意识,作者徐干、仲长统各自气质、学术思想和所处政治环境的不同是形成这两种不同特质的主要原因。对君子之道的推崇与对个体价值的认同是汉末士人突围政治困境的两种路径,即趋于上的道德精英路线和趋于内的自然名士路线;这两种路径都体现了汉末士人疏离皇权,欲以更高的姿态及更独立的精神参与政治的深层内涵。     

《左传》女性形象的士人气质

《左传》中的女性形象向来备受关注,就其形象研究著文甚多:或把她们分成妇女的若干类型;或探讨她们的历史命运;或分析她们不同于一般女性的才能、智慧等等。但这些研究大多倾向于以性别视角为出发点,在潜在的男女二元对立的传统视域之内,以女性特征为大前提,研究她们在共性中的特性。本文试从这些女性形象所生成的历史环境出发,探讨她们作为一个与男性同等的社会人在士阶层兴起并登上历史舞台之际所受到的士风潮流的影响,重温她们在深闺宫墙之内感受到的士人气质的巨大冲击。     

由《燕行录》看清初朝鲜士人的华夷观——以李宜显《燕行杂识》为中心

明清时期,朝鲜与中国保持典型的“册封一朝贡”关系。但在传统华夷意识的影响下,朝鲜使臣对待清朝的态度远不像对待明朝那般恭谨虔诚,表现出异常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他们迫于满清的政治压力履行历年的朝贡义务;另一方面,基于“小中华”和“礼仪之邦”的文化优越感,他们又对文化底蕴相对贫瘠的清人持有排斥的情绪。康熙五十九年和雍正十年,朝鲜文臣李宜显两次以正使身份赴清,根据沿途见闻撰写了使行日记《庚子燕行杂识》和《壬子燕行杂识》。两部作品逼真摹绘了18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广阔图景,并将笔触深入士人群体的内心世界,再现了以燕行使臣为代表的朝鲜士人的华夷观,可作清代朝鲜士人文化心态研究之益助。     

试论《吕氏春秋》成书的历史条件

关于《吕氏春秋》成书的条件,除了一般认为是战国百家争鸣的文化融合,吕不韦当政后发挥门人宾客作用所为,为了大一统政治奠定理论基础和训导秦王政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历史基础,这就是秦为富国强兵而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决定了采择诸子百家学说的目的性,而六国士人夷狄视秦观念的转变则构成了《吕氏春秋》的学术基础。     

中国人的出走意识——从《硕鼠》到《桃花源记》再到《水浒传》

中国封建社会中,每当社会矛盾尖锐时,中国人就会萌生"出走"意识。《硕鼠》中的乐土描述的是劳动者的乐园;《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而"水浒"则反映了江湖士人的政治梦想。这些文本中的出走意识有三个特点:主人公的出走是被迫的;出走对主人公的生命精神起着有益的保护作用;出走的妥协性决定了其悲剧性。     

士人治生与《儒林外史》创作的思想表达

士人治生是《儒林外史》创作关注的重要思想主题。传统社会的士农工商有着明确的社会分工和职业属性,但赋予士的社会责任以及“食于官”的制度设计仅是一种“政策合理”。《儒林外史》通过艺术再现士人扭曲的治生观念、塑造典型人物揭示深刻社会现实、文学表达叩问科举制度等手法,深刻揭示了科举制度在制度设计和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其不但未能有效解决士人本业治生,反而削弱了士人的治生能力,形成了士人治生这一社会问题,而士人治生社会问题又影响了国家治理效能。吴敬梓对士人治生问题的关注,不但有其自身生活经历的原因,也与颜李学派思想影响密切相关。     

蒲松龄《凤阳士人》人物塑造艺术与内涵探析——与《三梦记》、《独孤遐叔》、《张生》之比较

《聊斋志异》中《凤阳士人》一篇与唐代白行简《三梦记》、薛渔思《独孤遐叔》以及李玫《张生》有着不可否认的渊源。与《三梦记》、《独孤遐叔》、《张生》的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凤阳士人》在人物塑造和内涵揭示中都有自己突出的特征,而这正体现了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创作风格和文化内涵。     

从《尚书》、《诗经》看西周时期国家认同的确立

西周初期的统治者为稳定和巩固新政权,推行了多项定国方针,从《尚书》和《诗经》中可以看出,周人从政治舆论、民生、行政、军事等多个方面确立民众对新王朝的国家认同,构建共同的政治思想观念和伦理价值观念。西周时期国家认同的确立不仅为周代社会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政治、文化、思想基础,也深刻影响着中国古代的治政思维和治政模式。     

论明清长篇家庭小说的“政治”主题

＂家国＂不仅组织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它还是构成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家国意识及民族精神的影响下,对于国家政治主题的关怀一直是明清长篇家庭小说重要的创作主题之一,它不仅表现于家庭内部事件的寓指中,在家庭外围的各种社会活动里,对于政治的直观叙写、暴露与批判亦是此类小说作家们明显而刻意的追求。作家们在＂政治＂场景的细写和解剖当中,将他们心底的末世声音传递了出来,这是他们对于时代风雨的敏感体验和反映。     

试探“男/外.女/内”与“男/公.女/私”对应的源起———兼论梁启超和郭沫若的性别理论的影响简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女性史学者引介西方女性主义的“公私二元批判理论”,目前该理论已成为我国现代性别研究的“重要分析工具”。接受“公私二元论”的关键是“男／外,女／内”与“男／公,女／私”的对应,二者之所以能对接起来,除了“二元划分”的形式契合这一原因,亦是我国性别理论的累积结果,关键步骤有两个：一是20世纪初以粱启超为代表的学者们,在秉承“家国同构”、“女正国治”的传统政治理念的同时,有意忽视女性传统的实际经济贡献和政治经济功能,将具有丰富政治含义的“内”转化成现代经济意义上的“非业”（非薪酬工作）;二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激进学者,在依照马克思主义史观解释中国古代史时,不得不压制“个体家庭”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的独特重要性,从而使古代中国明显的宗族社会形态与该理论中的基础概念“个体家庭”并存不悖。这两笔性别理论的遗产,有可能是“公私”与“外内”对应的源起,亦是“公私二元论”成为我国性别研究“重要分析工具”的理论铺垫。     

试从《典论·论文》看文学的政治功用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笋观点,谈到文章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有着一定的政治功用。本文拟从三个角度出发分析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的提到的文学的政治教化的价值,这三个角度分别为文体的角度、内容的角度以及创作者的角度。     

当代小说视域中的农民身份问题研究

自新中国成立后,农民身份的内涵在小说中的变化,充分展现了国家意志、现代化建设与农民之间的深层关联。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小说对农民的阶级属性、集体身份进行了革命化叙述,强调了农民在国家建设中的主体地位,而忽视了农民自身的个体愿望;20世纪80年代后,农民在小说中的身份内涵发生了变化,国家的主体位置逐渐弱化,自身的价值诉求得到肯定与确认,但是农民身份的隐喻含义也得以细微展现;随着城乡社会流动的加速和经济社会结构的剧变,农民及其衍生出的农民工群体面临着严重的身份焦虑,这一点在农民工题材小说中充分展现出来。对于农民而言,不管是进城还是返乡,亦或是留守乡村,“我是谁”的身份困惑都将缠绕着他们,并呈现出进一步模糊化的趋向。     

“经验”的贫乏与救赎——论余华“转型”后的小说创作

在20世纪90年代,余华的写作开始“转型”。在许多学者看来,余华转型后的小说不再一味地展示暴力与苦难,而是强调忍受、乐观,和“温情地受难”。但在笔者看来,对苦难的展示与“忍受”并非余华“转型”后小说的深层思想主旨,而再现由传统社会步入消费社会这一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中国人“经验”的日趋萎缩与贫乏,以及面对这种困境而试图重新整合“经验”的努力,成为余华“转型”后小说的深刻主题。正是对这一独特而深刻主题的挖掘与艺术表现,凸显了余华“转型”后的小说写作在当代文学中的独特价值。     

通俗小说·文学经典·知识生产——中国现当代文学视阈中的“金学”建构

金庸小说,正经历着一个从上世纪80年代的通俗小说到90年代以降的“经典化”的过程,一些学界人士热衷于将原本属于通俗文学范畴的金庸小说研究推向所谓的“金学”。金庸小说无疑是大众文学的经典,它的畅销性、长销性以及为读者带来的密集的阅读快感确保了这一点,但并不等于它是一般意义的文学经典甚至文化经典。金庸研究的根本意义恐怕也不在于将它客观化、对象化地树为经典,采取超然物外的文学批评的立场。实际上,金庸小说（或者说“金庸现象”）为我们展现出关于当代“文学／文化生活”的难得的“近身性”,它是“文本讲述的时代”与“讲述文本的时代”的合而为一。     

李锐＂吕梁山系列＂小叙述伦理研究说

结合叙事学和当下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成果来对李锐“吕梁山系列”小说中的叙述伦理做出探讨。从小说话语类型的角度出发,主要划分了民间大众的和国家政治的两大话语系统。这种不同话语系统的设置展示的是李锐在这一系列小说创作时所采用的一种独特的关注世界的方式,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叙述上的需要。对这种关注方式背后作者的伦理诉求的探讨,以及对读者阅读体验和伦理感受的具体分析也是本文区别于前人研究成果的重要方面。     

论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主人公诗词

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出现了大量的主人公诗词，诗词中继承了许多传统的诗歌意象、典故和旧题。同时，这些诗词又反映了文人渴望爱情、追求功名、显扬才学、不满现实的心理情绪，是那个时代背景下人们共有的情感体验，引起了读者的共鸣，也是对传统诗词的创新应用。主人公诗词是此类小说兴盛的一大促因，小说借助诗词而取得成功。     

托马斯·哈代“性格与环境”小说特点的语料库文体学研究

通过构建哈代"性格与环境"小说语料库哈代其他类小说语料库和哈代同时期作家小说语料库,对这几个语料库进行关键词数据提取和对比分析,发现哈代的"性格与环境"小说用词较为灵活但词汇长度较短。这类小说有如下几个特点:1故事多发生在英国的乡村,多为贴近生活的场景且农民在小说中的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2对乡村生活的描写丰富、形象;3对环境的描写尤其是树木的描写极为丰富;4此类小说中的动物具有人的情感,而人类对于动物也怀有关爱、同情之心;5故事情节倾向于围绕三个时间点展开,即tonight、today和Sunday。以关键词为切入点,得到的名词中描写乡村环境、自然环境的占了近1/3的比例,这类小说中的"环境"特征可以得到证实,但"性格"这一特征并不能从得到的关键词中得到体现。     

以残忍的反抗寻求有意义的生活——论“80后”小说颠覆性师长形象及其启示

在"80后"小说的反成长叙事里,塑造了一大批另类的师长形象,他们对青少年只会起到反面的作用,甚至是导致他们迷惘、困惑、颓废、叛逆、堕落、受伤甚至死亡的主因。与此对比,"80后"则以"反"和"拒绝"的姿态成长着,以颓废、反讽、游戏和调侃的姿态叙述着,呈现出一种当代人普遍"在路上"的彷徨、苦闷、焦虑、恐惧和忧伤的流离之苦。这些颠覆性的师长形象从反面表达了"80后"对能真正作为灵魂导师的师长形象的期待,具有非常高的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