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完全市民化的有效机制构建

受城乡二元社会制度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市民化进程包括农民的城市进入和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两个阶段。目前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已经解除,但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还受到种种因素制约,很多农民工因而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半市民化"状态。为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完全市民化,必须创新城乡统筹发展机制,将农民工市民化纳入社会整体发展框架;创新就业制度,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城市进入;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城市融入;创新农村土地制度,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农村退出。     

关于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双边制度激励研究

农民工能否融入城市关乎城市化进程,在现有的制度体系之下农民工融入城市缓慢,推进城市化需要政府采取相应的公共政策。针对目前存在的政府关于农民工市民化负的制度激励问题,政府应树立以市场思维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理念,立足于双边制度激励,设计对农民工的利益激励、成本激励以及对政府的规模激励、土地激励、治理激励的城市化政策,通过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三者联动改革,实现二者在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的双赢。     

制度困境与机会缺失:农民工共享社会发展成果问题研究

本研究试图从"制度困境"这一层面或角度来分析农民工"机会缺失"或未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原因.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制度困境(包括制度缺失、制度冲突、制度偏好、制度失信、制度曲行)是造成农民工未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原因.制度缺失、制度冲突对农民工经济资源和权力资源的影响最为显著.由于目前社会制度尚处于不完善状态,从而农民工的权益无法在法律制度上得到保障,农民工在长期失去权益保障的情况下,逐渐对制度失去信任感.制度冲突、制度偏好和制度曲行对农民工声望资源的影响更为显著.由此可以看出,农民工尚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受到城市社会的排斥.制度冲突、制度偏好、制度曲行对农民工经济资源和权力资源的影响并不显著.农民工更多地把制度偏好、制度曲行作为他们行为选择的现实背景,而不是把它们作为自己生活现状的原因.要摆脱制度困境,使农民工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就必须构建公正的制度体系,实现农民工与制度之问的良性互动.     

城乡统筹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的实质是公民权益问题。农民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因城乡二元体制而出现的一个特定群体,农民工不是一个稳定的同质群体,不是一个阶层,更不宜划为政治界别。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数以亿计的公民因离开户籍所在地而难以获得公共服务,是城市若干矛盾、问题、冲突存在的重要原因,也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障碍。随着城乡统筹社会管理制度的建立、健全,以及法制的不断完善,当劳动者权益和公民权益在城乡都能得到同样的保障之时,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将会得到制度的支持和保障,农民工问题也将逐渐消解,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关于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几点思考

如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应在以下六个方面下功夫:一是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管理制度;二是保障农民工基本劳动权益,缩小其与城市市民的差异;三是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四是创新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管理制度;五是建立形式多样的廉祖房制度,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六是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救助体系.     

接纳与融合：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路径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进城务工的青年农民,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具有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但受目前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他们的城市融入仍然面临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一是要消除体制壁垒,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提供制度保障;二是推进城乡联动改革,保障农民工的各项基本权益;三是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使新生代农民工公平分享改革成果;四是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五是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营造理解、尊重、关爱农民工的社会氛围等。     

农民工入城就业及其法律保障

农民工入城就业既是城市化的必然伴生结果,也是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差别的主要途径。目前困扰我国农民工入城就业问题的主要障碍是没有在制度层面获得公平分享城市资源的权利。因此,如何从制度上保障农民工从事体面劳动的权利以化解来自城市的社会屏蔽,是经济学界和法学界共同面临的重大任务。功能主义所揭示的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暗示了农民工入城劳动的可行能力以及自由选择权的问题。而城市劳动规则系统、劳动身份平等、劳动权利启蒙、职业工作能力提升和多元劳资纠纷解决,是当前农民工体面劳动和就业保障的核心制度设计。     

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

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问题关系着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过程中存在经济福利待遇不对等、强社会关系固化和城市制度的排斥、社会身份的多重错位等现实问题,提高对农民工阶层的收入分配比重,赋予他们产业工人的政治经济地位,多管齐下促进农民工阶层的垂直型社会流动,加强对他们的继续教育培训,是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和推进中国城市化发展可尝试的途径。     

落地未生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困境与出路

农民工群体在不断加快的城市化的进程中产生了内部分化,以8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导力量。处于"双重边缘化"的农民工群体由于对农村生活的疏远,其融入城市的意愿更加强烈。然而现阶段因为体制性障碍、个体性障碍和经济性障碍的存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还存在诸多问题。其中亟待解决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只有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实现稳定的职业发展,实现其在城市中从"生存"到"发展"的需求转变,才能为其融入城市主体生活提供坚实的基础。     

农民工社会保险缴费责任分析

本文根据"中国农民工社会保护研究"课题组对深圳、苏州、成都和北京四个城市2617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资料,对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缴费责任进行了分析,以期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测算结果显示,农民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年度人均开支总计为1565.8元,占农民工年度平均工资的13.4%。为此,本文设计了三种不同的缴费方案,在"企业——农民工责任分担型"方案中,企业缴费责任为10.1%,农民工个人缴费责任为3.4%;在"政府——企业责任分担型"方案中,政府缴费责任为5.0%,企业缴费责任也为5.0%,农民工个人缴费责任为3.4%;在"政府主导型"方案中,政府缴费责任为10.1%,农民工个人缴费责任为3.4%。在制度设计上,还应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农民工社会保险的便携性问题;二是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城乡接续问题。     

缩差、并轨与融合:G市农民工市民化路径探索

农民工市民化重点解决的是农民工与城市户籍居民享有同城同待遇问题,即城市给农民工提供就业、教育、医疗、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和保障性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其实质是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有序性,关键在于"缩差""并轨"与"融合"的相互关联,建构农民工市民化的融合模式,目的在于提升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认同感、归属感和使命感。     

新农民工工人阶层的政治学分析

本文针对"新农民工工人阶层"的形成、影响及其走向,从政治学的角度进行以下几方面的分析:一是利益驱动和现有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使农民工形成阶层利益,促使社会利益关系的再调整;二是价值追求和现有社会认同取向的偏颇使具有"新"涵义的农民工要求社会认同取向的再转换;三是制度发展使农民流向城市成为可能,而制度不够发展带来的制度歧视则成为"新农民工工人阶层"形成的最主要原因及其发展的最主要障碍,制度重构势在必行;四是政治发展与稳定及其政府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增强都需要"新农民工工人阶层"实现阶层融入.     

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中的社会排斥问题研究

农民工阶层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一个规模庞大的特殊群体。他们工作、生活在城市中。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却被排斥在城市居民所享受的社会保障制度之外。本文深入地探讨了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中的社会排斥现象。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造成了农民工在城市的边缘化地位，应采取全面、系统的对策，逐步消除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建立起面向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文化融入现状及路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日渐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受教育水平较高,思想活跃开放,渴望融入城市,但是制度的壁垒和文化的差距使他们产生城市"边缘人"的心理困惑。城市融入更为根本的是文化认同和文化融入。文化融入是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的根本标志和重要切入口。通过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文化融入的现实困境和主客观诉求,探讨解决其文化生活匮乏的长效机制和现实路径,发挥文化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意识养成、价值理念塑造、文明素质提升等方面的桥梁作用,将为新生代农民工实现文化融入和城市适应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和社会氛围,将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城市电视台对农民工的文化关照:福建例证

改革开放后,农民工成为一个群体不断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野。城市电视台在城镇化过程中不断建构农民工的身份,在泉州电视台"盲流—农民工—外来劳动者—新泉州人"的称谓转换中,再现了农民工身份的文化迁徙轨迹。城市电视台农民工身份建构是城市管理者、商业资本、城市电视台自身的新闻专业主义和不断走向市民阶层的农民工自我赋权共同作用的结果。城市电视台在农民工身份建构上仍存在着文化关注不足等问题,应将传递农民工文化的正能量和搭建农民工媒体平台作为城市电视台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手段。     

从机会获得到能力提高:农民工城市职业融入研究——基于浙江的实证考察

每一个公民都有自由选择职业和提高劳动能力的权利.改革开放后,农民获得了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但由于制度惯性和路径依赖,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中还存在着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职业机会获得是农民工进入城市的第一步,能力提高是农民工继续城市生活的关键环节,劳动工作关系和谐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根本保证.农民工的职业融入不仅需要政府提供充分的制度供给和财政投入,加强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训,还需要企业改善管理制度,关注职工的日常生活、文化娱乐和精神文明建设,从而实现政府、企业与劳动者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使农民工从机会获得走向能力提高,最终实现城市职业关系融洽的新境界.     

包容性视角下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研究

农民工文化需求从公民权的解释中获得了合法性基础,保障农民工享有和城市市民同等文化权利是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入及其市民化之前提。传统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在空间、范围和内容等方面的封闭性与排异性,造成公共文化服务和管理体系"短路",农民工文化生活荒漠化。从公民文化权利的角度考量,城市社区被赋予更强的吸纳与整合的包容性治理功能,以常住地街、区级行政为主导,社区为平台,协同社会组织参与,是城市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制度设计和安排。     

从农民到农民工:经济发展战略下的制度变迁分析

中国的农民市民化进程呈现出"农民→农民工→市民"独特路径,进城务工的农民先成为"农民工",不能享有市民的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转为市民则面临重重困境,农民工、农民工市民化等问题由此产生。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农民工是出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需要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与二元户籍制度密切相关。文章对农民工的制度变迁进行研究,阐述农民工制度的形成背景、博弈过程、路径依赖特征以及制度构成,并对农民工制度的效应与影响进行分析。     

“群体性排斥与部分的接纳”——市民与农民工群际关系的实证分析

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与融入是一个农民工与市民双向互动的过程,不仅需要农民工对城市的适应以及自身的转变,同时还需要城市的接纳。从总体上看,市民对农民工持排斥态度,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农民工。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既需要制度变革,也需要从非制度层面改变市民对农民工的排斥与偏见。     

论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障

由于种种原因,农民工在城市务工不能拥有和城市人相同的机会和平等的权利,他们的权益普遍缺失并屡遭侵害。如何建立起一种有效的机制,从制度上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安全网是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根本途径和制度保证,有组织地进行劳务输出是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有效措施,严格规范用工制度是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必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