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解读蒙古族游牧经济——《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变迁》简评

在北方辽阔的草原上,蒙古族以他们特有的游牧生产方式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和文明,但直到目前为止,学界从经济史的角度研究蒙古族的游牧经济的基本矛盾、蒙古族游牧经济的基本特征和蒙古族游牧经济的变迁还不够.乌日陶克套胡博士的新著《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变迁》力图从蒙古族游牧经济内在矛盾出发,考察其演变的脉络及其与农耕民族的关系,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试论元朝的建立对蒙古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贡献

蒙古民族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成吉思汗统一草原各部，建立蒙古帝国，标志着蒙古民族的初步形成。但是蒙古帝国是一个以分散的流动的游牧业为经济基础的草原国家，这决定了蒙古帝国政权的不稳定，很容易像匈奴、突厥等游牧国家那样瓦解，这对刚刚形成的蒙古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是不利的；而以稳定的农耕经济为基础的元朝的建立，不仅为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巩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也为之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丰富了蒙古民族的内涵。元朝的建立对蒙古民族形成所起的历史作用，是我国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和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典型事例。很多北方游牧民族的崛起，就是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而他们入主中原，建立政权，更是得助于中原又化的支撑，他们依靠游牧文化打天下，而利用中原文化治天下，客观上促进了现今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古代农牧文化的结合、中国古代农牧民族的碰撞；是推进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最根本的历史原动力。     

青海蒙古舅舅角色之解读

青海蒙古又叫德都蒙古,是指居住于青海的蒙古族,青海蒙古人称自己为“库库诺尔蒙古勒（青海湖蒙古）”或“德都蒙古勒（上蒙古）”,是由历史上的卫拉特和硕特部众为主,以卫拉特其他部众、东蒙古部众的后裔组成,这些蒙古族入居青海在不同的时间,并从不同的地区迁居青海,与各民族长期杂居,过着古老的游牧生活,形成了德都蒙古现在的布局,他们在传承蒙古族古老传统文化的同时也随着社会的发展、其他民族的交流接触和地域环境的间接或直接影响,从而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习俗,成为整个蒙古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辽金文化比较研究

因不同的经济政策、政治制度等因素 ,辽金王朝形成了具有鲜明文化特质的辽金文化———辽以崇尚骑射的游牧文化与筑室而居的农耕文化并行的二元文化为特色 ,金以单一的农耕文化为特色 ,辽金王朝不同的文化格局决定了辽金王朝的国运。     

试论清代盟旗制

从努尔哈赤到乾隆,清代最高统治者经几代时间才完全征服蒙古地区。在漫长的征服过程中,清朝统治者们逐渐认识到征服和驾驭蒙古,对于他们的统治及其政权巩固的重要性,并在总结历代王朝统治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蒙古地区的社会经济及宗教文化等,掺合满族统治者的统治办法,制订了一系列统治蒙古地区的政策和制度,诸如实行联姻,驾而驭之;大兴黄教,因俗而治;封赐爵位,使之臣服;诸多禁令,限而治之;设置盟旗,重分其力等等。这些政策和制度,环环相联,有如一张大网紧紧套住蒙古地区,达到有效驾驭和统治蒙古的政治目的,诚如清帝康熙所说:“昔秦兴土石之功,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巩固。”清朝历代帝王为统治蒙古地区用尽了心机,收到了历朝统治者想做而做不到的成效。本文论述的盟旗制是清政府统治蒙古地区各项制度的一环,从中也可以窥见其全貌。     

清代及民国时期塞外蒙汉关系论

本文以清代及民国时期内蒙古的汉族移民活动为研究对象 ,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 ,对支撑汉族和平移居及蒙汉关系平稳展开的深层机制进行集中考察 ,提出 :农耕对游牧的经济补充是联结蒙汉关系的内在基础 ;客居依附效应与私人友情是突破族际分界的关键环节 ;利益双赢机制则构成推动蒙汉互动、有效释缓紧张的稳固力量。而清朝对蒙古族游牧业的持久保护政策 ,则将移民冲击控制在一个蒙古族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中国古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比较

在中国历史上，农耕生产依赖土地，农耕民族对土地的价值有着深刻的认识，形成了于农耕经济基础上的社会组织与伦理习尚。游牧生产依靠于水草，游牧民族为着水草的肥美而终年迁徒，形成了流动性的社会组织和简洁意重的礼俗。中国历史上周边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的战争往来，实际上是游牧与农耕两种不同社会经济的碰撞，两种不同社会文化的碰撞，也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社会经济与文化的交住和互补。     

牧人的饮食

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是我国传统的两大主体文化。文章研究了适应游牧环境和游牧经济的牧人的饮食文化。牧人的肉食品、奶食品、茶文化和酒文化都独具特色,构成游牧文化的重要侧面。     

试析离婚与再嫁中的契丹女性

契丹在10世纪初建立了强大的辽政权,对当时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游牧和农耕两种文明的碰撞下,契丹社会习俗中既留有本民族的特色,也蕴涵着中原农耕文明的文化内涵.婚姻关系作为契丹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维系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契丹人的离婚与再嫁作为其婚姻关系的一种反映,对契丹女性的身心都产生了较大冲击.契丹人的婚姻中...     

略论辽宋夏金对峙时期中国民族的一体化进程

五代十国之后,中国历史进入辽、宋、夏、金等民族政权政治上的分裂和军事上的对峙时期,但中国民族的一体化进程并未因此而中断。这一时期,北方游牧文化区的各民族不断南下进入中原汉族农耕文化区,促进了各游牧民族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转型,并通过与汉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经济上的互通有无、政治上的相互借鉴、文化上的相互融合,推进了中国各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一体化进程,对元明清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清廷康熙朝的西藏政策

康熙朝清廷的西藏及黄教政策,是入关后清廷藩部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对关外藩部政策的继承,更是康乾盛世下清廷对藩部政策的创新。而具体到清廷康熙朝的西藏及黄教政策而言,它不仅成功地将准噶尔势力逐出了西藏,而且开始将西藏的僧俗事务纳入到清廷行政管理范围之内。其后期政策虽存在某些不足,但从总体上看,清廷仍成功地使西藏日益成为清中央政权管辖下的国家重要组成部分。     

康乾盛世下清廷对准噶尔投诚人政策研究

清准关系是康乾盛世时期最为敏感的藩部关系,直到乾隆二十年之前准噶尔汗国仍然傲然地屹立在清国的西北边陲,并且对西北蒙古、西藏、青海地区不时产生骚扰,发生威胁。清国在康乾盛世下是如何利用时机解决准噶尔汗国问题,如何防止分裂,完成民族的的统一大业,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它对我们今天的边部民族政策具有重大的借鉴作用。本文主要就康乾盛世下的准部投诚人政策作一研究,研究康、雍、乾三代帝王是如何运用投诚人政策来为统一大业服务的。     

清朝民族政策解读

清朝的民族政策是比较成功的。康熙皇帝是清王朝民族政策的奠基人。清王朝在内外蒙实行支持黄教、满蒙联姻、分而治之的政策;在西藏实行支持喇嘛教,册封达赖、班禅,派遣驻藏大臣等政策;在新疆设置伯克城主,派遣伊犁将军、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等政策;在南方民族地区设置土司,实行“改土归流”等政策;很好地解决了中央王朝与民族地区的关系,建立了一个长达近300年之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20年来有关清代前期治理西北蒙藏地区政策研究述评

清代前期对蒙藏民族地区的成功施治,堪称历代中央政府处理这一地区政治统辖关系的典范,素为后人所称道,也为研究者所重视。20年来,史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新进展,成果主要体现在治理的指导思想、基本政策、具体措施、管理机构、统治效果等各个层面。对之进行必要的总结,尤其进行以治理西北蒙藏地区为重点的梳理与评析,指出不足,不仅从整体上对于深化治理蒙藏地区的研究十分必要,也对西北民族史、边疆史、区域史的研究大有助益。     

元朝的“天下一家”思想及其政治文化一统

元朝"天下一家"的思想不仅确立了其在中国统治的正统地位,而且实现了中国的政治一统.各民族在元朝统辖之下,经济、文化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联系空前加强,促进了民族融合.     

西汉王朝对匈奴采取的民族政策

西汉初期,匈奴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西汉王朝在与匈奴打交道的二百多年的历史中,不断依据自身的实力调整对匈奴的政策:早期的"和亲政策"、汉武帝时期的"征讨政策"、汉武帝后期的"绥抚政策"虽终武帝之世,匈奴问题未能彻底解决,但为以后最终解决匈奴问题打下了基础.也对促进民族交往和融合、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727-1728年卫藏战争前后清中央的治藏方策

本文以清代档案为基础 ,探讨 172 7— 172 8年卫藏战争前后清中央治藏方针政策的形成与实施 ,指明当时西藏内部的治乱与清 -准噶尔蒙古双方和战全局息息相关 ,雍正帝一直认为西南一隅的西藏问题如处理不妥 ,西方北方蒙古诸部则疑贰不附 ,卫藏虽远在边陲 ,实际上是“社稷生民忧戚所系” ,因而秉承其父康熙帝的遗志 ,继续执行积极的治藏路线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满藏词语考补

今拾《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中的几则民族词汇：“哨鹿（木兰）”、“昂邦”、“碟巴”、“堪布”,以现有大型辞书为参照,对其中解释未尽之处进行补释。除检索清史文献外,也兼及同时代笔记小说、方志等,略陈管见,可为不同学科利用这一文献提供参考、借鉴,同时也可补大型工具书之缺失。     

清代藏、新、蒙地区城市的发展变迁

中国内陆边疆西藏、新疆、蒙古地区的城市历史悠久,但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却时常遭到破坏,部分城市的发展中断。清代,由于这些地区纳入到统一的中国版图,从而为城市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清代藏、新、蒙地区的城市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但与内地城市相比,它们仍然处于不发展的滞后状态。     

喇嘛教在喀左蒙古族地区的传播及其影响

16世纪以后,由于蒙古封建主的极力提倡和明、清统治者推行扶植及保护政策,使喇嘛教在蒙古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喀左地区的喇嘛教在清代也兴盛起来,并对喀左蒙古族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在政治上,喇嘛拥有各种特权,进而参与和左右蒙古的政治。在经济上、喇嘛教改变了萨满教戮杀牲畜的落后习俗,有益于牧业发展。在思想文化上,喇嘛教使蒙古人丧失了勇武的素质,最终堕入毁灭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