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构想

宽严相济既是刑事司法政策,也是刑事立法政策,对我国刑事司法和刑事立法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在侦查程序、公诉程序、审判程序的改革中贯彻和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刑事诉讼中的效益原理--以审前程序为视角的比较分析

效益原理不仅要求刑事程序的运作过程具备一定的经济合理性,而且要求其结果必须体现合目的性。世界各国刑事审前程序主要通过司法权的合理放纵、诉讼成本的有效节俭、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等方式来实现诉讼效益的最大化。我国刑事审前程序的制度设计在充分实现效益最大化方面存在不少缺憾,应当着眼于通过观念变革、机构整合及模式重构来完善我国的刑事审前程序。     

对我国侦查程序的反思及重构

如何规范与控制侦查权 ,从而建立更合理、科学的侦查程序 ,是当前法学界广泛探讨的热点。根据西方各国侦查程序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反思我国侦查程序存在的制度缺陷 ,建议重构我国的侦查程序 ,即 :改革现行刑事司法体制 ,确立司法权的权威地位与中立形象 ,加强司法对侦查的审查与控制 ,改变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者”地位 ,实行检、警一体化格局 ;确立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 ,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更多的诉讼权利 ;在刑事诉讼立法中 ,确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实行拘留、逮捕与羁押分离制度 ,并使羁押的场所脱离侦控机构的直接控制     

侦查程序构造的现代化转型

侦查程序的传统构造以对侦查效率的强烈追求和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普遍限制为特征.与刑事公诉领域和刑事审判领域高昂的改革热情和积极的改革举措相比,刑事侦查程序的改革相对滞后,试图通过立法强行推进侦查程序构造现代化转型的努力遭遇了巨大的阻力.制约侦查程序现代化转型的因素不只是犯罪控制任务的巨大压力,传统侦查理念的影响、侦查手段的落后等同样是重要的原因.侦查程序改革的滞后严重制约了整个司法现代化的进程,刑事司法程序的现代化需要侦查程序构造改革同步进行.而推进侦查程序构造的现代化转型需要加速侦查理念的变革与侦查程序的立法改革,需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侦查机关.     

对我国刑事审前羁押措施司法控制的探讨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为了限制刑事审前羁押措施中国家追诉机关的羁押权,保护被羁押人的人身自由权,实现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平衡,我国有必要引进国际上通行的司法授权、司法审查和司法救济制度,以填补我国刑事审前羁押措施司法控制的空白.本文通过对联合国司法文件中有关审前羁押措施司法控制的最低标准和国外审前羁押措施的比较分析,针对我国审前羁押措施的现状、弊端,对我国未来的审前羁押措施的构建提出了设想.     

职务犯罪侦查中程序制度的缺陷及改革设想

我国的职务犯罪侦查制度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虽已经历种种修订和完善,但在刑事司法国际化程度加剧、正当程序理念不断渗入全社会的法治大环境下,欲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两大诉讼目的的平衡,我国现阶段职务犯罪侦查制度中程序制度的改革就显得尤为重要。应确立包括与庭审程序相适应的双轨制侦查制度在内的职务犯罪侦查程序制度。     

论审判中心主义对侦查程序的影响

审判中心主义对刑事诉讼的影响始于侦查程序 ,在英美法系国家 ,审判中心主义深刻地影响着侦查程序 ;即使在当今的大陆法系国家 ,审判中心主义对侦查程序也有一定的影响。而在目前中国的司法实践中 ,审判中心主义的作用甚小 ,对于侦查程序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 ,因此 ,我们必须加强审判中心主义的研究 ,做到理论先行、立法规定、实践遵循 ,以进一步推动我国刑事司法改革     

新世纪法国刑事预审制度改革探析——基于成本-收益的法经济学分析

刑事预审程序在刑事诉讼中居于重要的地位,是连接审前程序和审判程序的桥梁和纽带.由于历史传统、法律文化及诉讼价值观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更类似于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虽然当前我国的刑事诉讼预审制度与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预审制度无论在性质上还是功能上都有较大差距,但并不妨碍我们在将来的刑事预审制度改革中吸收和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相关制度的合理之处.因此,文章通过法经济学“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从司法成本和司法收益等方面对新世纪法国刑事预审制度改革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进行分析和论证,意在吸收和借鉴法国刑事预审制度相关改革成果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事预审制度提出建议和意见.     

对我国审前程序中律师辩护权改革的思考

律师辩护权在刑事诉讼的审前程序中的意义举足轻重,全世界对律师辩护权都备加重视,但在我国审前程序的律师辩护制度中,却存在诸多缺陷,如介入时机规定不当、律师的刑事辩护权不充分等等,因而在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中应加强对律师在审前辩护权方面的改革和完善,对律师介入刑事辩护的时间作出合理规定,并加强律师辩护权的具体权利方面的立法。     

刑事和解:恢复性司法本土化改造之检省

刑事和解作为恢复性司法思潮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本土化改造范例,其在司法改革中必然呈现本土化个性特点,本文从我国的刑事和解与恢复性司法的司法性质、改革动因、和解程序以及处结方式等方面异质性的论证,以检省我国刑事和解的利弊得失,推进司法改革的科学化、规范化.     

审视检察侦查强制措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体贯彻

职务犯罪侦查程序视域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现．应当立足于侦查主体、侦查对象和侦查场（侦查过程中调查取证和强制措施的适用）之三元结构,围绕被追诉人司法处遇这一核心论题展开。严密侦查措施及配套系统和改良刑事强制措施系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落实。     

论侦查构造与司法职权优化配置

侦查构造理论和法治国家实际侦查构造的发展趋势表明,控审分离、司法最终裁决已成为侦查程序中司法职权合理配置的基本理念.我国侦查程序中司法职权配置存在的问题包括:侦查机关享有裁判权和司法权无权介入侦查程序.侦查程序中司法职权优化配置,需要科学划分侦查权与司法权,实现侦查权非司法化,并引入司法权,实现强制侦查的司法控制.     

正当法律程序视野下被羁押人知悉权解读

知悉权既是被羁押人应当享有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亦是正当法律程序的基本要求.赋予并保障被羁押人的知悉权是实现诉讼民主、程序法治及保障被羁押人基本人权的重要前提.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尽管被羁押人在一定范围内享有知悉权,但无论是立法规定,抑或司法实践均存在明显不足.进一步拓宽被羁押人的知悉范围,规范其行使该项权利的相关程序及保障机制,是实现我国审前羁押程序正义的必然要求.     

我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改革探析

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审理前的准备",但尚未形成独立的审前准备程序.美国和德国作为两大法系的代表性国家,具有较为完善的民事审前准备程序.我国现行的民事审前准备程序,主要存在诉答程序、证据交换、证据失权和证据收集等方面的缺陷,难以起到确定争点、整理证据及促进和解的作用.借鉴美、德的立法例,结合我国司法实践,设立独立的民事审前准备程序、建立强制答辩制度、完善证据制度,是改革我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基本方向.     

论作为司法伦理的侦查不公开

作为一项司法伦理,侦查活动的内容和程序原则上不应公开,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以在适当范围内向社会公开。侦查不公开的规范对象是侦查机关以及负责监督侦查活动的检察机关,其实现端赖于伦理内容的明晰化、伦理管理机制的建立、伦理精神的培育以及警检机关对侦查程序中与媒体交往边界的把握。     

初查程序废除论——兼论刑事立案机制的调整

初查是指侦查机关为确定案件是否符合刑事立案条件而进行的初步调查活动.该程序机制最早为提高立案质量而设,此后因“实质性的立案审查标准”及“计件式的绩效考核机制”而逐渐发生异变.在司法实践中,初查行为不宜作统一定性,有些“具有社会调查性质”,有些则是“准侦查行为”.司法实践中“以初查代替侦查,侦查阶段前移”的现象时有存在,废除初查程序实有必要.但为保障立案质量,时下的刑事立案机制应作相应调整,包括改革立案审查标准以及改革绩效考核机制.刑事诉讼中“自然演进”所形成的制度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必须严格以正当程序为依托.     

浅析侦查程序中的司法审查机制

司法审查是世界通行的刑事司法准则,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为控制侦查权的恣意行使,世界各国在侦查程序中普遍确立了司法审查原则。我国侦查程序存在的诸多问题与司法审查机制的缺失不无关系,在我国侦查程序中引入司法审查机制是非常必要的。在制度建构上,既要体现国际司法准则的要求,又要充分考虑国情,在司法审查的主体、范围、方式等方面做出适当的规定。     

宽严相济视角下的公检定位及相互关系的协调

我国现行的建立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基础之上的公检关系对于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起到了积极地作用,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背景下,检察引导侦查制度的探索是司法改革的一项实践活动.     

论严格证明对我国庭审证明方式之完善——以预防刑事错案为视角

近年来我国的刑事错案频频被媒体曝光,引发了学者们对刑事错案问题的广泛研究,但多数研究集中在审前阶段的侦查取证行为,忽视了庭审阶段对刑事错案发生的影响。由于在我国的庭审阶段缺乏对证据资格的严格审查,法庭证据调查程序流于形式,没能有效地起到去伪存真,探明事实真相的作用。而在严格证明理论下,所有进入到庭审阶段的证据都要经过证据资格审查和法庭证据调查程序,并且要求法官在庭审阶段充分利用法庭诘问探明事实真相。因此,为了有效防止错案发生,有必要运用严格证明理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庭审证明方式。     

数字时代侦查措施的体系建构及程序控制

进入数字时代，信息技术与侦查工作的融合发展促使侦查措施向数字化转型，在实践中新兴的大数据侦查措施的广泛运用与基于物理场域的传统刑事诉讼理论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凸显。现行法律规范在侦查措施的法律属性定性、具体种类规定、监督制约方式方面均存在相应的程序问题与司法风险，从而导致对侦查权力控制的乏力与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冲击。为此，应从侦查措施界分标准之明确、遵循原则之确定、规定种类之细化等三个角度，建构符合数字时代刑事司法运行生态的侦查措施体系。在对该体系进行程序控制规则设计时，应以侦查程序的诉讼化改革为前提，以建立侦查措施的分级控制机制为重点，并通过权利赋予的方式增强对辩方的数据权利保障，实现数字时代侦查权与公民权利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