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现代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解构

现代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和解构是符合哲学自身发展规律的 ,是哲学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发展。以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解构运动 ,都推动了哲学的前进。但是 ,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实现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现代转换 ,并开创了现代哲学的新航程     

全球化视野下关于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关系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对于整合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具有指导作用,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都应建立起和谐统一的学科规范,以共同的价值取向为终极目标,这是正确处理它们之间关系的基础。中西方哲学相互汲取精粹的方法应该是取代、更新、补缺等     

中国哲学的"自己讲"、"讲自己"——论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和超越合法性问题

如何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如何超越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肯定不能照着、接着西方哲学讲,而应讲述中国哲学自己,直面中国哲学"话题本身";自我定义,自立标准;采取"六经注我"、"以中解中"的和合诠释方法,以中国哲学的核心灵魂解释中国哲学。中国哲学摆脱危机和超越"合法性"问题的惟一选择是中国哲学的自我创新,对先前和当前的"问题"、"话题"做出新的义理性的化解。中国哲学的创新需要哲学自由,没有哲学自由,就不可能有哲学的创新,和合学是中国哲学创新的现代理论形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代西方哲学之对比——基于主体性视野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与近代西方哲学的对话中形成和发展的,它既是对近代西方哲学的汲取与继承,又是对近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与超越,因此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要求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对比研究。本文以哲学中的主体性范畴为视角来对比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代西方哲学,以达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认识。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再议

自从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确立以来,学界曾就“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就西方学者而言,其否定中国哲学 的原因在于以西方哲学理论模式为标准,衡量并排斥中国哲学。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则是站在保护中国文化的角度来 提出“中国无哲学”的观点。笔者认为：不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哲学”这一“属”之下的“种”,中西方哲学既有其共性 又有其独特意蕴。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在突破西方哲学理论的视域、发掘中国哲学的独特意蕴的 基础上,注重跨文化比较视域中中西方哲学的会通。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再议

自从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确立以来,学界曾就“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就西方学者而言,其否定中国哲学 的原因在于以西方哲学理论模式为标准,衡量并排斥中国哲学。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则是站在保护中国文化的角度来 提出“中国无哲学”的观点。笔者认为：不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哲学”这一“属”之下的“种”,中西方哲学既有其共性 又有其独特意蕴。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在突破西方哲学理论的视域、发掘中国哲学的独特意蕴的 基础上,注重跨文化比较视域中中西方哲学的会通。     

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再反思——"援西入中"及其两种模式

20世纪以来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在引入西方哲学的观念资源来诠释和建构现代中国哲学的意义上,其基本的研究模式与其使用"反向格义"来指称,不如以"援西入中"来描述。西方哲学"援入"中国哲学研究的正、负两种模式各具特点,效果亦不相同。对于作为一门"比较哲学"的现代"中国哲学"来说,西方哲学不仅不是"负担",反而是"资源"。中国哲学当下和将来发展的必由之路不应当是"去西方哲学化",其诠释和建构恰恰需要与西方哲学甚至整个人文学科的深度互动。如此才能真正避免那种"以西解中"的"单向格义",从而在"以中为主"的"中西双向互诠"中建立中国哲学自身的主体性。     

后哲学文化与当代西方哲学自我形象的重构

后哲学文化与当代西方哲学自我形象的重构张国清理查·罗蒂（ＲＩＣＨＡＲＤＨ．ＲＯＲＴＹ１９３１一）以西方哲学传统及其变种：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的激进批判者姿态出现在今日西方学术界。他是一位从那个传统中冲杀出来且予其以重创的哲学家。罗蒂试图实现某种...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哲学自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会通的思维方式与思想追求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理念表征的是中国人对其生命体验的自我理解,塑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哲学自我”有赖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会通。塑造“哲学自我”与实现“马中会通”,二者是一致的：一方面,当代中华民族在思想与实践上创造性地理解、运用与实现自己的文明理念,需要在现实性、实践性、哲学性以及历史时代性等方面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会通;另一方面,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哲学自我”,需要超越用西方哲学的模式解释中国哲学的哲学观,消解直观性、外在性、机械性的思维方式,以各自保有其个性特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为基础,实现二者的真正会通。实现“马中会通”,需要真实地把握其思想实质、现实基础与哲学使命,阐明相关哲学观及其变革,揭示二者的内在契合性,澄明会通的连续性与时代超越性。只有在“马中会通”的基础上,才能憧憬当代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文明境界与塑造新的“哲学自我”。     

哲学与教化——与俞宣孟先生讨论本体论和中西哲学的根本特点

俞宣孟先生认为,本体论是一种以“存在/是”为基底和借助逻辑推导建构起来的概念体系哲学。西方哲学以本体论为核心,而中国哲学则把悟道放在首位,把修身养性的道德教化视为哲学追求的最高目标。中国哲学有自己的形态,不应依傍西方,而应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本文梳理了这一见解的论证思路,觉得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俞宣孟先生对本体论的界定较为狭隘,并且以有或没有普遍的概念体系来判断中西哲学的形态的主张可能会引起一些不良后果。作为普遍科学的本体论有助于促进科学的发展。中国哲学依傍西方哲学固然不好,因为这是缺乏自信心和独立思考的表现,但目前中国哲学面临的主要问题依然在于如何补缺。努力建构理性化的概念体系和严密的逻辑推导,正是中国哲学需要补足之处。     

论中国哲学中的"不言说"与"言说"

中国哲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别究竟何在?其中的一个回答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最主要差别在于中国哲学以"不言说"的实践方式作为探索和表达真理的手段,而西方哲学则以"言说"的方式作为探索和表达真理的手段。中国哲学虽然也有"言说",但其"言说的"的价值最终要由这"不言说"的实践来决定,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中国哲学对于用以"言说"的文字就不甚重视,往往有"得意忘言"的情结。中国哲学因其以"不言说"作为探索和表达真理的手段而表现为一种非逻辑的心灵体验哲学或实践学。     

百年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反思与现代发展之路——兼谈思想的创生能力与现代合法性之关系

自西化运动开始的一百余年来,中国哲学的研究活动基本上是为中国哲学寻找合法性根据的过程。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除少数一两种属于传统中国哲学的方法以外,绝大部分方法的思想基础是西方的观念体系。这种以西方哲学的立场、流派、思维或方法对传统中国哲学进行解析和批判,实质上是以西方哲学框架体系剪裁和定性中国思想从而给中国哲学观点贴西方哲学标签的行为。这种行为对中国哲学的原生状态视而不见,传统中国哲学的生存性价值和超时空意义遭到了否定,因而中国哲学获得的“合法性”是被判定了“死亡”的“合法性”。一种哲学的“合法性”不在于它是否符合了某种外来的规范或标准,而在于它自身是否在现实社会还具有创生新思想的能力。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只能从中国哲学自身在现代社会的创生能力中得到证明,这应当是确认中国哲学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根本标准。创生能力的根本标志就是新的中国哲学诞生———一种既不同于传统中国哲学也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哲学;是对两者超越的哲学;是能够与两者对话的哲学。一方面它必然表征的是现代中国人的独特思维方式、独特的语言,另一方面它又提供了值得全人类思考的东西,是属于全世界的。具体标志则应当是出现了可以与《论语》、《老子》、《庄子》等相媲美的哲学著?     

“大哲学”视野中的现代中国的哲学

现代中国的哲学包括中国传统哲学以及现代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属于跨学科、跨专业的“大哲学”。“大哲学”是与“纯哲学”相对照的一个概念。从历史上看,西方哲学呈现出危机和发展的一盈一缩的现象,实际上是“纯哲学”与“大哲学”的交替。所谓的哲学危机是纯哲学危机和“大哲学”凸显的时期,而走出危机之后的哲学发展是“纯哲学”发展和“大哲学”淡出的时期。现在的哲学处在危机时期,现代中国的哲学应当自觉地发展“大哲学”,提倡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推进东西方比较哲学,使现代中国的哲学走向世界,朝着世界哲学的方向努力。     

融古今中西哲学 走综合创新之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长期以来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中国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采取简单拒斥和一味批判态度 ,使其脱离其他哲学流派、脱离世界文明轨道而唯我独尊、孤芳自赏 ,大大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进化。“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只有批判继承传统哲学 ,分析借鉴西方哲学 ,以宏阔的视野、开放的胸襟吸纳世界各派哲学之长 ,走综合创新之路 ,才能在更高的起点上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牟宗三与“生命的学问”

牟宗三将中国哲学定位为"生命的学问",以对比于西方哲学。他认为:中国哲学以"生命"为中心,西方哲学以"知识"为中心;中国哲学特重主体性,西方哲学重客体性;而中国哲学之中,儒家特别注重"内在道德性"。傅伟勋也同意"中国文化是以生命的学问为主"之说法,但另外提出"学问的生命"之说,以期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然而吊诡的是,牟宗三的一生所为,主要是哲学思辨的工作,属于傅伟勋所说的"学问的生命"。对于这种生命的吊诡,牟宗三有所自觉,而强调:哲学思辨虽是耗损生命之事,但却是社会与时代所需要的。     

“中国哲学史”写作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困境

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并不是指称一个历史文化中已然存在的、显性的思想学术脉络,胡适、冯友兰等人的"哲学史"写作乃是参照西方的体例建立中国现代学术谱系的过程,尽管这一学术谱系总是以某种"古已有之"的面目出现。至少有两个问题构成今天"重写哲学史"必须突破的瓶颈:一是所谓"中西之间"的问题。科学与启蒙理性实为主导胡适、冯友兰"哲学史"写作的基本预设,而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的自我反省、发展及其成果,基本上没有能够系统地反映到"中国哲学史"写作中来,晚年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冯友兰对此是完全隔膜的。二是如何处理"中国哲学"与"经学"的关系。胡、冯等人的"哲学史"写作,都是以否弃经学脉络及其意义系统为前提的,而与"经学"相隔绝的"中国哲学",本质上只能是外在于中国文化的。     

试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话语系统

中国哲学史学科是哲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有着还原历史与当代哲学建构两个向度。讨论“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并不是绝对反对引用西方哲学来解释中国思想,而是指其对本属于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的和在西方哲学话语系统中言说的一种比较哲学研究范式缺乏自觉,并且质疑它把自身当作惟一具有正当性的范式的合法性。以哲学的方式叙述和整理中国传统思想,并不是理解和表述中国传统思想的恰当方式。而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自身的话语系统,就是寻求恰当方式的重要步骤。在方法上,以“涤除玄览”暂时搁置种种西方哲学话语,以“虚壹而静”主观搁置种种解释学前见而深入和贴近传统文本,以字义一范畴研究审查和选择概念,是建立中国哲学自身话语系统的一种可能方法。     

关注人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

研究中国哲学不能套用西方哲学的研究模式,必须注意抓住中国哲学的特色。关注人生是中国哲学的特色之所在。西方哲学从存在出发,中国哲学从人生出发。西方哲学的思维模式是主客二分,中国哲学的思维模式是天人合一。在中国哲学中,人生哲学以及与人生哲学相关的价值哲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比较发达,而对自然哲学、科学哲学、宗教哲学重视不够。中国哲学的主要功能就是指导人生、安顿价值,从来就没有成为神学的婢女。     

比较哲学视域中的庄子哲学——以郝大维、安乐哲为对象的考察

汉学家郝大维、安乐哲运用比较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庄子哲学进行了思考和研究.他们发现在“自我”、“真”、“道”或“天”等一系列核心概念和关键问题上庄子哲学与西方哲学存在深层次的差异,这些差异背后则是中西方哲学在世界观、思维模式上的不同预设.以“比较哲学”的视野研究庄子哲学,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以西方的概念和框架束缚庄子哲学的缺陷,即从中国哲学本身来理解中国哲学,但是这种研究理论和方法同样存在一些问题,它过分强调双方差异性,过于重视比较哲学理论的构建,而把《庄子》文本的细读置于次要地位,使庄子哲学本身丰富的内涵和面向被人为限定了.依此看,中西方哲学的交流尚需深化.     

冯友兰中西之辩背景下的中国哲学观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认为,基于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等差异,中国哲学有着与西方哲学不同的本体论、价值论和表达形态,因而常被西方哲人所误读;中国哲学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但却并未产生过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形态,要做到这一点,须借鉴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精神和逻辑分析的研究方法,以推进自身向着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形态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