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结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圭臬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为了妥善处理国内民族关系,中国共产党放弃了民族自决和联邦制的考虑,采取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并将其确定为国家制度。这种在国家统一前提下由少数民族实施区域自治的制度,是在"统一的"与"自治的"关系中构建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以后,民族自治地方内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关系随之凸显,并通过相应的机制得到妥善应对。由此,统一与自治、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关系,就成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两对基本关系。历史经验表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受多种因素影响而在这两对关系中出现偏移,从而使民族区域自治出现问题甚至遭到破坏的可能性总是存在。因此,从国家治理总体考虑的角度提出"两个结合",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制度本质的凸显,为坚持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基本遵循。     

论新民主主义的民族自决权问题

民族自决权有三个层次的涵义,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或与其他民族联合组成联邦制国家,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中国共产党将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探讨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实现民族自决权的最好办法。     

从民族自决主张的变化看中共民族政策的发展(1921-1949)

考察1921-1949年中共民族政策的历史变迁,是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共民族政策特点及未来发展趋势的基础。以中共民族自决主张的变化为视角,可知中共的民族政策经历了探索、转变和创新阶段。从民族自决到民族区域自治,中共的民族政策围绕着民族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注重与国家结构形式相贯通。今后在制定民族政策的过程中,仍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注重维护少数民族的切身利益,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政治方式在中国的成功实践

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政治方式主要有民族自决权、联邦制和民族区域自治。由于世界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渊源和民族情况不尽相同 ,因而解决民族问题的政治方式也有所不同。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 ,经过较长时间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 ,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政治方式运用于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实践 ,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和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成功地解决了国内民族问题 ,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国际法之民族自决原则适用探析

民族自决原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之一,这项原则对于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以及支持民族解放斗争、保证民族国家独立权利的行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21世纪初叶前后被冠以民族自决的新国家的产生引起了学界在国际法理论层面上对民族自决原则、新国家建立和国家主权等问题的深思和反省。在民族自决原则的适用过程中有一个重要前提,即这个民族必须是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和压迫并正在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斗争的民族。同时还要特别注意,一个民族通过行使民族自决权组建了民族独立国家,或与其他民族、国家联合组成国家,则该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上升为国家主权,此时如果该民族再主张民族自决则是对国家主权的损害。     

列宁的民族自治思想与苏联的联邦制实践

列宁在国家结构理论方面,向来主张建立单一制的民主集中制共和国,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并对联邦制持否定态度。而实践上,苏联却实行了联邦制,苏联的解体,从联邦体制来看,并非选择上的错误,而是列宁的后继者在实践中存在误区:一是没有很好地贯彻列宁的平等联合思想;二是忽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长期性;三是人为地制造一些民族国家和地区,并为此付出了代价。     

论邓小平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与实践

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论述是邓小平民族理论的重要内容。完整准确地理解这一理论,对于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发展和繁荣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缩小东西部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1．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问题是社会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在国家政权建设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历来主张建立统一的、民主集中制的大国。如何在统一的多民族大国中,既保证国家集中统一,又保障少数民族平等地位和平等权利呢？马列主义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列宁…     

从民族自决到民族区域自治——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

民族问题对于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稳定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 ,结合我国民族问题实践 ,从起初追随苏联的民族自决政策转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阶段的民族区域自治——兼论《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若干规定》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而有效的政治制度,如何在多元经济平等竞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的现阶段进一步搞好民族区域自治,这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新课题。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民族问题是社会革命总体问题的一部分,因其时间、条件、地点不同而内容不同,不可企图同时一揽子解决。在一个国家,社会革命的总体的解决,是民族问题逐步解决的前提条件,至于是通过联邦制或者民族区域自治,应该从自己国家的具体国情出发。我     

对国家结构形式的再认识

学界在解释单一制、复合制时,一般同时列举其各自特点.对于单一制与复合制的区别何在,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区分单一制与联邦制,主要看权力来源,而不是看权力大小.若地方权力由中央授予,则属单一制;若中央权力由地方让与,则属联邦制.我国国家结构形式是中国特色单一制,其"中国特色"主要体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实行"一国两制".     

回顾与展望:民族团结教育的研究进展

民族团结始终是关系国家统一、国家安全、国家治理的大事。民族团结教育的使命、实践路径等有利于促进“五个认同”,有利于解决民族问题,有利于国家和社会治理。“民族团结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央提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思想和实践有助于消解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失序的问题。     

论邓小平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思想

在不断探索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则与我国民族工作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 ,邓小平阐述了建立新型民族关系的一系列主张和见解 ,形成了新时期的民族工作思想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     

论日本民族自然观与民族文化

日本民族深爱着自然,对自然充满高昂的情趣。在自然交往的过程中,形成了人与自然融合的独特的自然观和民族文化。日本民族十分擅长感情的流露,这种感情富于变化。在感情变化的瞬间又包含着突发性,同时,隐藏在反抗和昂扬的娴静之中,即冷静中的激情,战斗性的淡泊。这便是日本民族文化性格的内涵。     

对我国民族关系发展基本态势之浅见

我国今天平等、团结、互相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完善和改革开放逐步深化中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但民族问题也将随之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民族关系在矛盾运动中表现出一种"耗散结构"系统的演化升级过程。我们应把握这一规律,积极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和全面进步。     

国民幸福视角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兴起对国民幸福造成不良影响,以GDP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唯一指标无法如实反映国民幸福水平,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问题冲击着国民幸福,这促使人们反思如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促进国民幸福水平的提升,而"不丹模式"下"国民幸福总值"的理念和实践则对我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科学地构建和测评国民幸福指数,将国民幸福作为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取向,正确看待经济因素对国民幸福的影响,注意社会转型期提升国民幸福的关键,这是从国民幸福的视角思考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启示。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利益及其实现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利益的客观性与主观性、阶级性与民族性、稳定性与动态性并存的性质,决定着其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需要用发展的、多维的视角重新把握,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准确地界定、维护和实现我们的国家利益。     

对我国当前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利益的思考

当前,我国在争取和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利益方面,既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又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民族分裂主义活动的不时抬头与显露,＂台独＂活动的日益发展与猖獗,海权安全和利益所遭受到的严重威胁与损害,都在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甚至牵动着全国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在这样的形势下,开展有效的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斗争、反对＂台独＂斗争、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和安全已经成为新的历史阶段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基本国策的特定含义与政策判定

基本国策是我国在治理实践中形成的一种特殊政策形态,其实质是党和国家对某项普通政策的特殊定位。基本国策有其特定含义,既不宜简称为“国策”,也不是“国家的基本政策”的简称。基本国策的判定可以分为实然和应然两种标准,前者主要回答我国已经形成多少项基本国策;后者则主要探讨这些既定基本国策是否合理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将一项普通政策上升为基本国策。根据实然标准,可以判定我国已经形成六项基本国策,但对于应然标准的研究则需进一步深化。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格教育

在全球化背景下 ,应加强以国格为核心的爱国主义教育 ,使青年学生既具有世界意识 ,又具有国家意识 ,进而培育和弘扬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民族精神     

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未来走向——以国家刑事赔偿、国家刑事补偿与刑事被害人救助关系辨析为进路

从未来发展来看,背负更多政治使命和道义责任的中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产生只是权宜之计,建立包含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在内的《国家补偿法》,并使之与《国家赔偿法》并行呼应,才是我们期冀的国家救济体系的理想模式。但是,就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而论,我国眼下并不存在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可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无疑是时下中国最好的选择。在筹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时,应当首先厘清国家刑事赔偿与国家刑事补偿,以及国家刑事补偿中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与刑事被害人救助之间的关系,这是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乃至相关立法体系的构建基点,也蕴涵着中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未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