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江防军在宜昌争夺战中的战略意义

以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为计,到中国抗战进入到第三个年头时,中国已经失去了南京、武汉。长江上游处在国民政府控制下重要的城市仅剩下重庆。自南京陷落后,国民政府即宣布迁都重庆,保卫重庆、保卫大西南已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议题,宜昌作为扼守重庆的重要门户,长江流域国民党江防军围绕着宜昌及宜昌县内的石牌地区展开了宜昌会战、宜昌反攻、石牌保卫战等三次大规模的战役。这三场战役的最终结果很大程度了决定中国抗战的最后走向。其中长江流域国民党江防军在三场战役中乃至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历史意义是值得深思的。     

国民政府以自贡盐场为中心的盐运建设(1937-1945)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面对沿海盐区相继沦陷、淮盐运输阻塞、军民食盐困难的局面，国民政府下令川盐增产加运，济销楚鄂，但繁忙的盐运却受到交通条件和陈旧的引岸制度的严重制约。国民政府下令废除川盐运销引岸制度，实行官收官运和招商代运，并通过一系列对大后方盐业运输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战时军需民用需要，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也极大改善了西南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形成了川盐历史上的第二个经济繁荣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川驿运述论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四川成为支撑抗日战争最主要的后勤供应基地.为了解决大后方的交通运输大大落后于战争需要的矛盾,国民政府采取了种种改善大后方交通的措施.复兴驿运即为其中重要的一项.由是四川驿运在八年抗战中得以蓬勃发展,并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贵州企业公司经营管理模式及启迪作用

1939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0月30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作为陪都重庆南大门的贵阳，其战略地位显得更为重要。为此国民政府决定改组贵州省政府，任命吴鼎昌为贵州省政府主席。成立贵阳市政府，任命何辑五为市长。在资金、人才、设备方面向贵阳倾斜。吴鼎昌适时地的创建了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发资源，兴办实业，发展经济，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也为落后的地区经济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道路。     

关于国民政府择迁重庆问题的再探讨

本文通过对国民政府择迁重庆历史的考察，认为，蒋介石在１９３５入川追剿红军时没有择定四川这一抗日复兴的最后根据地，更没有“想定”重庆就是未来国民政府的基地。蒋介石择定四川为抗战的最后根据地是在１９３６年及其以后，而国民政府择定并正式决定迁都重庆则是在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以后     

陈毅妙联惊四座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一次盛大的宴会上,国民党方面的一名“笔杆子”借着酒劲卖弄自己的文才,他还指名要共产党方面的代表陈毅同志和他对对子。陈毅笑着答应了。 于是那人出了个上联: 四川重庆成都; 六个字为三个地名,而且含意为“四川的重庆成了首都”(当时国民党已迁都重庆了)。     

略论川康整军的积极一面

川康整军是抗战的需要,是当时民众的迫切要求.整军是国民政府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进行的,并非完全是暗中争斗.整军为川军顺利出川抗战、为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及为把四川建设成国民政府抗战的后方根据地创造了条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抗战时期民主党派在重庆的抗日民主活动

民主党派是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力量。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等党派相继云集重庆。抗战时期,重庆作为国民政府战时的首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在远东的会聚地,作为抗战的大后方,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地理环境,是民主党派纷纷云集重庆的重要原因。各民主党派到重庆后,为施展其抗日救国的抱负,实现其抗日民主的政治主张,在重庆广泛开展抗日民主活动。他们拥护国共合作抗战,反对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竭力为抗日救国献计献策,奔走呼号;力争政治民主,掀起民主宪政运动。各民主党派积极开展抗日民主活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以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开发西部的重大政治举措

抗战时期,为了确保西部地区成为战略后方基地,国民政府加强并加快了对西部地区的开发,其在政治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加强对西部各省的控制和迁都重庆。     

三大战役喋血宜昌

宜昌地处长江三峡西陵峡口,上控巴蜀,下引荆襄,素有川鄂咽喉之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时期,宜昌的战略地位又一次凸显。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致使宜昌成为西迁人员和物质的转运基地     

四川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贡献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长达八年之久的反侵略战争中,四川成为抗日正面战场的后方基地。一九三八年十月,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各民主党派、教育文化界的学者名流以及各方面的爱国人士都纷纷来到四川,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也设在重庆,四川又成为我党进行统战工作的重要阵地。八年抗战,四川人民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为祖国的民族解放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     

周恩来与国统区党的建设

周恩来与国统区党的建设樊伟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移驻重庆以后,为了便于领导南方国统区人民的抗日斗争,共产党在重庆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由于国民党不允许共产党组织在国统区公开活动,所以南方局是秘密的,南方局领导人是以中共代表、八路军驻国统区代表...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儿童福利政策——以重庆北碚儿童福利实验区为例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抗战的持久和国民经济的匮乏,造成大量的战争难民,尤以伤残者和儿童最为可怜。随着战争的继续,弃婴、遗孤、伤残、流亡儿童数量日益增加,使国民政府在儿童的教养和保护方面都面临着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困难。国民政府儿童福利社会部为倡导以及改进儿童福利事业,于1943年春在重庆北碚筹设儿童福利实验区,进行有计划的研究和实验。由研究而实验、推广,使之达到制度化、标准化、普及化。     

抗战时期重庆市道路交通建设与管理初探

以管理学的视角,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行政体制转型、城市规模扩大等方面,考察抗战时期重庆市道路交通建设与管理的背景;分析其管理的组织机构、规划和有关举措;从管理主体、计划、管理理念和做法及资金筹措方面,探讨战时重庆道路交通建设和管理对现代城市市政管理的启示.     

浅析“重庆大轰炸”中国民政府的防卫对策及法制措施

1938年,为达到促使国民政府妥协投降之目的,日本作出了对中国内地"抓紧航空作战"的决定.为此,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成为日本大轰炸的重要目标.日军的大轰炸使重庆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遭到空前的浩劫.对此,国民政府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的防卫对策并采取了诸多法制措施.有效地减少了日军大轰炸给重庆人民带来的生命与财产的损失.这对保卫重庆的安全,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等具有重要意义.     

抗战时期重庆禁奢述论（1937—1945）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南京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在这抗战艰苦卓绝的阶段,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却普遍存在“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情形。此时的重庆是反侵略的东方司令部,国民政府为了改造社会风气,支援抗战,决定取缔奢侈行为,推行战时禁奢政策,具体从衣、食、住、行仪节酬酢及娱乐等方面进行了限制。禁奢政策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去要求与执行,对于人民大众,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使他们从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都起到了支援抗战的作用。但是,对于资本雄厚的上层统治阶级,禁奢各项规定形同虚设,效果并不理想。     

抗战时期反“文化灭华”述略

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及中国的反文化侵略是抗日战争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八年抗战的艰难岁月中,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国民政府采取各种方式对日本进行了反侵略斗争。文章通过分析日本军国主义文化、中国共产党和国民政府的反文化侵略措施,力图使读者对中国抗日反文化侵略有一深入了解。     

抗战时期重庆科技发展述略

抗战时期是重庆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行政地位空前提高,经济高速发展,同时科学技术也取得长足进步,成为战时中国大后方的科技中心,对抗日战争和中国工农业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一、大后方的科技中心重庆成为中国科技中心是因抗日战争爆发所致.战前,中国的科技重心主要在北平、上     

论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学术建国与国学运动的兴盛

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家艰难和民族存亡之际不仅考虑到抗战与建国的关系,而且重视保存民族文化和坚持学术研究,体现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正是在这种文化战略的指导下,国学不仅未因战争的烽火而停止或消散,反而得以发展壮大,使陪都重庆成为国学运动的中心,并再造国学的辉煌.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而坚韧的不可征服的精神.     

抗战时期贵州公路建设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贵州的山地、丘陵占全省总面积的97%,地形条件的限制和历史的诸多原因,使得交通十分落后,严重制约和阻碍了贵州社会经济的发展。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贵州在西南地区乃至于全国的战略地位突显出来,成为抗战的大后方。随着抗战的深入进行,贵州特有的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人文条件、资源条件,使贵州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之一,贵州的交通事业特别是公路事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对贵州战时经济社会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