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袁诗歌初探

公安“三袁”——袁宗道、宏道、中道,是以反对拟古的旧文风、提倡有个性的新文风作为旗帜,以解脱束缚、破除庸腐作为斗争任务,以独抒性灵、畅所欲言作为自己特色,从而形成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学流派的。他们一面猛烈抨击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复古派,一面大胆地提出有创见的文学主张。袁宏道曾非常自豪地说:“扫时诗之陋习,为末季之先驱,辨欧韩之极冤,捣钝贼之巢穴,自我而前,未见有先发者。”这种富有战斗性的文学活动,就它的性质来说,是万历年间的一次文学革新运动,反映了这个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新趋向及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新要求,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公安派文学革新与民间文学

公安派是晚明的一个重要文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是袁氏三兄弟,即袁宗道、袁宏道和袁中道;其中以袁宏道成就最高,影响最大.他们从事文学活动时期,正值复古主义充斥整个文坛。针对时弊,袁宏道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中郎     

明代后期文学思想演变的一个侧面——从屠隆到竟陵派

文学史研究者习惯上把明代后期以李贽、汤显祖、袁宏道等人为代表的文学思潮称为晚明文学新思潮。在这一思潮中,作为纯粹的文学理论而出现的,是袁宏道的“性灵说”。将“性灵说”的来龙去脉作一番探讨,可以从一个侧面窥探明代后期文学思想演变的过程,对研究晚明文学新思潮的形成、发展和消退不无意义。     

袁宏道文学思想再认识

明中叶以后 ,以公安三袁为主力的公安派高举“性灵”大旗 ,开创了与“复古”论调大相径庭的一代风气 ,影响甚大。而公安三袁中尤以袁宏道为重 ,袁宏道的文学思想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识时通变的文学发展观 ;二、“独抒性灵”的创作主张 ;三、“本色轻淡”的艺术趣味。     

论袁宏道的游记

论袁宏道的游记李剑锋袁宏道是明代公安派中最优秀的一个。高度地、前无古人地强调文学的个性是其文学主张的最可贵之处，他认为作者的个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文章的生命、诗人的生命就在于不“依傍半个古人”①。文学的时代性也是他极力推崇的。“世道既变，文亦因之，...     

闲适与物观:袁宏道的审美人生观

晚明文学家袁宏道对于后世文学的影响,概括讲是两大主张,一是“独抒性灵”,一是“闲适人生”.前者是一文学主张,后者是一人生态度.本文在中国文人精神的历史沿革中解析袁宏道的“闲适人生”,指出其意义有二：一则是沿袭了发源自庄子的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以闲求适”、“以无所可用为用”的消极隐逸精神;二则是在晚明张扬自我、肯定感性的世俗文化背景上,开辟了物我直观交融的感性审美视野.     

焦竑与公安三袁关系考论

焦竑是明代著名学者、思想家、文章家、藏书家。他对公安三袁产生过重大影响。是三袁接受心学的来源渠道之一。袁宏道视其为师,并且,他的文学发展观、“性灵说”影响了袁宏道的文学观。同时,他和公安派重要成员陶望龄、黄辉友善,他们之间有一段为时不短的“谈道、论学”的交往。梳理辨析他们之间的交往,有助于对公安三袁接受心学的途径、影响程度、文学观的形成过程、明代文学思想的嬗变等诸多问题的深入研究。     

从理想的人格到理想的文格——论袁宏道对人生价值观念和文学观念的变革

本文的主旨在于探讨袁宏道在人生价值观念和文学价值观念上的反封建、反理学意义。文章认为,构基于自然人性学说,袁宏道在人生价值上高度肯定了主体的个性意识和感性欲求,对作为传统儒学人格理想的伦理价值观念和功名价值观念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通过文学在审美特征上对“真”的倡导,导致了文学价值观念由宗经原道到表现个性、由中和之美到自然之美、由宗法古人到取法民歌的变革。     

“公安派”文学研究会筹备工作会议召开

由湖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和公安县共同发起的“公安派”文学研究会筹备工作会议,于一九八六年元月十四日至十五日在公安县召开。十五日(古历乙丑年十二月初六)是“公安派”主将袁宏道(中郎)诞生417周年纪念日,会议举行了隆重的诞生纪念仪式,湖北大学张国光、华中师大黄清泉两位付教授分别作了学术报告。会议一致认为,晚明文坛上以公安袁氏三兄弟(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同为领袖,又以“三袁”家乡命名为“公安派”的文学革新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曾经发生广泛而深远的积极影响。公安派不仅在历史上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前进,而且他们追求真、     

“童趣”——《西游记》的审美品格

在对小说《西游记》的解读上,人们长期沉湎于“释魔证道”,这其实是对《西游记》的误读。这种误读是因为研究者忽略了对《西游记》审美品格的把握。认为,“童趣”构成了《西游记》的审美品格。而且,《西游记》的童趣品格并非突兀而成的,它有着中国传统的审美背景,袁宏道的“趣论”便是这一背景中重要的一环。值得注意的是,袁宏道之所谓“趣”即相当于现今所说的“童趣”。那么,以袁宏道的“趣论”观照《西游记》,便能较好地把握《西游记》的审美品格。《西游记》的“童趣”表现为:去除装饰的“天真之趣”,无视规范的“叛逆之趣”,挣脱约束的“自在之趣”。     

略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是万历年间公安派袁氏三兄弟(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的理论主张,四百年来,人们对这一理论主张品评各异,褒贬不一。然而在今天看来,仍有其闪光的价值,对今人创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袁小修曾说:“有作始自有末流,有末流自宜有鼎革,此千古诗人之脉所以相禅于无穷者也。”(袁小修《珂雪斋文集》二)小修所论,是文学发展的一条客观规律,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明初,三     

李贽·袁宏道·钟惺

明代万历年间,文风出现了一个饶有趣味的曲折。由于反封建礼教的个性解放思潮的兴起,李贽在文学理论上提出了“童心说”,强调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三袁在李贽的直接影响下,倡导文学创作上的“性灵说”,主张文学“任性而发”,“独抒性灵”。钟惺又起来纠正公安派的“僻”与“俗”的流弊,在主张抒发性灵的同时,提出有选择的学古,在性灵里装进了“仁义道德礼乐刑政”、“孝弟忠信”这些封建性内容以束缚个性的解放,致使诗文方面的个性解放理论出现了中断的情况。     

袁宏道归心净土缘由探析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湖北公安人，明神宗万历二十年进士。袁宏道早年闻名乡里，后与其兄宗道、弟中道共创“公安派”文学，在文坛上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而独树一帜。袁宏道也是晚明著名文人居士，他前期以习禅为主，此时的佛学思想属焦兹、李贽将禅学与儒学和合为一的“狂禅”一系。然而袁宏道的佛学思想并非一个凝固不变的形态，他走出了一条从纵情适欲的狂禅到念佛往生归心净土的佛学进路，恰恰契合了晚明诸宗归净、摄禅归净的时代潮流，在晚明士大夫中极具代表性。笔者拟从内在动力、外在诱因和理论依据三个方面阐释袁宏道由禅入净的原因，并力图以此为典型个案，结合晚明社会思潮和学术背景，对当时佛学界的整体状况进行以斑窥豹式的扫描。     

袁宏道与袁枚的“性灵”之异

袁宏道与袁枚同倡“性灵”，实有分歧。袁宏道从人之本性上理解性灵，进而形成其自适之性灵；袁枚从性情与灵机上阐释性灵，进而形成其才性之性灵。二袁的性灵之异，与多种因素都有密切关系。     

论江盈科参与创立公安派的过程及其地位

本文通过对公安派酝酿准备、开宗立派、调整发展、矫弊救衰等四个时期的考察,一反过去以三袁兄弟为公安派领袖的传统看法,认为在公安派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江盈科实际上是作为这个革新派的副将而与主将袁宏道并称为“袁、江二公”;他的功绩与影响,仅次于袁宏道,而在公安派其他成员之上。尽管袁中道在袁宏道逝世后曾作为公安派后期的主将而矫弊救衰,但江盈科在生前乃至死后一段时间内的影响都在袁中道之上。     

晚明公安派文学思想探微

晚明诗文领域,以公安三袁为首的公安派声势最为浩大,而其中又以袁宏道声誉最隆,成就及贡献最大。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袁稽动宏道》说：“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沦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何为“中郎之论”？“弟小修诗……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景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袁宏道《小修诗叙》）后人因此称公安派的文学思想为“性灵说”,并以“独抒性灵,不…     

文学考据的范式之作——读何宗美《袁宏道诗文系年考订》

对公安派文学活动和"三袁"文学交游情况的研究,历来多有不定之处,钱伯诚曾指出,明代崇祯二年武林佩兰居<新刻钟伯敬增定袁中郎全集>40卷本"其诗文先后编排次序极为棼乱",故其殚精竭虑撰成<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实有开创之功.而其中疏漏,又有李健章<袁宏道集笺校志疑>(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加以专门考辨.但长期以来对袁宏道年谱、诗文系年、传记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并非一两本专著就能解决的.     

但抒性灵 不废格套──袁中道诗文理论综述

袁中道是公安派衰微期的理论代表，他一方面在维护袁宏道的同时，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纠公安派末流之偏，最后便向封建正统文学妥协，他在坚持“真”的前提下，从诗文的“露”、“俗”返归“中行”。他树三唐之诗为典范，认为诗文创作“穷而必变，亦其势然”，其变化规律是“性情”与“法律”二者相互为用。     

屠隆诗文创作观之赋材说

晚明文坛复古思潮盛行 ,剿袭模拟之习十分猖獗 ,作家之主体性丧失殆尽。为涤除时文之弊 ,振兴诗文之道 ,屠隆倡言赋材说 ,主张依靠作家之赋材 ,充分发挥创作主体的才性、才能 ,以陶洗性灵 ,创制真文。屠隆的这一创作观点对其友人袁宏道的文学观产生了重大影响 ,亦对公安文学“性灵说”的产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朝鲜文人论袁宏道

明代后期公安派主将袁宏道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他的诗文还很快传到了朝鲜,对朝鲜文坛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朝鲜文人各抒己见,以各种方式对其诗文、理论及其人品展开了褒贬不一的批评。有人认为其诗文理论俱佳,可比苏轼,为艺苑之豪杰;有人则认为其诗文俱无可称,是文坛流弊之源头,对中国和朝鲜的创作都有不良影响。这些批评都有一定道理,是对中国袁宏道研究的补充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