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出土东汉画象石

蟾兔飞鸟图(上图):1955年9月在陕西省绥德县刘家沟前川崖底东汉墓出土。 这幅刻石画面是我国古代流传很早的神话故事。画面周边饰以蔓草。右侧刻石太阳一轮,中有一鸟;左刻石月亮一轮,中有蟾蜍、玉兔。在太阳与月亮中间,刻有东王公端坐一物之上,旁站一人,手持一物扬起。月亮右侧刻有西王母盘曲端坐,周有数人,有的作兔形,跪伏、作揖拜谒西王母的场面。在东王公与西王母中间,分别刻有飞鸟、蟾蜍、玉兔捣药等形象,生动逼真,栩栩如生。刻画中的太阳和月亮,象征墓中日月照临,也是日月合璧之意,是极难得的“祥瑞”。     

东汉语音规范化略考

汉语语音规范化源于先秦 ,全面奠基于东汉。许慎、郑玄结合时代需求 ,强化正音意识 ,使得正音体式渐趋完备     

陕北人口源流考

陕北地处陕西北部的黄土高坡,历史上是汉族与北方各少数民族长期征战的要地,这一特别的"边境"地带也成就了这块土地,使其成为民族大融合的重要区域.人口来源之复杂、 融汇民族之多在其他地区也是不多见的.在各民族接触融合过程中,汉民族凭借人口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和科技文化上的先进性同化了少数民族.     

东汉原始道教与政治考

原始道教的著作在西汉成帝时已被献于朝廷。东汉时 ,原始道教信奉者与皇帝有更多和更密切的联系。从西汉到东汉的两百多年间 ,原始道经《太平清领书》曾三次献给皇帝 ,但未得重视。灵帝时的《肥致碑》 ,记载了章、和等帝与道教徒的交往 ;灵帝亦与部分高道有较多接触。原始道教在朝廷内外拥有一批信徒 ,甚至朝廷要员中也有暗通张角者。当汉帝不能按原始道教的要求“应天改元”后 ,在强烈的救世使命驱使下 ,道教徒发动了黄巾起义。这就是东汉原始道教从试图影响帝政到谋求取而代之的历程。     

东汉五郊迎气祭祀考

东汉五郊迎气祭祀是国家重要的祭祀活动.五郊迎气祭祀是在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日以及立秋前十八天分别对青、赤、白、黑、黄帝的祭祀.这一祭祀是表现国家顺应时气的礼仪活动,具有完备仪式规定.因为东汉国家将顺应时气做为施政的基本方略,因而,五郊迎气祭祀是与当时国家这种施政方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五郊迎气祭祀对东汉国家的施政产生的影响是重大的.     

洋湖矼石刻佛像初考

洋湖矼石刻佛像镌刻在一方如屋大小的花岗岩巨石上。巨石向阳的一面高、宽近四米，西高东低，犹如一只安祥伫立着的巨象。石刻佛像就处于“巨象”的前腿肩胛处，另在石刻佛像两边又镌刻有两尊较小的石刻造像。花岗岩巨石后面有长方约二十平米的屋基——极可能的情况是，巨石上覆顶为供佛的庵堂。石后小屋为僧人栖身之所。     

青海平安县出土东汉画像砖图象考

<正> 在人类社会中,人把自己的本质放到自身以外,创造了无数为人们生存所依赖的神,并赋于神以人的性格和意志,从而通过神来表达人的希望和欲求。神的属性与神的完善性,全系于古人所设想的神的全能和创造。而表现神的性格和意志,反映人的希望和欲求的画像,则通过对于神的情感和形象的描绘,使之由不可测度的天界进入到人间社会。以美术特具的可视形象使人们更好地感到神的威力,以建立人们心中的丰碑。     

元代石刻《万卷楼记》考

一九六四年四月,陇西县城西门内城墙下出土元代石刻《万卷楼记》碑刻一块,完好无损,现由陇而县文化馆保存。一、石刻形制石为横长方形,宽一○六、高六十一、厚二十二公分。一面刻字,楷书工整,竖写共二十二行,行十八字,共三八○字。周边施阴线刻莲花纹饰一周,字行间无栏线。刻文如下:万卷楼记     

露斯沟摩崖石刻图像考

<正>1982年,笔者同省考古队格桑本、刘小何同志、都兰县文化馆万马家同志,在海西州都兰县热水乡察汉乌苏河南岸的露斯沟内勘察了一处摩崖石刻,石刻所在地属察苏乡西台大队的夏季草场,据我们了解,当地藏族牧民对于石刻的历史均莫知所由,因石刻中的马图像酷似     

李渤《留别南溪》石刻考

李渤《留别南溪》石刻考●林京海李渤，字浚之，号成纪县子，又号白鹿先生。于唐文宗宝历元年（８２５年）正月，出为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桂管防御观察使。在桂林时，主持修浚灵渠，奏设常平义仓，开拓隐山和南溪山两处名胜，对桂林历史和山水文化的发展多有贡献，其政...     

东汉东乡通利水大道约束刻石考

东乡通利水大道约束刻石刻于东汉永元十年(公元98年),早年出土于河南偃师,近300字,内容是令民众保养道路的约束,是罕见的汉代长篇记事石刻。以往拓片质量不佳,文字考释多误,难以卒读。依据新的拓片,今改释、新释出20余处字词,刻石前半所缺释文字已很少,可以通读。它是一方极为少见的东汉时期对公共事业进行管理的刻石,对于研究汉代地方史及公共事业管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清末美国舰队两访厦门的石刻铭文考

福建厦门南普陀寺内有两块石刻,其中一块是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厦门官绅为纪念美国“东方舰队”访问厦门所立的。另一块是同年秋厦门封建统治阶级所立纪念光绪三十四年美国海军提督额墨利等联合舰队游览厦门的碑刻。这两块刻石是在一个完整的巨石上,用颜体正楷字镌刻的。因为位置较隐蔽,故而年久不为风雨所蚀,凹文字迹清晰、字体古朴端庄,堪称佳品。     

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地点新考

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在什么地方会师?至今说法不一。其中以1935年10月19日在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之说较为流行。但这个看法值得商榷。 中央红军(当时叫陕甘支队,亦叫一方面军或一、三军团)和陕北红军(由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和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刚合编的红十五军团,亦叫西北红军)的会师,应是两     

东汉

公元二十五年，刘秀建立了东汉政权，采用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特别重视丧葬礼仪，祭祀先祖。刘秀为适应政治上的需要，把豪族注重祭祀祖先祠堂的办法加以扩大，运用到陵寝制度中。东汉陵园四周的建筑也与西汉相异，不筑垣墙，改用“行马”。通往陵冢的神道两侧速置后雕生的先例，更进一步显示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这一建制为以后各朝所沿用并发展了。     

东汉游侠

范曄《后汉书》不传游侠,游侠遂绝迹乎?曰,未也,特渐衰,千百人中不一二耳。同书(四一)《第五种传》:“初种为卫相,以门下椽孙斌贤,善遇之。及当徙朔方,斌具闻(单)超谋,乃谓其友同县闾子直及高密甄子然曰:‘盖盗憎其主,从来旧矣。第五使君当投裔土,而单超外属为彼郡守,夫危者易仆,可为寒心!吾今方迫使君,庶免其难。若奉使君以还,将以付子。’于是斌将侠客晨夜追种,及之于太原,遂遮险格杀送吏,因下马与种,斌自步从。一日一夜行四百余里,遂得脱归。种匿于闾、甄氏数年。徐州从事臧旻上书讼之曰:‘……伏见故兖州刺史第五种杰然自建,在乡曲无苞苴之嫌,     

《通湖山摩崖石刻》与南、北匈奴关系考

《通湖山摩崖石刻》因字迹漫漶不清,其年代和性质一直争议不决,对照文献,可以排除其为纪念"东汉王朝与南匈奴联合攻打北匈奴的历史事件"或纪念"公元107—117年间以逢侯为首的北匈奴与西域诸国共同寇边引发的汉匈之战或公元134—151年东汉攻伐北匈奴的战争"的可能性,此碑无论为纪念军事胜利还是整修边防设施,均与北匈奴无关,而更可能是永初四年东汉政府调遣西北驻军平定南匈奴叛乱后,为纪念此次军事胜利而刊刻。     

桂林石刻

“唐宋题名之渊薮,以桂林为甲.”这是人们对桂林石刻的赞誉。桂林石刻,分布在市内山岩名胜石壁上,多属摩崖。据不完全调查,桂林现存摩崖碑碣近两千件。从石刻时间来看,上起南朝,下至清代,以宋、清两代最多;从形式来看,有诗词、曲赋、对联、榜书、佛经、题名、题记等十多种;从内容来看,涉及到中国社会一千多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     

陕北民歌与陕北民俗

作为一种文学式样,陕北民歌是用陕北方言来表现的,而陕北方言又反映了陕北人的服饰特点、饮食习惯、建筑住宅、行旅谋生、婚亲习俗、地理地貌等文化内涵。解读陕北民歌中的民俗词语,既有助于从民俗文化视角更好地理解和欣赏陕北民歌,也有助于深入理解民俗文化与民歌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