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谨防农民“三权”缺失

最近．有关媒体在苏皖川等地采访时发现，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不少地方通过大规模开展土地整理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以解决小城镇建设“缺钱”、城市发展“缺地”的矛盾．使城镇化“变味”成了大拆大建和圈占土地，导致农民的产权、参与权和收益分配权“三权”严重缺失。     

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和障碍

１９５０年以来,城市在中国政府的政策中的地位经历了不同阶段,城市化自９０年代中后期逐渐成为理论界探讨的热点,也成为各级政府施政的一个主要方向。但直至目前,中国的理论界在这一问题上仍没有取得起码的共识,而有关城市化方面的政策效果也是差强人意。许多现存的制度严重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从而使得这一问题实际上仍然只能停留在争论的阶段。 一．改革以来推进城市化的阶段性特征 改革前之所以在排斥市场机制的同时阻抑城市生长,有其理论支持。当时认为“非生产性劳动”是多余,“吃闲饭”的城市居民是社会负担,“追求物质…     

世博案例：“宅基地换房”看华明

所谓“宅基地换房”,按照国土资源部的要求是指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村庄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试点的一种全新的模式。具体说来,是指在国家政策框架内,坚持承包责任制不变,坚持耕地保护总量不变,坚持农民自愿的原则,高水平规划和建设有特色、适于产业集聚和生态宜居的新型小城镇,以宅基地置换小城镇住房。华明镇“宅基地换房”项目从2005年开始规划,     

浙江土地流转试验：政府跟着农民走

与其他地方的土地流转试验相比，浙江的独特之处在于，这是一种自下而下的农民实验，先有农民自发的大规模士地流转，再有政策的规范协调。政府跟在农民身后“摸着石头过河”。     

地方政府创新的四个突破

地方政府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力量。尽管地方政府常常处于矛盾的焦点,成为社会舆论关注和批评的对象。但是,各级地方政府的履职尽责,推动了国家治理绩效的提高和改进。尤其是地方政策在诸多政策领域的探索创新,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了实验功能、示范效应、减震效应,发挥了改革的“侦察兵和先遣队”作用。     

论环境保护工作在小城镇的开展

目前经济危机波及全球，中国走出危机的优势在于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目前的发展着力点在于小城镇的建设。中国小城镇在改革开放后发展迅速，然而伴随着发展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本文分析了中国小城镇环境污染的现状，提出了小城镇环境保护工作开展的举措。     

国家法律和政策何以走出中南海--以“万宁兴隆农户因拒迁被断电20年”为例

“政策出不了中南海”似乎是中国的一个顽疾，也有可能成为妨碍中国梦实现的拦路虎，它反映了在中国久已存在的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关系。地方政府的自利性以及监管的缺失使得相关法律法规在实施、执行过程中出现“下有对策”的偏差，直接的影响则是公民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本文通过对“万宁兴隆农户因拒迁被断电20年”这一“逼迁”案例为切入点，通过对中央和地方治理关系的梳理，提出针对性建议，以期避免类似案例的再次发生，使得政令畅通，国家法律政策能真正走出中南海，走向最基层。     

浅析小城镇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小城镇建设有利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力，化解农村深层次的矛盾。推进小城镇建设有利于改善农村的生活质量，提高农民素质和保持农村社会稳定。本文旨在通过小村镇建设中发现的问题和几点建议，以期能为更好的建设小城镇献言献策。     

对小城镇建设热潮的冷思考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大地热气腾腾，各项建设蒸蒸日上。但在形形色色的“经商热”、“公司热”、“房地产热”、“城市化热”等等热浪中，许多地方的“造城运动”热度居高不下：大城市、大规划、大投资、大广场、大立交、大绿地……；小城镇，大圈地、大招商、大建房、大搬迁、大示范……，“形象工程”、“标杆政绩”，你追我赶，不一而足。其中，不乏“空城”之计，“空壳”之戏，从而导致民生凋敞，民怨丛生。此种“过度扩张”之策，似庆“稍息”；此种“过度跃进”之热，似应降温。     

举债权放松能否缓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为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我国深入推进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改革，并自2015年起全面实施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政策，自此我国地方政府举债权得到实质放松.为评估该政策取得的实际效果，本文在测得2009年—2019年全国30省、市、自治区包含除西藏、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外的中国所有省级行政区.债务规模数据的基础上，借助机器学习方法和广义倍差法考察了举债权放松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并使用2012年—2017年关于城投债发行的微观数据，进一步剖析政策实施对以城投债、城投平台为代表的隐性债务及其发行主体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从省份层面来看，放开地方政府举债权在总体上有助于缓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但缓解程度在不同财政透明度的地方政府中存在异质性.从微观城投债券层面来看，政策实施后城投债隐性担保强度有所减缓，城投债发行更趋市场化.本研究有助于决策部门评估放松地方政府举债权的实际政策效果，并对进一步推进地方政府债券管理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城镇建设必须重视统一供排水的网络化建设

<正> 发展小城镇是中国农村城市化的主要依托,是中国经济现代化、城乡结合的纽带。邹平县的经济发展现代化与小城镇建设关系十分密切。小城镇建设事业是随着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而发展,为了发展经济、扩大内需,大搞小城镇建设是发展经济的重     

新农村建设配套举措鱼贯而出

2006年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开局之年。一年来,中央和地方“好戏连台”,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得到稳定、完善和强化,9亿农民收获了沉甸甸的实惠。新农村建设呈现出“开局良好、进展顺利、总体健康”的局面。在此基础上,继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锁定“三农”问题之后,一系列新农村建设方面的配套政策措施最近陆续出台。     

“可逆的城市化”是城市化政策的底线

新型城镇化很重要的一点是强调“人的城市化”。人的城市化,总体来讲,就是不能只是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土地的城市化,而是要进一步将农民化进城市。关于“人的城市化”,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特别关注城郊农村的城市化,认为应当开放小产权房,从而让城郊农民“自主城市化”;第二种观点尤其关注进城农民工的城市化,认为城市化的重点就是为进城农民工提供可以在城市住得下来的房子。笔者主张一种“可逆的城市化”,或者说是主张一种可以让农民既自由进城,进城失败后还可以自由返乡的城市化。这种主张认为,在当前中国人均GDP只有欧美日1/7的国情下,中国不可能为所有进城农民工提供他们在城市安居的收入和就业条件。中国农民工进城往往表现为年轻时进城务工经商,年龄大了仍然要返回农村。正是当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使农民家庭可以有比较高的收入和比较少的支出。当然,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城市可以为越来越多的进城农民工提供在城市体面安居的就业与收入机会,但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城市却不可能为大多数（更不可能是全部）进城农民工在城市体面完成劳动力再生产提供条件。农民工进城失败后可以返乡,对于农民工来讲,是十分重要的保障,是他们的基本人权,是中国城市化政策的底线。让进城失败的农民回得去农村,是这种“人的城市化”主张的核心。     

“一把手”释放心理压力的方法

“一把手”作为一个单位或一个地方的主要领导者，肩负着贯彻上级路线方针政策、领导本地方两个文明建设和维护一方稳定的重大责任。这样的岗位和责任，难免会使“一把手”产生一定的心理压力。特别是在当前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各种社会矛盾相对突出的情况下，“一把手”肩负的责任越来越重，     

“两免一补”政策实施的宏观效果与前瞻

2001年国家明确提出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实施“两免一补”政策,中央与地方财政不断扩大投入,2005年春季,约3000万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得到资助,“两免一补”政策已成为学生受益、农民拥护、政府支持的好事、实事。本文在描述“两免一补”的政策安排与实施进展的基础上,探讨了“两免一补”政策的效应、传导机理及宏观影响,对“两免一补”政策的宏观效果进行了评价与前瞻,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粮食主产区耕地“非粮化”治理难点与应对

粮食主产区担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开展耕地“非粮化”治理事关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长远大局。耕地“非粮化”区域差异大、情况复杂，种粮比较收益低是造成耕地“非粮化”的主要动因。当前粮食主产区耕地“非粮化”治理仍有不少难点和困境，如与农民增收存在矛盾、配套政策和工作机制不健全、“非粮化”治理的负外部性以及与农业结构调整协调推进难等。破解这些难题，需要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做大做强粮食产业，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完善“非粮化”治理相关政策机制，充分调动和激发地方政府重农抓粮、农民务农种粮、工商资本投农营粮的积极性，真正实现良田种粮。     

改善新农村工作机制的三维互动政策模式探析——基于“皮球论”观点的新视角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方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其中政府主导和农民主体是两种关键力量。只有充分协调好中央、地方政府以及农民三者的互动关系，发挥好他们在农村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各自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加强农村政策的针对性，切实体现农民的正当利益和要求，真正把政策下放基层，落到实处。     

我国小城镇建设的几个问题

小城镇建设是农村城市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认真总结和分析小城镇建设中的成就及问题，科学选择小城镇建设的模式，探寻小城镇建设的相应措施，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对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城乡判别的缩不，农村小康目标的实现以及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决策者说

房地产调控已尝试“十八般武艺”，1998年是刺激住房消费。2002年控制住房供给。2005年是遏制需求，到了2008年是刺激需求，2010年是增加供给。我们自身的经验也非常值得总结，才能避免“在同一个地方两次跌倒”。——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表示，房地产调控需要中央、地方以及各部门之间的协同，需要调控政策的组合使用，要给地方政府政策“工具包”，包括土地、金融、财税政策等，还要给中央政府一个合理的模型预测。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府责任——以大连市为个案的研究报告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在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完善支农惠农政策、加快现代农业建设、促进农业结构优化、建设农村现代流通体系、推进农业国际化进程、解决农村民生问题等方面，肩负起应承担的责任，在具体做法上具有一定的地方特征。抛开其中的地方个性特征则可以看到：如何处理好政府主导与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关系，是回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府责任”这个重大课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