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来祁寯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祁寯藻为晚清名臣,以政治功业、学术思想和诗文成就闻名于世。晚清以来关于祁寯藻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发端、分流、重振的过程,当前成果颇丰。通过分析近年来研究选题的重心及成果分布,可以发现祁寯藻研究仍存在研究基础相对薄弱,深度广度不足等尚待解决的一些问题和可持续的研究领域。     

论祁寯藻与晚清理学：以同治朝修国史《循吏传》为中心

程朱理学在晚清的复兴久为学界关注,如倭仁等代表性人物已得到许多讨论。但是,理学复兴仍有复杂面相值得开掘,存在着时势、人事和制度等多种因素的交互。晚清其他朝廷重臣与理学复兴的关系不可忽视,如祁寯藻同治初年位居帝师,其施政作为有倡导理学之意。他于同治二年上奏澄清吏治,请求清廷纂修国史《循吏传》,并影响到该传的写作。祁氏影响下的国史《循吏传》取材理学著作《学案小识》,表彰具有理学思想背景的地方官员,体现出祁寯藻倡导理学的用心。祁氏学兼汉宋,同治初在朝与倭仁等理学名臣多有交往,呼应清廷上下推动理学的时势,以修史为举措,希望用理学振兴地方吏治。祁寯藻奏请纂修国史《循吏传》一事,提供了理解晚清理学复兴在实际政治层面运作的具体例证。     

祁寯藻嫡裔事迹述考

山西寿阳人祁寯藻(1793-1866),人称寿阳相国,为晋人有清一代居京师为官最高最久者。累官至内阁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又为道咸同三朝帝师。寯藻逝后,其子祁世长以翰林院编修累迁至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府尹事务,若加上祁寯藻父祁韵士、弟祁宿藻,可谓是三世显达。然自祁世长逝后,特别是辛亥以后,其直系后裔却星散各处,与寿阳族人,似已断了联系,身故之人,再也未能归葬故里。因此,自祁世长之后始,参照相关公私资料,梳理祁氏正支主要后裔史迹,可以反映出一个词显宦家后人的各个方面。     

谢诗《诗三百》旨趣论成因初探

本文以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七中言"详谢诗格调,深得三百篇旨趣"为引,初步探讨了谢灵运诗歌受《诗经》影响的主要原因是时代教育背景和家族烙印以及自己的爱好取舍,尤其是六朝用典使事的风气好尚,使得其诗无论在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带有明显的"《诗三百》旨趣"。     

程恩泽诗宗韩、黄与道咸诗风

程恩泽诗宗韩、黄而倡导宋诗,以黄从韩出,并无所悖,而归于宗韩。论诗主张学问考据,与黄庭坚诗学同中有异。韩愈以文为诗而恣叙述议论,宋人学之,程诗兼习韩、宋,益为敷衍;近体多学山谷造语,亦存义山影迹;古体以文为诗,资于想象学问,学韩最为有得。道咸祁寯藻与之同调,何绍基、莫有芝、曾国藩无不沾溉,而郑珍最守程门师学,成就最巨。     

接受与转化:论韩国诗人郑芝溶对古典意象的处理

韩国诗人郑芝溶被誉为韩国现代诗歌之父,于1941年出版了其第二本诗集《白鹿潭》,学界以此为界称其之后的诗歌为后期诗.《白鹿潭》收录有25篇诗歌与8篇散文诗,若说前期诗集着重凸显"大海"之意象,而后期诗则倾向于"山"之意象;诗歌形式上,散文诗的比例增多,汉字和古词的运用亦占据较大比重.郑芝溶的自然诗本质上有别于韩国传统的自然诗,形式上虽保有儒家山水诗的特点,但是作为接受过新文化洗礼的诗人,郑芝溶的诗以对古典诗歌意象或接受、或扩延、或转化的方式不断适应现代诗内在的变革诉求,使古典意象在现代传承中成为创新的酵母.     

《诗经》兴体诗综考

在诗经学史上,对于"兴"这一概念,两千多年来的主流阐释是作为一种"诗的表现手法"来看待的。但这种解释并不符合《诗经》中"兴"的文本实际。正确的解读为:"兴"在《诗经》中是一种独特的抒情诗歌体裁。这种体裁的诗歌在现存《诗经》中共有46首之多。在题材类型上,兴体诗分别抒发了喜乐愉悦之情、忧愁感伤之情和思乡怀人之情;在艺术特点上,兴体诗惯于用第一人称直抒忧乐思念之情怀,重点使用借代、借喻、象征以及反复、应和的修辞手法,并在内部章节和语言运用上呈"连珠"型结构特征,从而使它与《诗经》中另外五种体裁的诗歌形成了鲜明的区别和对照。     

祁寯藻与鸦片战争

祁寯藻是晚清道 (光 )咸 (丰 )同 (治 )时期的一位重要大臣。在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鸦片侵略和战争侵略之时 ,他能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 ,积极主张严厉禁绝鸦片 ,坚决抵抗英国对中国的战争侵略 ,提出了一系列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建议和措施 ,并尽全力付诸行动 ,取得了一定成效 ,不愧为那个时代的先进的中国人。     

出入古典与现代审美间的浪漫绝句——苏曼殊诗论

七言绝句是清末民初诗坛的苏曼殊享誉最多的诗体.苏曼殊诗无论表达唯心任运的禅境诗心、抒写潭影疏钟里的国族关怀或描摹现代情僧"袈裟和泪"的爱情体验,都体现出"灵、动、新"的美学风格,其妙有韶秀的境界含有古典诗歌的审美特征,其推崇个我、关注主体的清新味又是现代浪漫主义诗歌的审美共性.在这个意义上,曼殊诗成为晚清诗坛出于"古典"而入于"现代"的桥梁,其"现代性"意义也正是苏曼殊见称于新文学界的原因.     

王韬诗歌中的“新意境”

在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倡导中,"新意境"是重要的构成因素。王韬对"新意境"的追求是开风气之先的。王韬诗歌中的"新意境"主要表现在《蘅华馆诗录》中的酬赠诗和海外诗两类作品中。尽管王韬诗中的"新意境"在他的全部诗歌中还是很有限的,不及后来黄遵宪表现的丰富,但毕竟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对"诗界革命"的发生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王夫之《落花诗》政治意识浅论

本文首先分析了《落花诗》政治意识形成的原因:一、诗人在诗学上对诗歌"匡维世教"的社会功用的强调,及对"外周物理"、"情景相和"的美学境界的追求;二、明清之际士大夫独特的政治情感与落花摇落、萧索的物理特征的契合。最后通过文本解读,并对落花诗中蕴含的政治意识作了简单的分析和概括。     

中国哲学的通俗化阐释——评宋志明著《薪尽火传——宋志明中国古代哲学讲稿》

本文首先分析了《落花诗》政治意识形成的原因:一、诗人在诗学上对诗歌"匡维世教"的社会功用的强调,及对"外周物理"、"情景相和"的美学境界的追求;二、明清之际士大夫独特的政治情感与落花摇落、萧索的物理特征的契合。最后通过文本解读,对落花诗中蕴含的政治意识作以简单的分析和概括。     

“诗”与“乐”的相对运动——中国诗歌史别解

苏轼以来,人们只是津津乐道于"诗画"关系;对于中国诗歌史,又习惯于从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进行描述。其实,诗歌和音乐之间的关系更为久远、更为本质。由"诗乐"关系来审视,可以有效地揭示出中国诗歌嬗变的内在原因。具体而言,在最初的《诗经》时期,"诗"与"乐"混为一体;到《楚辞》阶段,"诗"开始独立,必然分离于"乐",但它为了自身的审美价值,又须以"乐"附丽之,以吟咏的音乐美来增强其审美效果;至魏晋以降,这种审美追求的进一步加强就导致"诗"的声律化;再往后,"诗"继续进化,就必然地由口头吟咏的声律之美而渐至于内部的意蕴之美,"乐"入于其内而化为其质,"诗"的深层具备了音乐效应,实现了乐化,在最大程度上表现了音乐效应。由四言而骚而古而律而词,其必然性正在于此。     

南朝帝王诗歌综论

国学名家钱基博先生曾经指出:“自古刚健婀娜,而以枭雄擅藻采,父子兄弟,一门卓荦者前有魏武父子,后有梁武父子。”犤1犦(P209)其实,南朝帝王中擅长诗文者不独是梁武帝父子,宋齐梁陈四朝见诸史书者极多。以留存下来的诗歌为例,南朝不过170年,现有21个帝王留下诗歌700余篇,远远超过以前历代帝王诗歌的总和。然而自古到今,人们对他们的诗歌评价很低。下面,本文拟按主题取向解读他们的诗歌。(一)咏怀诗。抒发个人抱负、忧愤、哀怨等强烈情绪的咏怀诗,现存刘义隆的《北伐诗》、萧道成的《塞客吟》与《群鹤咏》、萧正德的《咏竹火笼》、箫纲的《…     

论以诗取士对“诗唐”形成的促进作用

谈到"诗唐",人们常意指"诗歌的"唐朝,实际上,"诗唐"更指"诗性的"唐朝。从表层看,以诗取士促进了唐人学习、创作诗歌风气的普及,使诗歌从宫廷走向民间,促进了"诗歌的"唐朝的到来。从深层次看,以诗取士促进了唐人诗化人格、诗性思维的发展,使其普遍地表现出思想上的轻视礼教,行为上的不拘小节,气质上的桀傲难驯,人生设计充满理想色彩,但处理问题常带书生意气,促进了"诗性的"唐朝的形成。     

王世贞的诗歌“风气”变化论和“体制”变化论

王世贞的核心诗变观一是"诗之变由古而近,则风气使之"。这里的"风气"不单指时代政治风气,还包含社会心理、民俗、艺术创作的价值取向等方面。首先反映在他的审美意识史和他对文学历史本质的认识上;其次反映在他对"习"和政治对诗歌影响的认识。虽然他不放弃"盛唐范式",但已经从整体风貌和审美特征视角关注四唐诗歌的变易。二是王世贞的诗变论体现在他细致的"辨体"功夫,以"辨体"发现"诗变",并将"诗变"归于"体"之变化。其格调论的特点,是以"意"渗透文本话语的整体,这一整体由材、辞、运笔、精神、意等五个要素组成;可见其从诗之"法"论诗歌变易,离不开主体与客体、内质与外形等方面;这使他能够在格调论的范围内引入变量,改正格调论的理论缺陷,使"格调"本身具有发展的内在机制。这些做法,后来在胡应麟、许学夷等人那里得到承续并发挥到极致。     

晚清国粹思潮与诗歌的演进

晚清国粹思潮推动着近代以来对诗歌认知的变化,其核心刊物《国粹学报》刊选大量近代诗歌,是"近代"时期之内对近代诗歌的一次具有参考价值的遴选。清末国粹主义的退潮造成了《国粹学报》"诗录"专栏作家群的分裂,也给"同光体"的传播带来消极影响。     

论舒位的舟渡诗书写

舒位是活跃于清代乾嘉之际的诗人。舟渡诗是舒位《瓶水斋诗集》中特色突出的一类诗歌，贯穿其创作生涯的始终，与其个人经历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他从“舟”这一独特视角出发，将舟渡环境投射在诗歌中，使舟渡诗的艺术特色有别于其他诗歌。舒位舟渡诗又与山水、羁旅、赠别等传统文人诗歌相结合，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面貌。舒位舟渡诗尤重“性情”，却又博采古典，重视创新，不甘落于前人窠臼。舒位独特的性情诗论折射出清乾嘉诗风的纷争，反映了当时诗学思潮的变化。     

“南岳唱酬”另面观

《南岳倡酬集》是张栻、朱熹、林用中三人于乾道三年游南岳唱酬的诗歌结集,存诗一百四十余首。学界对《南岳倡酬集》古藏本及集中诗之真伪、倡酬诗内涵与风格多有研究。但"南岳唱酬"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则鲜有人考察。"南岳唱酬"是南岳旅游史上的一次壮举;"南岳唱酬"是"心性之学"讨论的诗意表达;"南岳唱酬"中的"禁诗之约"值得关注。     

王安石议政诗的政见与"诗"性

王安石议政诗的政见多以议论出之,"以议论为诗"是王安石诗歌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但他的议政诗是作"诗",而不是写政论,没有因政见的阐发而改变诗"带情韵以行"的审美特质。他在议政诗的创作中经常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强化"议"的情感力度,使其许多作品成为独具艺术风貌,诗歌艺术价值颇高的优秀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