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朝中正的地位看中正品第与吏部铨选的关系

九品中正制在魏晋时代一直是重要的选官制度。进入南朝后,中正品第与吏部铨选的关系更为密切,主要表现在中正组织机构得到扩大;中正在清议中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吏部铨选需严格按中正品第与所授官职相一致的原则。在南朝一百七十余年间,九品中正制依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选官制度,并在维护门阀统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论南朝赠答诗性情与声色之关系

南朝赠答诗是南朝诗歌中抒情性较浓的代表题材之一,其在“性情”与“声色”之关系上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性情显于声色者、性情与声色交融者、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者。这些特点与当时重文尚文,以诗歌作为仕进手段的文化背景,以及后期士族狭小苍白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     

论南朝佛教与宫体诗

佛教发展到南朝,由重视义理阐发的般若学,转变为重视成佛实践的涅槃学,形成了新的理论和实践命题,并深刻影响了南朝后期文学,特别是宫体诗的产生和发展。南朝宫体诗并非单纯的宫廷艳情诗和浮华诗风的代表,它的产生具有南朝佛教文化背景。宫体诗诗人透过绮靡浓艳的描写女性美的诗句,揭示无常世间的虚幻清净本相,通过对美的刻画和婉转曼妙的语言声律艺术,表达对宗教境界的向往。     

论南朝辞赋的题材选择

南朝文士从广阔的社会生活中退缩,陶醉于家族门第的光环,自傲于脱略事务的清高,沉溺于贵族生活的享乐,其气质变得愈来愈纤弱、细腻,造就了贵族特有的病态文化人格.这种人格必然会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产生深刻影响,使其烙上了明显不同于汉、魏、晋文学的特征.文章探讨了南朝赋在时代背景下的题材特征,主要表现为所咏之物趋于纤弱,赋家笔下多是日常的、琐细的东西,花花草草、风花雪月之类;所咏之人趋于柔媚,赋家笔下多是女性神态形体世俗的矫揉姿态;所咏之情趋于低沉,赋家笔下极少吟唱高迈的节操和抱负,高蹈、旷达的情怀.     

试论南朝文学与政治、教化的关系

针对目前南朝文学研究中文学与政治、政教的关系问题．采用文学的社会伦理学方法对该问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由于萧梁开始的诗文取士、统治者对文学的喜好以及政坛和文坛的紧密关系,南朝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文人的政治工具。南朝文学又通过其蕴载的儒家伦理道德观不自觉地为统治者服务,充当了潜在的教化工具。     

浅论唐朝铨选法对干部考核与选拔的借鉴意义

本文在唐朝铨选法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中国古代官员考核与选拔的特点,重点论述这些特点对当代干部考核、选拔体系建设的借鉴意义。     

论南朝诗歌世俗化的成因

南朝时期,诗歌摆脱了伦理和玄学的束缚,描写日常生活,表达世俗情感,具有浓厚的世俗化色彩。这种现象的形成,决定于诗歌雅俗交替以及诗乐分合的嬗变规律,而由思想、文化、艺术等构成的南朝特定的人文环境则是其中的催化剂。当然,文人素质的弱化也是成因之一。对南朝诗歌风格中的世俗精神应予以客观评价。     

论南朝女性自述诗中人伦情义的缺失

由于儒家独尊地位的丧失以及女性教育地位提高等因素的影响,南朝女性自述诗在诗歌数量、题材方面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但是因为社会风气中艳情风气的弥漫以及追求新变文风的影响、历史条件和家庭关系的改变,导致女性自述诗中人伦情义的缺失。女性自述诗中人伦情义的缺失是当时社会的必然产物,也是一种变相的思想解放。     

论南朝士族武风趋于文治的形象转变

在南朝正史的记载中,有一种十分明显的现象,即南朝士族中,尤其是武将出身的士族在崇尚文学的时风感染下,逐渐向文士家族转变,如到氏、张氏、沈氏、柳氏等,同时南朝帝王本身的形象转变也是一个实证。帝王与宗室对文学的提倡促成了文学兴盛,但也造成时人鄙视武风、不堪武职的习气。     

论南朝时期贵族教育的失误

南朝时期,由于统治者忽视对后代的正确教育和引导,因而出现了不少暴虐的君主和道德品质恶劣的贵族子弟;而士族门阀制度带来的重文轻武、轻视实务的社会风气,使一些士族高门子弟养尊处优,不思进取,毫无忧患意识,不仅丧失治理国家的才能,甚至失去社会生存的能力,一旦遇到逆境,就只能坐以待毙。这些历史的教训值得后人加以总结和重视。     

论中缅关系

当代中缅两国建立了睦邻友好、和平合作的双边关系,这种关系在21世纪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巩固和发展这种关系对中缅双方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它有利于缅甸维护国内稳定,改善国际环境,提高国际地位,发展民族经济;它也有利于我国营造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推行印度洋战略,保障经济安全。发展中缅关系有助于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我国西部发展。     

南朝皇室与士族的互动关系对南朝文学的影响

南朝皇室和士族在政治上的互动对南朝文学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南朝皇室和士族在政治上的互动促使了士族士人集中精力从事文学的创作与研究;二是南朝皇室和士族在政治上的互动促使南朝皇族与士族在文学上形成一种互动关系.     

论东晋南朝婚姻礼制的地域差异

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形态，婚姻文化形态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其特定的空间背景，因而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东晋南朝婚姻礼制在地域上是不平衡的：吴会地区、荆襄地区是承继东汉婚姻礼制传播高潮而继续拓进的区域；建康京口地区、豫章地区则是因婚姻礼制的阶层渗透和地域拓展而跃上时代发展前列的两大地区；淮南地区是婚姻礼制由发展的先进地区而趋于缓慢的一个地区；岭南地区、闽中地区则是婚姻和制从无到有、开始萌芽传播的新地区。由此可知，东晋南朝各地区实行婚姻礼制并非是整齐划一的，婚姻礼制的拓展在地域上是不平衡的，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地域性。     

论佛教的世俗化对南朝文学的影响

南朝是中国佛教极为兴盛的时期,但此时佛教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那就是佛教世俗化。这种佛教的世俗化对南朝的山水文学、宫体文学以及南朝文学"尚形"的倾向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研究这种现象,对于更为深入地理解南朝文学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东晋南朝画像砖的承继与流变

画像砖是我国极具特色的墓葬建材和艺术品,它在东晋时期产生了多砖组合的拼幅画像这样的新形式。这种新式线刻画像在南朝帝陵和王侯贵族墓中突然勃兴,出现了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羽人戏龙、羽人戏虎等这样的宏幅巨作。南朝晚期画像砖以浮雕为主,由线刻的"密体"发展为丰实的"疏体"。南朝时期,画像砖分布范围迅速扩大,形成了以都城建康和雍州襄阳为核心的两个中心区域。画像砖墓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画像砖形制多样,题材丰富,既有对传统题材的继承,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及佛教题材也大量出现。佛教对画像砖墓的影响呈现出一种自中间而上下、由周围向中心发展的趋势。南朝墓葬画像砖也对北朝和隋唐墓葬产生影响。     

南朝士人群体与佛教关系演化之特征

晋宋时期士人群体信仰向佛教的转变,带有明显的个人化特征。进入南齐后,士人群体与佛教关系开始呈集团化发展,至梁武帝时期则被进一步发展为国家化行为。而佛教向统治工具的转化,则是士人群体与佛教关系由个人化走向集团化和国家化的根本原因。     

论南朝齐梁士族对政治变局的回应

南朝齐梁时期 ,皇权政治取代了门阀政治。齐梁君主对门阀士族的基本态度是 :改朝换代之际 ,利用门阀士族来装点门面 ;让他们充当御用文人 ,以满足自己对文采辞章的偏爱 ,仅此而已。与此同时 ,门阀士族政治、经济地位则一落千丈 ,代之而起的是寒人对中央、地方的政治和军事权力的全面控制。士族也曾试图改变这种生存处境 ,然而进退失据 ,应变无方 ,自处乏术 ,最终走完了自己辉煌的历程     

论王公贵人对南朝乐府民歌的接受

自宋孝武帝当位后,南朝民歌逐渐为王公贵人们所接受,其原因在于它满足了王公贵人们纵情声色、猥亵玩赏的心理需求。南朝民歌中大量的对流离之苦的抒咏,是与当时偏安王朝普遍具有的寄寓流离之感相适应的;而大量的表达女子相思相慕的坚贞之情以及男子的负情欺诈的歌曲,则因为在荒淫生活之外进一步满足了王公贵人们对声色的猥亵玩赏心理而被他们接纳。正是这份对女子痛苦的玩赏心态,才是南朝民歌真正影响、开启宫体诗的实质所在     

谢灵运与南朝乐府的互取 ——兼论谢灵运诗歌的抒情性特征

谢灵运在传统的"玄言山水诗人""酷不入情"等诗歌史形象背后,还有一个虽不明显但却重要的与南方新兴乐府相通声气的方面。谢灵运诗集中三次写到南方歌曲,其中更有描述南方时曲的纪实之作。他也作有几首抒情性的五言四句体诗。不仅如此,他在山水诗中也多次穿插抒情表达,这比他少量的通篇抒情之作更加重要。他的诗中与吴声西曲歌词有大量的"相似诗句",可能存在相互脱化关系,这是我们考察他与吴声西曲相通之处的材料。这些相似诗句主要体现于抒情方面,如"以大的数目字形容内心情感的缠绵纠结""对内心缠绵情感的形象化""与人共度春天的愿景"等。其次表现为写景方式方面的相通。晋宋之际的诗歌变化,有玄言诗内部演化出山水诗和诗歌外部吴声西曲音乐系统催生出新的诗歌类型两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后来演变为齐梁体。而这两个方面,早在谢灵运那里就已经在相互渗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