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村人口流迁的双重作用及其对策

本文认为，农村人口流迁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双重作用。合理的人口流迁，极有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只有不合理的人口流迁，才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发挥农村人口流迁的积极作用，消除或减少其消极作用，关键在于人口流迁的合理化。     

抗战时期人口流迁状况研究

作者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相关资料,考察了抗战时期中国人口流迁情况。作者认为,抗战期间人口流迁大致可分为“九一八”事变后、全面抗战初期、全面抗战中后期3个阶段。流迁人口数量随战局发展变化而波动,在日军战略进攻阶段,因大片领土的丧失,流迁人口就多;在战略相持阶段,流迁人口则相对较少,变化比较平稳。抗战时期流迁人口主要分布于西南和西北大后方、省内或邻省安全区、租界与港澳地区、抗日根据地、东北及沦陷区城市等地。     

农村人口流迁动因研究评说

关于乡—城人口流迁的动因,历来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研究成果颇多。那么迄今为止,都有哪些关于人口流迁动因的理论和观点?这些理论和观点能否完全解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农村人口流迁现象?这些众多的理论和观点可以概括为三种:第一,宏观社会结构影响说;第二,生存与发展困境说;第三,劳动力剩余说。这三派观点各自都在自己所限定的范围内从一般意义上较为可信地解释了农村人口流迁的原因,但是由于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矛盾等原因,这些观点又有其局限性,因此,我们在借鉴这些观点解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农民的流迁动因的时候,应持审慎的态度。     

流迁人口研究

人口的迁移与流动，是很难严格区分开的，所以有人干脆用人口移动（Move）来包括上述两个概念。在中国，因为存在着严格的户口制度，由此产生了一批户口没有迁移，但人已经实际迁移的人口。笔者曾给这类人一个称呼：“流迁人口”，以示这批人口界于有户口的迁移与流动人口之间，并且根据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对全国、上海、福建等地的流迁人口作了初步的研究。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的变迁，中国的流迁人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而有必要对流迁人口作进一步深入研究。一、概念的界定与资料评估流迁人口指的是没户口迁移而长期移动的人口。为…     

流迁人口对广东省人口发展的替代效应

所谓替代迁移是指迁移人口对长期处于更替生育水平以下的人口,因人口自然减少而产生的替代效用。广东省不但是全国人口流动和迁移最活跃的省份,而且人口总和生育率已连续10年低于更替水平,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本文实证分析广东省在无流动人口、保持峰值人口、维持峰值劳动年龄人口和潜在供养比最大值等条件下,流迁人口对总人口规模和结构的替代效应,认为适度替代流迁人口是解决长期维持低生育水平地区所产生的人口问题的有效途径。     

北京市早婚情况分析

本文根据１９９５年１％人口抽样调查原始数据对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间北京市早婚情况进行了研究,从早婚个人和早婚婚姻两个不同的分析角度,揭示了早婚现象的特点,并且通过缺项统计法分析了迁入流入人口对北京市早婚比例的影响。结果显示出,虽然流入人口早婚比例最高,但由于所占权数很小,并不是影响北京市早婚比例的主要因素。影响北京市早婚比例的最主要因素仍是本市出生从未流迁的人口。另外,北京市的男性早婚无论在频数上还是在比例上都大大超过女性。并且,早婚婚姻的分析进一步揭示出,早婚婚姻中８０％以上是因为女方比男方年龄大,结果是男方属于早婚而女方并不是早婚,相当一部分早婚婚姻中女方甚至已经超过了晚婚年龄。早婚夫妇双方流迁类型的交互分析则揭示出,北京市早婚婚姻中大多数是本市未流迁人口之间的联姻。此外,本文还对早婚研究的有关方法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我国人口流迁的历史、趋向及对策

转型中的中国,人口流迁不仅反映在社会方面,更反映在经济发展上,是人口增长、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相撞的结果。当前,面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变化,分析我国人口流迁的历史及其趋向,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人口流动指不改变常住户口所在地的人口活动,人口迁移指人口改变其常住户口的人口活动。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划分是表面性的,经济上有一致性的目的,所以本文统称为人口流迁。     

中国劳动力流迁的动因与成本分析

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经济型、事业型和环境型三类流迁人口，而经济因素是劳动力流迁的基本动因。流迁人口在追求新的就业机会和较高收入的过程中，支付了较高的迁移成本。导致迁移成本偏高的主要因素是现行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等等。本文在对就业成本、生存成本、交通成本、心理成本和风险成本偏高的制度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如何改革现行相关制度以降低劳动力流迁成本提出了对策建议。     

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及其理论体系

本文根据１９９５年１％人口抽样调查原始数据对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间北京市早婚情况进行了研究,从早婚个人和早婚婚姻两个不同的分析角度,揭示了早婚现象的特点,并且通过缺项统计法分析了迁入流入人口对北京市早婚比例的影响。结果显示出,虽然流入人口早婚比例最高,但由于所占权数很小,并不是影响北京市早婚比例的主要因素。影响北京市早婚比例的最主要因素仍是本市出生从未流迁的人口。另外,北京市的男性早婚无论在频数上还是在比例上都大大超过女性。并且,早婚婚姻的分析进一步揭示出,早婚婚姻中８０％以上是因为女方比男方年龄大,结果是男方属于早婚而女方并不是早婚,相当一部分早婚婚姻中女方甚至已经超过了晚婚年龄。早婚夫妇双方流迁类型的交互分析则揭示出,北京市早婚婚姻中大多数是本市未流迁人口之间的联姻。此外,本文还对早婚研究的有关方法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中国人口迁移与生育率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了中国人口迁移与生育率的关系。通过比较农村本地人口、城市本地人口和流动迁移人口三个人口群体在生育率上的差异,并进行多元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流动迁移对生育率有着非常显著影响,城市外来人口的生育率不仅显著低于农村本地人口,而且也低于城市本地人口;远期流迁人口的生育率要低于近期流迁人口的生育率。中国人口迁移与生育率的关系出现了与已有的迁移生育率理论的不一致。1990年代中国的迁移生育率发生了转变。     

职业流动、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收入影响及其代际差异

基于2013年我国七个大城市“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调查数据,使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职业流动、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收入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结果显示：一是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收入水平有着显著正向影响。但人力资本对两代流动人口的收入影响不同,其中受教育年限、现职业工作年限对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的促进更大,在外务工年限对第一代流动人口收入的促进作用更大。二是职业流动与第二代流动人口的收入呈现显著相关性,然而并非线性的影响,而是呈现倒U型非线性模式;但职业流动对第一代流动人口收入影响不显著。文章最后结合研究得出的观点和结论,探讨了本项研究的政策启示。     

文化、人口文化与民族人口文化研究刍论

文章在对文化的字源、字义及其定义概述的基础上,对文化的自定义进行了分析;相继对人口文化的概念种类进行了总结,对人口文化作了简要的界定。基于两个概念讨论的基础．具体分析了民族人口文化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内容、方法选择与重点难点,其中尤为对民族人口文化研究应注意的“五个结合”进行了论述．旨在服务于当代先进人口文化建设并促进人口文化事业向前发展。     

大城市外来人口迁移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2008年四大城市的外来人口问卷调查资料,运用多层次Logit模型分析影响大城市外来人口迁移行为的个体因素和迁入地因素。研究发现,外来人口的迁移行为发生较大的变化,城城迁移所占比重的上升导致性别、婚姻状况以及户口类型等因素对迁移概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迁移更多地表现为以家庭为单位;由于外来人口在就业和工资收入上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加之迁入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就业岗位的增加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有所下降,并且其预期收入水平与城市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相脱离;城市平均工资增长率的提高对非正规部门劳动力产生了挤出效应,减小了潜在迁移者的迁移概率。     

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与城镇新增贫困人口问题分析

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净流向城镇。这一方面推动城镇和农村的发展,另一方面带来城镇贫困人口的增加。由农村流入城镇的人口其贫困发生率大致在3%以上。为预防和保障人口流动中的城镇新增贫困人口,应该采取措施分类引导人口的城镇化,建立和完善进入城镇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发展城镇服务业等第三产业,避免过度的城市化带来城镇贫困问题的扩大。     

Carers Cruising Cumbria and Meals on the Mile: The Drive of Migrants in Fieldwork and Fiction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first-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n the service sector of England’s North West and their mobile subjectivities. It combines the research on cars and driving with the mobilities agenda on transnational migrants. In this essay, we draw from both fiction and fieldwork to explore the mobile experiences of migrants who work within the region’s ‘service diaspora’. Two inter-related stories unfold about cars, care and curry. Both groups, one in a city-region, and the other rurally based, are defined heavily by their mobile labour. By placing literary and oral accounts together, disparate locations and situations suddenly appear connected as never before and driving becomes embedded in migrant worlds in both real and imaginary ways.     

流动妇女心理健康状况分析

通过对江苏省张家港市和江阴市流动人口基本情况和症状自评量表(SCL-90)的实地调查,从流动妇女的人口社会学因素和流动经历特征分层分析流动妇女的心理健康状况。流动妇女心理健康水平低于成年正常女性;从人口社会学因素来看,未婚、无小孩、年轻的流动妇女心理健康水平较低;从流动经历来看,常回老家者、和家人同在一个城市者、对生活状况满意者的心理健康状况相对较好。     

上海市人口调控政策的评价研究

一直以来,控制人口是上海市城市管理的目标之一,在这种背景下,上海市逐渐形成“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三管齐下的调控手段。本文通过对历年上海市人口调控政策进行梳理,总结各阶段人口调控的特点,从人口管理、人口规模、人口结构等方面对人口调控政策进行综合评价,找出当前人口调控政策存在的问题,并试图提出完善人口调控政策的路径。     

从大连来看中国大城市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和趋势

以大连市为个案,通过对近十几年来大连人口老龄化特点及其未来十几年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的分析,讨论了中国大城市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及表现出来的特征。像大连一样,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人口控制政策持续发挥作用以及大城市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继续延长,中国大城市将会更加普遍地面临大连市目前已经遇到及今后将要遇到的问题,对此,中央及各大城市政府有关部门须引起高度重视,尽早研究相应的应对措施。     

基于城市容量的农民工深度城市化探析

从城市容量角度关注农民工城市化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本文从城市容量出发结合人口城市化的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城市容量是一个以人口负荷量为主体,包含自然容量、经济容量和社会容量的三维系统,并建构了人口城市化与城市容量之间交互作用的分析框架。认为,在现阶段,城市的自然容量和经济容量有助于人口城市化,而城市的社会容量则因无法满足农民工均等地享受公共服务而延缓着这一过程,也使农民工＂半城市化＂成为长期现象。因此,作出农民工城市化进程包括两个阶段、四种身份和八个特征的判断。在此基础上,认为,解决农民工＂半城市化＂的关键须从城市的社会容量着手,系统地考虑三维容量之间的相互嵌入和协调扩张,并提出农民工＂深度城市化＂的几点建议。     

上海市外来人口证件化管理刍议

人力资源是区域开发和经济发展中最活跃的因子。上海是全国流动人口最多的城市,加大对外来流动人口的管理不仅是保证全市社会有序运行的需要,更是其保持活力、不断发展的内在要求。对外来流动人口管理的能力和水平体现于外来人口证件化管理的效率和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