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原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的中国民俗学研究

由于社会、历史等许多方面的原因,民俗学自创立后便在一些国家偏离了知识论的学术方向。在当代中国,民俗学与人类学严重叠合,难分难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兴起,让人们看到知识论的取向才是民俗学最恰当的学术定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民俗学在当今时代的深化,民俗学学者应积极地投身到这一工作中去。     

机遇还是挑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中国民俗学发展

6年前,中国开始了声势浩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忽如一夜春风来",一向处于边缘地位的民俗学突然成为广受关注和欢迎的热门学科。民俗学人以极大的热情参与这工作,欢呼民俗学"春天"的到来。数年过去,我们看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创造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但     

21世纪的民俗学开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缘

选定21世纪初这个重要时期,选定了传统人文学科民俗学研究与国家推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相互结缘的契合点,展开对两者关系的解读,从而厘清两者之间存在的重要差异。从理论到实践,简要地揭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概念、定义、分类,直到对它的调查研究和实施保护,都是国际组织和国家政府有政治目标的、有政策策略明确指导的工作,与民俗学的本格的学术研究有着很大的区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选择了民俗文化,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等同于民俗文化,民俗文化也不可能取代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学研究参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但是民俗文化并不等同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不可能取代民俗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俗学的两难选择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在国际合作日益加强、范围日益扩大、节奏日益频繁的形势下,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及不同领域的多种力量交流、互动、协商或妥协的结果。民族意识的增强以及对民族文化凝聚功能认识的加深,文化产业化与旅游业的发展带来的利益冲突,当代人对现代性(现代化)恶果的深刻反思,最终促使这一运动得以产生。世界不同国家的民俗学者多年来进行的工作,为这项活动的形成和开展奠定了学理基础。但随着工作的展开,人们发现其中越来越突出地反映出官僚政治、话语霸权及其所引发的不同国家、群体或个人之间冲突的问题。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协调各种关系,既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又尊重和保护文化传承人的意愿与权利,从而推动保护工作健康发展,在这方面,民俗学者还任重道远。     

思路与出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热潮中的中国民俗学

众所周知,四年来,以中国政府为主导启动并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经形成了热潮,产生了轰动效应。与此同时,令学术界关注的是:这股热潮意外地激活了在低温状态中徘徊已久的中国民俗学,并使它迅速升温开始成为热门学科。面对这种鲜活的民俗文化复兴和民俗学振兴的大好局面,应进行切合实际的思考,理出一条相对应或相适应的思路,寻求一条切实可行的出路,从而使民俗学的理论和应用有所创新,促使民俗学科的建设有所开拓、有所突破,创造各种条件使民俗学人有更多更大的作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背景与对策

自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颁布以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重庆作为西部地区的文化重镇,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自2005年以来,重庆按照国家的部署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从现实进展来看,还需要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从思路、策略以及具体操作等方面予以加强。     

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有其历史的和社会的、国际的和国内的背景,是回应历史发展的要求而提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建设现代民族文化的基础,也是每个民族对世界文化的丰富和贡献。因此必然要从全人类的视角来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从古今文化关系的角度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多数情况下,既是昨天的实录、今天的现实,同时也是明天的预示;从东西方文化关系的角度看,吸纳外来文化和继承原有传统并不是矛盾的,二者所形成的张力对于创造新的文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非物质遗产大都是农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所以今天对它的保护便包含着许多悖论。例如,保护和发展的关系,结构性对象的解构性保护,对传承人的态度,市场经济体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都隐含着诸多两难的问题,期待着文化行政部门、学术界以及整个社会给出两全的解决方案。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贯彻整体性的原则,从整体上加以认识,进行整体性的保护。从根本意义上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应该是对创造、享有和传承该文化遗产的人的保护;同时,对这一遗产的切实有效的保护,也特别依赖于创造、享有和传承这一遗产的群体。促进和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才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思考

本文针对中国在保护和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存在的盲目性、机械性、片面性和近利性等问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与特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本质、原则、主体、价值以及民俗学者的立场,进行了理论探讨。     

民俗文物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民俗文物富含非物质文化的因素,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民俗文物的承载,无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修复、展示、研究还是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每一步都不能没有民俗文物的参与.对民俗文物的保护,也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民俗文物的消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致命的打击.     

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保护

我国在保护非物质文化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对非物质文化的有关实物重视不够。博物馆历来有保护非物质文化的优良传统,现在我们应该继续把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纳入博物馆的工作之中。     

非物质文化视角的酉阳土司遗存

酉阳土司曾统辖今酉阳、黔江、彭水、秀山等地达800余年。期间,土家族、苗族人民创造并积淀了内容丰富的民族与地域文化。在这一区域内,现有2项文化遗产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4项文化遗产入选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视角审视酉阳土司这一文化遗产,对推动渝东南文化建设具有积极作用。     

浅谈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资源开发

本文从校内和校外两个方面入手谈及如何进行音乐类非遗课程资源的开发。     

关于文化遗产的属性、价值及保护的文化思索

文化遗产是文化现象,它所标识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对环境采取的态度和摆脱野蛮状态走向人化的方式及其结果的总和。因此不应以阶级或政治眼光来看待和处理文化遗产问题,也不应取单一的认知标准。文化遗产的价值即其历史价值,包括认知价值、评价价值、科学价值和生活价值。同时,文化遗产应该是一种正文化事象,而不是负（反）文化。保护文化遗产的意义对某一特定民族（族群）而言就在于保持文化独特性,对整个国家或整个世界来说,就是保持文化多样性,保证健康和谐的文化生态;保护文化遗产还可以从中吸取古老但并不过时的处理现代问题的智慧。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多维视角

法律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有序开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目前已出台的地方立法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保护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依然没有明确的认知,立法中也未有相应的设计。因而,需要明晰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中的亟须重点解决的问题,以便今后在制定相应法律规范的立法过程中可以做到有的放矢。     

学术运动对于常规科学的负面影响——兼谈民俗学家在非遗保护运动中的学术担当

民俗学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的主要学术力量,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家"多数由民俗学者变身而来。民俗学者们普遍认为,参与非遗保护运动是民俗学不可推卸的社会职责和学术职责,同时也是一次新的历史机遇。可是,作为一门常规科学,民俗学的处境却显得非常尴尬:学术与时政的结盟必然导致学术独立性的丧失;常规研究的停滞也将进一步削弱民俗学在整个学术格局中的学科地位;对基础研究以及既有范式的放弃必将导致民俗研究后继乏力;而一旦非遗保护运动落幕,久违了常规研究的民俗学家们必将进退两难。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的地域文化保护与利用——以方言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推动文化持续发展的不竭源泉。方言是中国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多样性的体现,保护方言,就是保护民族多样性的文化、捍卫绚丽多彩的中华文明。本文就方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属性以及方言的保护和利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指出当前中国亟待保护方言,并就其保护与利用提出了一些建议;同时,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有关措施进行了探讨。     

城市更新中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在城市管理中,由于公共性的迷失,城市更新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张力持续增加,历史文化遗产状况堪忧。城镇化进程与城市更新进程的交织生成了中国式城市更新模式,这一更新模式受到土地资源的刚性约束,使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回归城市管理公共性,城市更新和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都是城市管理的内容,都是公共管理行为。要在城市管理公共性这一根本属性下,探究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契合点,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遗产。     

是文化遗产,还是文化主流--对中国传统文化命运的一点思考

中国传统文化究竟何去何从,是像古埃及、古希腊文化那样沦为文化遗产,还是继续保持生生不息的 活力而独立地发展与存续?还是另有一种命运及选择?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要把中国传统文化放到整个人类文化 发展的大趋势中考察。中国传统文化会成为未来人类精神共同体的主要来源。当然,世界其它文明与文化中的人 文精神也会融入这一共同体,由此共同生发属于未来社会的新的人文文化,构筑起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