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周星交游考及其他

黄周星是明末清初著名遗民诗人、文言小说家、小说批评家、戏曲家、戏曲理论家,其诗、文、词、曲、书、画、篆刻莫不精妙。在明末清初遗民群体中,黄周星与陶汝鼐、吕留良、徐枋、林古度、杜浚、尤侗等人交游甚广,其民族气节、文学才华具有独特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     

清初关中遗民诗人孙枝蔚的交游与创作

清初关中遗民诗群中存诗量最大的诗人是孙枝蔚,但由于历史所造成的误解,许多人将他从遗民的行列中拉出来了。其实,孙枝蔚不仅是遗民,而且创作了大量极具认识价值的遗民诗,其创作风格也体现出关中遗民诗群创作的总体特征。     

明遗民的坚守与担当:徐枋文史创作综论

作为明季遗民文士的典范,徐枋在文学、史学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明末清初文化思想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大致可言,以诗歌抒写铮亮志节的坚守,以史笔展示于家国民族的关注担当,自是徐枋生命中最为重要的内容题旨。而作为明遗民作家的重要代表,徐枋的文史创作旨趣与明末清初的经世思想潮流是相呼应的,具有不可轻忽的时代文化意义。     

清初泰州"淘上诗社"遗民诗群考论

以吴嘉纪为主体的淘上诗社,是清初泰州遗民诗群中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学团体。借助于对地方文献的深入挖掘,可以对该诗群的形成背景、主要成员、形成与消亡的时间、诗学渊源、家族特征与独特诗风进行详细考证与论述。在此基础上,能进一步分析出该布衣遗民诗群的独特地域文化意义和文学价值。     

清初关中遗民诗群的构成与王弘撰、李柏的诗歌创作

清初关中遗民诗群主要由以王弘撰、孙枝蔚、李柏等人为代表的士人阶层和以青门七子及其子弟为代表的故明宗室成员构成。由于受地域文化 ,尤其是受世代相承的关学的影响 ,这个诗群创作中的理性化特征较为明显。与此相联系 ,诗中所体现的关中地区所独具的自然景象与人文精神 ,以及那种不以唐宋为门户 ,以朴实自然为旨归的作风 ,在清初遗民诗界、乃至整个清代诗坛均有其独具的价值     

论船山诗的文化构成与创作特征

作为清初湖南遗民社会精神领袖的王夫之,其诗作同样代表着清初湖南遗民待群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本文主要着眼于船山诗文化构成的分析,对船山的心路历程、诗文化熏沐,船山诗的主题取向、诗学与诗艺之关系诸问题作了初步探讨,较为明晰地揭示了船山作为诗人的方方面面及船山诗的总体特征。     

王士禛与明遗民交游事迹考论

王士禛主动接近遗民的准确时间是在顺治十五年后,多交遗民具体是在康熙元年以后,他与遗民交游既非毫无个人原则,亦非没有观念冲突 康熙四年任职京师后,王士禛主动结交遗民的态度不复存在,并对遗民生存方式和文学取向提出诸多批评.尤其是康熙帝的眷顾,构成他与遗民交游的一道不可逾越的分水岭 王士禛的神韵诗正是建立在对遗民诗的清理和反驳之上,并在与遗民诗的对立与交叉之中,逐渐成为诗坛的主流     

唱和诗：清初甬上遗民诗人社会空间的文学标记——李邺嗣唱和诗创作及其理论探析

李邺嗣是明末清初浙东学派的重要人物和著名遗民诗人,与黄宗羲亦师亦友,交往密切。特殊的时代和丰富的诗歌唱和活动,使李邺嗣对唱和诗的功能有深刻的认识,他强调诗歌唱和的重要性,以“由是知古今诗家,故未有单行者也”为立足点,使诗歌唱和成为甬上遗民诗人构建自我生存空间和获得精神欢娱的独特方式。他提倡的“群”与“和”的诗歌理念,不仅是其唱和诗创作实践的心灵指导,也是他作为遗民诗人社会生存方式的文学表现     

易代之际的遗民园林雅集与文学书写——以水绘园与稊园为中心

水绘园和稊园的设计都出于对现实中王朝兴替带来的痛苦的规避,但又各具特色,分别代表了明末清初与清末民初遗民园林的两种典型。易代之际的遗民园林雅集是“诗可以群”的文化传统与文人雅集的文化记忆之承续,“园隐”则是园林雅集文学书写的一大主题,是易代之际文人面临复杂的政治环境和生存困境后作出的安全选择。遗民园林对易代之际文化传承起到重要作用,象征着“精神桃源”。易代之际的遗民借助现实的文化空间,将非常态的人生境遇、改朝换代的沧桑之感揉进纵情逸乐的极致享受中,勾连起对往事的追忆与挽留,代表着一种重返故国、回归故园的人生渴望。园林的封闭性与自足性隔绝了永失故园的沉痛悲苦,代替故园成为一处超越现实的精神存在,存放鼎革之际的文化记忆,寄托着遗民们对现实世界与个人处境的迫厄之感与避世之愿。     

徽州路遗民诗人群考论

本文详细考证了元徽州路遗民诗人群的成员构成、生平经历及诗文成就,明确指出浓厚的理学背景不仅是该地遗民诗人群的重要特征,深刻影响了其诗文创作,而且是元代理学与文学关系的具体体现,从而明确徽州路遗民诗人群的价值和地位。     

谁怜白骨掩黄沙--清初绍兴二遗民的生平与创作

清初绍兴遗民群作为清初浙东两大遗民群之一,又分为在乡本籍遗民、在外流寓遗民和寓此外地遗民三类,该文介绍鲜为人知的第二类两个代表遗民的生平与创作.两位都是在明亡之后寓居吴地、终老吴地者,尽管一个更多地张扬了越文化精神中侠肝义胆的一面,一个更多地表现出越文化精神中诗酒风流的风采,一个诗风直率与渊雅兼备,一个诗情多磊落奇伟不平之气,但贯穿他们全部生平与创作的坚韧人生态度和坚定民族气节,则完全是相同的.     

清初"江左三大家"降臣诗群探论

清初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抟成一个降臣诗群。"江左"诗群的文学业绩,与表现时代强音的遗民诗人相交汇,奏响了清初诗歌的"主旋律",带动文坛风气的转变,是明清诗派消长、风会转移的一大关键,并影响着清代诗歌的走向和进程,为清诗超元越明、取得斐然成绩奠定基石。     

南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的意义

南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活动,不同于以往一般唐宋词人的诗酒唱和,而带有遗民词人隐居生活的特点。在这些活动中,他们自始至终地追求"遗民"人格形象的建构与彰显。这就使得他们彼此相互砥砺意志、提高词艺,形成了群体共同赞赏的遗民人格精神,并促成了群体认同的创作范式。     

清初遗民诗的文化意蕴浅说

清初遗民诗作为遗民心灵深处的律动 ,是特定时代一个民族的心灵史 ,充分展示着民族文化顽强不屈的内在精神。清初遗民诗的丰厚文化内涵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郁愤与抗争 ,生于忧患、死于清贫的忧患意识 ;二是孤独与寄托 ,生死不渝、坚守气节的人格精神 ;三是审美取向 ,虽生犹死、痛愤凄清的悲凉意蕴     

论清初遗民僧的“至情”与“疑情”

中国诗歌史上反对“温柔敦厚”诗教的言论不多,明清易代之际却出现了突破情感规范的“至情”思潮,遗民僧在其中最为激进。他们要求诗歌有强大的感情力量,既与儒者遗民不同,更与传统僧诗大异。究其原因,遗民僧以入世济众为宏愿,将人世悲欢视为证道之具,将强烈的情感体验视为度化众生的必经之途。曹洞宗觉浪道盛一派甚至肯定极端感情,视“怨怒”之诗为天地生机。他们将“怨怒”与禅宗“疑情”联系,要求冲破精神困境的猛烈能量。遗民僧试图通过释放个体能量激活社会生机,突破古典文学的秩序想象,可称为中国文学思想史上重情论的巅峰。     

诗心、画艺与哲思的交汇--论明遗民徐枋题画诗的文化意蕴

如果从文化角度进行观照,明遗民文学具有多元交合的特点,折射出时代的光环。徐枋以其高度的道德责任感和民族自信心饮誉于明遗民之林。其实,徐枋的诗歌创作尤其是题画诗同样富有时代的特质,蕴藉着忠孝相通的情感,展示出三教会通的思想,构建了诗画相彰的艺术,从而彰显出厚重的历史文化意蕴,也在一定程度上标示了其在“吴门隐逸诗人群”的突出地位。     

论爱国诗人汪元量及其诗歌

宋诗有三百年的发展历史,有的学者曾经把它分为五个阶段,即所谓“五变”:杨刘西崑体、殴苏梅王、黄山谷及江西诗派、南宋四大家、遗民诗。在这五个阶段中,对遗民诗的研究比较冷落,长期来不为学术界所重视。事实上,遗民诗是宋诗发展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阶段,它以自己独具的特色在中国诗歌史上闪烁着光芒。当宋亡之际,南中国的广大诗人慷慨悲歌,表现了强     

"真诗"的探寻:清初明遗民诗论

针对墐钱木偶盛行的诗坛现状,清初遗民诗人接续前人的求索精神,重提"真诗".真诗的要义,从诗人主观方面来说,就是诗要有"真性情",要"有诸己而后出",在这方面,他们不仅继承明末公安、竞陵派的合理成分,也弥补二者的严重不足,不仅正确地找到真性情之源,也辨证地提出既发愤抒情又苦吟锤炼的性情表现观;从客观方面来说,就是诗要发挥和承担当代史的功能和责任,在传统的"以诗证史"之外,创造性地提出"以诗补史"、"以诗正史"、"以心为史"等新说.清初明遗民诗论多方面发展前人,扳正时弊,突破官方诗教的羁縻,既是解读曾经极盛的遗民诗的一个内在因素,自身也是一笔重要理论遗产.     

遗民群体与清初白居易诗的流行

清初诗坛对白居易诗不乏批评,但推崇之论亦不时可见,其中,遗民诗人的论调尤堪注意。他们倾慕白氏闲适恬淡的人生境界,注目于白诗面向现实的写作旨趣与自然淡朴的诗风,对其创新精神以及以苦吟为诗的创作态度,也时有好评和效仿;在此基础上,他们树立白诗为师法典范。遗民诗人对白诗的推举,建立在彼此嘤鸣的基础上,其中的佼佼者如方文,复以自身的创作实绩以及请人作《四壬子图》等方式,影响到若干诗人尤其是新朝官员,从而形成力量的叠加,进一步推动白诗的流行。考察相关论说,不仅可以窥见白诗在清初传播的全貌,亦有助于认识遗民群体心态的演变以及清初诗学思想的多元趋向。     

清初山左遗民诗人黄培及其诗歌创作

黄培是清初山左即墨遗民诗人,他的诗歌贯注着浓郁的怀明反清的精神,充满富有个性色彩的峭劲不平之气,其慷慨悲壮,大胆直切,在清初山东遗民诗界独树一帜,其宗唐学杜的创作则体现了山左遗民诗人共同的诗学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