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研究札记(三)

《多友鼎》之“多友”近年陕西出土的《多友鼎》,以其记载了西周与(犭尹)狁的征伐关系及一些重要的出场人物和地名,受到文物界和史学界的重视。在考证和讨论中,人们对该鼎的主人——“多友”,亦有不同的看法。除了认为是郑桓公这一讲法已被否定以外,同样认为是私名的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李学勤认为是“两个字的名‘多友’”,张亚初则谓之“多友多,应该就是……殷代的多氏”,即多为氏,友乃其名。张氏举卜辞多见“妇(女多)”,及“戌多目(贻)执”一辞为其殷代即有多氏     

“讲案”与“说法”——关于开办法制栏目的思考

近些年来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不断深入 ,法制宣传已成为新闻媒体越来越重要的内容之一。以黄石电视台开办的法制专栏节目为例 ,无论是《社会与法》、《法制经纬》还是《现在开庭》、《今晚八点·法制版》,虽然名称不同 ,长度不一 ,但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 :以“案”讲“法”,或者说是“讲案说法”。那么如何处理好“讲案”与“说法”以及“讲案说法”与“办案执法”的关系呢 ?笔者多年来从事法制栏目的编导工作 ,下面谈一些粗浅的认识。一、“讲案”要服从“说法”　　对于“以案讲法”的节目来说 ,一般观众最感兴趣的 ,往往是案件本身的过…     

关于萨都刺的族别问题

萨都刺是我国元代著名的少数民族诗人。其诗词创作有独特的成就,是很值得认真研究的山西古代作家之一。关于萨都刺的族别,历来说法不一。除了答失蛮氏,回回、回纥、蒙古等几种明确的说法外,还有西北人、西域人、色目人等几种笼统的说法,以及“本朱氏子,冒为回回人”、“本答失蛮氏,实为蒙古人”等极其含混的说法。真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属于难以解决的历史悬案。但近年来,一些学者曾经力图解决这一问题。经过一番考证、多肯定萨都刺为回族人,而排除了其它种种说法,认为“确定萨都刺系回回(指现在的回族),理由相当充分。他们论证推理的逻辑是,答失蛮氏就是回回,而“回回后裔即今之回族”。对此,我们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温和反抗的变轨——《麦田里的守望者》刺杀事件探究

试从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的观察学习、自我加强、三元交互的角度,探究与《麦田里的守望者》相关的轰动一时的三起刺杀案,得出该相关刺杀案件是环境、行为、人三者交互影响的结果,并非单纯的“读书杀人”.以期引导读者正确理解文学作品的社会影响力,同时将文学巨著与心理学进行跨学科联系,是文学作品跨学科研究的一次有效尝试.     

从潜伏学职场之道

危机四伏中,余则成却成功潜伏。热播剧《潜伏》为白领们写了一部活生生的“职场攻略”。A.任何成功都由结果累积[情景再现]刺杀李海丰;然后在马奎的“帮助”下,发现了“佛龛”;再利用连环套,既交换了秋掌柜,又除掉了马奎;在袁佩林一案时,余则成出色完成任务并全身而退……     

闻一多“《小弁》为弃妇诗”补证

《小雅·小弁》的作者是谁?它的一些关键性的诗句该怎么理解?历来争议颇多。据《孟子》所载,远在战国中期,高子和孟子对此就有不同的看法。高子说:“《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则认为:“《小弁》,亲之过大者也。”又说:“《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到了汉代,毛诗学派和三家诗学派对此诗的理解也不相同。《毛诗序》说:“《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三家诗则谓此诗为周宣王大臣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谓尹吉甫惑于后妻,伯奇无辜被逐,因怨叹而作此诗。到了宋代,朱熹对《毛诗序》的说法有所怀疑:“《序》     

《蝃(虫东)》正解——诗旨辨说之一

蝃(虫东)东东,莫之敢指。女子有行, 远父母兄弟。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 远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怀昏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 古代治诗者对此诗旨意的理解,可归纳为如下几种: 一、“止奔也。卫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国人不齿也。”这是《毛序》的说法。二、“刺奔女也。”认为是讽刺女子私奔的,以三家诗的《韩序》为代表。三、认为这首诗是“代宣姜答《新台》的,是刺卫宣公的,方玉润《诗经原始》持此说。     

当心“朋友”

朋友,是一个温馨的字眼儿。什么是朋友?按郑玄的说法:“同师曰朋,同志曰友。”自古以来,“亲朋好友”就成为一体,分不清亲人和朋友哪一个更亲近。难怪《论语》中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感慨和“朋友信之”的教诲。大概正是这一儒家文化根深蒂固的影     

1949,刺杀陈毅案始末

正"萤火虫"行动1949年初,溃败到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困兽犹斗、心有不甘,多次组织特务对大陆实施骚扰、刺杀等特务活动。以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为目标的,有一件代号"萤火虫"的行动,即阴谋暗杀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党政军领导以及社会名流的系列行动案。其中,刺杀陈毅案的主要行动者,是中共叛徒、     

《诗经·鹑之奔奔》考释

<正> 《诗经·鄘风·鹑之奔奔》是一篇两章章四句的小诗。历代学者对此诗的分歧,主要在于“刺卫宣公”或“刺卫宣姜”的差别。当代学者比较公认的意见是“刺卫宣姜”,也有另作新说者,我们认为“刺卫宣公”之说可信。先看原诗: 鹑之奔奔,鹊之强强。人之无良,我以为兄。鹊之强强,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     

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中的忧伤——略论曾国藩对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的处置

直隶总督曾国藩奉旨办理天津教案期间,为曲求和局,奏请将平日颇得民心,津案中并无大过的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交部治罪。对于这一情轻法重之举,曾国藩事后十分愧疚。为挽回己疚他对外力争府县免于拟抵,对内力争府县从轻发落。然而张、刘二人最终仍被朝廷从重发戍黑龙江,曾国藩为此而忧伤终生。究其原因,是因为此举违背了他一贯倡导的“诚”和一向自诩的“忠信”的行事为人准则;表现出的是不诚、不忠、不信,犯下欺君、欺友之罪过,因而为之愧疚忧伤无已。而这,正使我们窥见其作为封建王朝孝子忠臣之本质     

刘禹锡“刺和”三题

长庆四年八月,刘禹锡由夔州赴任和州开启“刺和”生涯,刘禹锡的“刺和”生涯给和州留下了短暂的惠政,也给后世留下深刻的文学记忆。关于“刺和”起迄时间、“刺和”诗文创作和“刺和”影响颇惹争议。经逐一辨析后认为:“刺和”起讫时间为长庆四年十月二十六日至宝历二年冬;“刺和”诗文中《晚泊牛渚》写于赴任和州途中,《金陵五题》写于和州任内,《洗心亭记》非作于和州,《陋室铭》宜为刘禹锡所作,另有赠答白居易的佚诗未被今之《刘集》收录;“刺和”影响功非一代,至今仍有遗泽。     

德国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说质疑

自一九二四年以来,在国内外理论界和史学界中,流行着“德国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这样一种说法。大家对于这种说法一直深信不疑,被确认为是无可非议的定论。其依据有三个:第一,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德国人;第二,马克思恩格斯都受过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而德国古典哲学又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第三,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革命的“中     

从歌、传相和现象看唐人的传奇意识

自鲁迅提出唐代作家“有意为小说”开始,几十年来,学术界基本上都认可了这一观点,较早的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及后来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都征引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的这段话。其实,明代胡应麟早就有过类似的说法。“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鲁迅的说法是对胡应麟的发展,将胡的“设幻语”和“作意好奇”发展成“有意为小说”。案,鲁迅所说的小说与胡应麟所说的小说在文     

浅述《诗经》中的怨刺诗

怨刺诗都是些“变风”、“变雅”的作品,都具有很强的批判现实精神,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诗经》怨刺诗中的“怨”并不仅仅是指怨刺上政,更有普通人民对日常生活之痛和人生感伤的“怨”,“怨”也包括恋人的相思之苦、征人的思妇之怨等;而“刺”则有责备、讽刺之意。     

让“悦读”成就幸福人生

记得周国平先生曾经有过一句话说：“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界虚名浮利的诱惑;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精神的宝藏。”周国平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研究员,是当今中国少有的真正思想者。他也是我在国内非常尊敬的一位学者。同学们选择读书,就要多与这样的人为友。在这里“丰富的安静”这一说法非常富有哲理。     

《秦风·蒹葭》是一首爱情怀人诗

《秦风·蒹葭》究竟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历来说法较多,笔者归纳一下,大致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当推《诗序》的“刺襄公”之说.“襄公新为诸侯,未习周之礼法,故国人未服焉.”这种说法在《笺》、《疏》中得到进一步发挥.《笺》曰:“若得周礼以教,则众民自然服矣.欲求周礼,当得知周礼之人.所谓伊是知周礼之人……在大水之一边.”仔细琢磨,此说和诗意无甚关涉,怎见得秦襄公未能用周礼,而国人不服?是不是所谓伊人就是“知周礼之贤人”“在水一边”?在古籍中找不到一点历史事实以作佐证.现在看来,《诗序》纯系凿空立说,与诗意毫无相关之处.     

“风萧萧兮易水寒”——荆轲其人小议

提起荆轲,人们眼前或许会浮现出一个青面獠牙、怒目狰狞的“刺客”形象。人们都很熟悉“图穷匕现”这个成语,而且大多将它用于贬意的场合。自《战国策·燕策》始,二千多年来,对荆轲刺杀秦王一事的记载和评价几乎是史不绝书,旧式史学家不免会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建国以来,史学界对荆轲仍未有个客观、公允的评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的《辞海·中国古代史》认为荆轲与燕太子丹“合谋以暗杀秦王政来维持割据局面”;1980年再版时则直述其事,不再臧否人物。对于荆轲刺杀秦王一事的记载,人们都奉《史记·刺客列传》为信史。本文试就如何评价荆轲的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明初"魏观案"新论

对明初“魏观案”的发生原因,历来有各种不同说法,文章从一个新的视角探讨了“魏观案”形成的原因,认为这场悲剧是由魏观失职和明初法禁森严这两个因素共同促成的。     

李大钊在“三·一八”运动中的活动

关于李大钊同志在一九二六年“三·一八”运动中的活动情况,学术界有三种不同说法。笔者作了一点考订工作,提出一些看法,仅供进一步研究者参考。三种不同说法是:一,说李大钊同志是“三·一八”天安门“大会的主席之一。他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二,说第一种说法不准。“这天(“三·一八”)上午李大钊同志和赵世炎同志等正在开区委会,没有参加大会,下午才去游行”;三、说李大钊同志作为“三·一八”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不一定要和群众一起去参加斗争”。据笔者对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