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商事案件中法官释明的程序控制——以程序性制裁理论为借鉴

我国现有制度对法官释明的规定散见于位阶较低的司法解释、内部规定之中,既无体系,亦无约束性措施。消极释明或过度释明均属法官释明的滥用,实为程序性违法。"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1]。在民事诉讼中引入程序性制裁理论,以司法审查权力制约法官释明权,可为因法官违法释明受损的当事人提供有效救济。     

民商事案件中法官释明的程序控制--以程序性制裁理论为借鉴

我国现有制度对法官释明的规定散见于位阶较低的司法解释、内部规定之中，既无体系，亦无约束性措施。消极释明或过度释明均属法官释明的滥用，实为程序性违法。“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1]。在民事诉讼中引入程序性制裁理论，以司法审查权力制约法官释明权，可为因法官违法释明受损的当事人提供有效救济。     

规范、完善债权执行制度

对被执行人到期债权的执行也称代位执行权，是指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本案以外的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申请，对该第三人的财产进行强制执行。为了缓解执行难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300条规定“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通知第三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该第三人对债务没有异议，但又在通知指定的期限内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申请执行误期限,白白损失二十万

2000年 12月，广州 A公司因一执行案件到法院要求立案，法院听取了案件原由后告知 A公司，此案已超过申请执行期限。 A公司无奈，只得求助于律师。 此案案由是广州 A公司诉某省 B公司购销欠款纠纷，在法庭主持下已达成调解意见： B公司于 2000年 4月底前和 5月底前给付 A公司每月各 10万元整，剩余欠款共 55万元 B公司分别在 2000年 7月底前至 11月底前付清。 法院调解书下达后，某省 B公司一直没有执行，致使广州 A公司再次申请执行时被法院以超过执行期限为由不予立案。律师接案后仔细研究了原法院调解书，认为 2000年 4月和 5月 B公…     

走出"国际惯例"的误区

"按国际惯例办事"现已成为许多行业的一项共识.如我国出入境管理工作正在加速与国际惯例接轨.今后无论是中国公民出国境还是外国人入境,手续将更加简捷,渠道将更加畅通.包括:出境不再需要境外邀请函、外籍人可申请中国"绿卡"、放宽赴港澳商务签证有效期等等. 去年年底,北京市交管局提出了交通事故将依国际惯例处理的做法.即:交管部门把权力分解给保险公司和法院后,当事人双方均可通过双方的保险公司自行解决,或者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交警将不再对其扣分、罚款.     

健全可期待利益的执行机制

在民事执行中，“穷尽法律手段、穷尽执行措施”，尽可能地实现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是民事执行工作面临的新问题和新课题。本文在审视现行执行机制的同时，对可期待利益的执行问题作一探讨。     

浅析释明权制度的构建

当事人主义取向的民事诉讼改革把诉讼中的权利与责任还给了当事人,但由于当事人意思能力的差异而使得诉讼结果难以公正,因此法官的释明权成为必要。释明权并不违反平等原则,相反,他能够实现实质上的平等。诉讼应该充分尊重客观真实,释明权应该区分针对诉讼请求的阐明和针对事实、证据的阐明。     

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证据的几点要素

俗话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在司法实践中,一些证据是由双方搜集的,但是因为体系不同,一些证据双方当事人是找不到的,那么就需要向法院申请调取了。     

浅新法官的释明权

释明权制度最早起源于德国，是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制度中一项基本制度，它的产生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就法官释明权的含义、由来、法官行使释明权的基本原则和必要限度以及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关系作了简要阐述。     

浅谈和谐社会背景下法院调解制度存在的社会价值

调解制度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有其深厚的思想和社会基础,其产生于古代无讼的法律文化之中,寄托着古代统治者对建立和谐社会的美好理想。调解制度适应于古代中国小农经济下的宗法家族社会,同时,又是封建社会统治者实践其"德主刑辅"政治主张的重要方式。法院调解具有特殊的司法救济价值。首先,它能及时、彻底解决民事权益争议,保持双方当事人的团结与合作;其次,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减轻当事人的诉讼和法院负担;再次,有利于增强当事人和群众的法制观念,预防纠纷,减少诉讼。     

法院“执行难”问题的思考与对策

执行难是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也是法院工作的难点。对个案来讲,损害的是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整体层面上讲,损害的却是法律的尊严。如何破解执行难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一是建立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机制。克服以往法院单打独斗的局面,把执行工作推向全社会高度关注的位置。     

让裁判文书展示司法公正

正裁判文书是审判活动的最终载体,是法官办案质量和审判水平的综合反映,事关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和法院形象。在裁判正义的价值尺度下,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既是判断一项判决是否合法合理的尺度,亦是一份裁判文书写作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准。然而在全国法院(特别是广大的中级、基层法院范围)来     

浅析涉诉上访的根源与动因 着力从源头上寻求治理效应

近几年来．随着公众法律意识的提高．涉诉上访则呈现出逐年上升的势头，据统计2001年郑州市中级法院审结各类案件5600余件．申诉或申请再审案件就有1222件：2002年结案5800余件．申诉或申请再审案件就有1340件：2003年结案6200余件．申诉或申请再审案件就有1471件：均占到终审案件的1／4强，当事人申诉被驳回或者经再审维持原判后．当事人就认为是法院判决不公，进而采取到市、来省、进京上访，有的缠访不休，甚至行为过激。涉诉上访既损害法院形象．又挑战司法权威，同时也影响党和政府正常办公秩序及本地区的发展、稳定。     

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之追诉程序研究

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是我国刑法第313条规定的罪名。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审判机关曾一再地对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进行解释，充分说明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行为的严重性、严肃性、危害性以及打击此类犯罪的重要性、艰巨性和紧迫性。同时，也反映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审判机关的高度重视，努力改变执行难的决心和信心。但从执行效果看．通过严厉打击、惩治拒不执行行为．     

论我国民事证据失权制度

我国证据失权制度刚刚建立,在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问题,我国应当在给予当事人平等充分程序保障的功能目标下完善举证时限制度,建立答辩失权制度、完善证据交换制度及法官释明权制度,保障证据失权制度的实施。     

加强司法会计的执行应用

正司法会计数据应用于执行工作,在于实现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会涉及到最新的技术革命、商业革命和观念革命。可以说,司法会计数据可以运用各行各业,加强司法会计数据的应用,是人民法院推进司法为民和公正司法的必然要求,是信息化建设的必然趋势。如何做好执行案件的司法会计数据应用工作,使司法会计机制更加发挥功能作用,实现司法会计的细致化、微观化应用,需要我们     

浅论民事执行举证责任的法律完善

长期以来,民事执行程序中的举证责任问题既未引起立法者应有的重视,也未引起法学界足够的关注,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对执行程序中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举证责任作出了一些规定,但从总体上看过于简单和原则,实际操作性不强,存在明显缺漏。制度建设的滞后和研究的不足给执行实践带来了很大混乱,影响了法院执行工作顺利开展,“执行难”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法院,多年积压案件得不到及时执行,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造成社会上盛传“法律白条”现象发生,从而降低了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度以及人民法院在群众…     

民事执行监督制度研究

当前,案件当事人对法院执行工作不满意,“执行难”、“乱执行”现象普遍存在。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原则,并未就民事执行中的检察监督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检察机关依法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具有坚实的理论、实践基础,应当积极构建和完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     

死刑犯生育权问题初探

2001年，浙江省舟山市罗锋因杀人被判处死刑，罗锋不服提出上诉。罗妻郑雪梨向法院提出通过人工授精为丈夫生育子女的要求。一审法院以无先例为由拒绝了罗妻的请求，之后郑又向浙江高院提出书面申请，法官同样告知：现行法律没有相关规定。这个案件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死刑犯是否享有生育权问题的广泛讨论，公民享有生育的权利，这是法律的规定，但死刑犯是否有生育权的法律上却是空白，法学专家们对此意见也不统一。本文通过对学界否定死刑犯生育权观点的反驳，论证死刑犯应该享有生育权。     

“法治割据”警惕司法权力地方化

近年来,法院执行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成了司法工作中的痼疾,这里除了行政的地方保护之外,司法的地方保护和部门保护现正也日益严重,一些地方形成了"法治割据"的局面.司法权力的地方化,严重损害了中央的权威和国家法律的尊严.据调查,相当多的法院认为,凡是跨区域的案件委托外地执行的,一般都很难执结.有的地方政府为保护本地企业,甚至规定本地法院不能受理本地欠外地债务的案件,也不能协助外地法院执行本地财产.据浙江省绍兴市中级法院对近几年辖区内一批久拖不决的执行案件的分析,发现这些案件基本上涉及村民委员会、乡镇政府、其他行政机关或与其有关的企业,其中涉及乡镇政府和其他行政机关的占到近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