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僚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古代官僚的腐败是体制性腐败,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君臣之间是典型的交易关系,因而做官发财的理念成为君臣双方的共识。但是古代官僚的薪俸普遍不高,只能腐败致富是古代中国的一般状况。不过,从经济学角度看,让官僚通过腐败实现发家致富,相当于给予官僚剩余索取权也即腐败的权力,更有利于解决君臣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符合中央集权的需要。当然,中央集权导致的产权残缺,也为官僚腐败提供了经济基础。中央集权体制与官僚腐败属于典型的共生关系,在传统政治体制下,官僚腐败是不可避免的,任何反贪仅具形式上的意义。     

试论近代中国社会阶层排序

本文主张以动态的眼光来研究中国近代社会阶层排序问题 ,认为阶层的排序和国民收入的分配是与制度因素紧密相关的 ,在近代军阀官僚政府尚不能有效控制政局和经济时 ,军阀官僚与上层工商业者并列为社会阶层序列的首席 ;而一旦军阀官僚得以控制政局和经济时 ,特权官僚就成为唯一高高在上的等级 ,国民收入的分配也会发生相应的剧变。过去简单地以“国家资本”的概念来替代“官僚资本”的概念失之于草率 ;“官僚资本”的概念尽管可能有某种不清晰之处 ,却包含着传统政权利用对新式经济的控制权及运作形式来为自己牟利的丰富的历史内涵。     

历史的隐喻——读孔飞力教授《叫魂》

发端于乡野的"叫魂",经过不同人和不同的信息传送,使其波及到整个中国,最后由于皇帝的亲自过问不了了之。孔飞力运用大量的史料,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展示了帝国晚期的官僚制度、帝权和官权的纠葛以及在这个事件中不同阶层的行为,展现给读者一个历史事件动态的发展脉络。     

传统荒政的公共性与行政国家成长的再审视——基于“官僚制实践困境”命题中的行政伦理

在政治与行政融合的表象下,传统荒政之演进内含官僚制通过构建和完善赈济灾荒的公共行政体系,达致提升荒政的行政效能和表达政治价值诉求的合理化过程.但时至近代,国家能力下降和近代化因素的引入却使其内含的传统公共行政的价值观念受到再审视,甚至发展为对整个官僚制体系遵循的行政规范的全面修正,亦使官僚制自身的演进陷入巨大挑战之中.因此,仅就行政国家成长中的“制度设计”而论,这关涉是否能在“重塑政府与社会关系”或“在社会成长中再造政府”的过程中重新定义政府(国家),使政治和价值问题再度回到公共行政的核心位置.此过程即从官僚制生长的政治、社会、组织与管理背景揭示了中国传统公共行政体制自身具备的变革逻辑.     

中国古代官僚制腐败产生的制度原因分析

中国古代官僚制腐败产生的制度原因分析姬金铎中国古代官僚制中腐败的产生与我国古代官僚制的制度的不完善有很大的关系。我国古代官僚制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发展历程，曾经建立有一整套的内部和外部的管理制度。这些制度在当时看来还是比较完备的。但是如果从现代的官僚制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的社会哲学思潮,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立足,并生根发芽,这绝不是偶然的文化事件和历史事件,它们彼此之间肯定有着契合之处。当前,在新的历史大环境下,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关联性,将对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最可靠的理论保障。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通之处和相互之间的影响,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进行有效梳理和讨论。     

经济学视角下的古代连坐和保甲制度--对《信息、激励与连带责任》一文的评论

张维迎教授与邓峰博士的《信息、激励与连带责任》一文 (全文见《中国社会科学》2 0 0 3年第 3期 )从构成现代微观经济理论最富有活力的分支之一的激励机制设计理论视角出发 ,对中国古代以连坐和保甲制度为代表的连带责任以及现代社会的各种连带责任进行了历史的考察。作者认为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 ,连坐和保甲制度成为存在非对称信息时的一种有效的激励方式。“以保甲和连坐为重要内容的连带责任 ,是小政府在有限的信息约束下控制大国家的有效手段” ,“中国在如此辽阔的土地上 ,正是依靠着保甲制度和连带责任 ,连同官僚体制、君权和相权的…     

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

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问题,是五四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人们易于简单地把这个问题的争论分成两派:传统派和现代派,或谓国粹派和西方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争论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其内容与实质包涵着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不同评价和对中国前途的不同估测的根本性的问题。但是,这两派的观点并不能代表和反映中国文化的前途和本质。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论述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需要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联系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实践进行全面的分析。     

官僚制与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

官僚制是政府治理的一种组织形式。在工业社会时期,它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在信息社会,官僚制正面临深刻的危机,其内部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的不适应是引起危机的根源。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对这一危机的反应。中国官僚制的转型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下一步改革任务更艰巨、意义更深远。     

论公共行政的发展与中国行政改革的取向

迄今为止 ,公共行政在它所经历的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和后工业经济时代的历史脉络中 ,大致表现为统治行政、官僚行政、后官僚行政三种行政形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变时期 ,面对西方国家纷纷掀起世界性行政改革的浪潮 ,中国行政改革的取向应当是 :立足中国国情 ,努力消除统治行政的影响 ,以现代官僚行政为主要参照系 ,适当吸纳和借鉴后官僚行政的精神与方法 ,推进中国行政改革的进程。     

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格萨尔》史诗的文化功能

史诗往往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基础,包含并传递悠远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格萨尔》是藏族人民对自身久远历史的整体记忆和文化传统的深层积淀,同时,《格萨尔》作为藏民族民间文化的最高成就,在强化族群记忆、维护族群文化认同方面具有独特功能。本文从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两个方面论析了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的文化功能。     

我国对阿拉伯国家宣传策略研究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宣传策略要立足现实,同时活用各类新媒体和新技术。通过打造更有影响力的阿语外宣平台,多种渠道联动,全媒体齐发,改善双方信息不对等的现状,加强中阿之间的信息交流。通过有效的外宣策略塑造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增进双方的了解和友谊。     

官僚科层制与秦汉帝国的政治传播

秦汉是中国官僚政治制度全面展开的时期,在这个以官僚科层制为核心的超稳定结构中,政治传播系统与官僚科层制相互耦合、嵌套,强化。庞大的官僚科层体系与复杂的委托——代理链条使秦汉政治传播中的信息歪曲与失真不可避免。由于没有独立和多元的信息收集机构,信息的扭曲、缺失或泛滥成为制约官僚科层制运作的瓶颈,帝国治理的悖论由此形成：官僚科层越严密或庞大,则信息扭曲的概率越高,信息越扭曲,则官僚科层越趋严密或庞大;由于信息失真的不可消灭,自上而下的传播效率越高,整体信息风险就越大。这正是官僚科层制本身的内蕴特征。通过对秦汉帝国的组织结构分析,我们看到的是官僚科层制与政治传播之间的内在关联。     

论网络新媒体的说服模式——以“虎照事件”为例

华南虎事件中新媒体特别是BBS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文章通过对“华南虎照事件”网络新媒体的说服方式的解读．指出BBS和网络专业站点采用了不一样的说服方式：中心路径和外周路径。而这种不一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同新媒体的信息获得方式和传递的信息性质不一致所导致的。BBS具有的弱关系优势使得其能汇集和扩散大量虎照的异质性信息，而网络专业站点具有的强关系优势使得它能够传递信任和权威进而产生的可信性信息。这两种信息分别导致了说服模式的不一致。而新媒体的信息特质与说服模式之间的关联恰恰是以往传播学研究中的说服理论所忽视的。同时，受众的个人关联性高低也使得受众作出了不同的媒体选择，文章最后给出了网络新媒体的说服模型，指出说服过程是一个双向与互动的过程。     

刚柔相济:理性官僚制与中华传统的互补

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中的刚性因素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柔性因子具有互补性。一方面,理性官僚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补充表现为刚对柔的匡正,具体体现为法理权威对人格权威、契约责任对连带责任和专业技术化对模糊规定性的补充;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对理性官僚制的补充表现为柔对刚的纠偏,具体体现为价值合理性对形式合理性、注重个性的理念对讲求同一的理念和实用理性对全能理性的补充。     

“群众聚集型”突发公共事件的认识和应对

对突发公共事件性质的认识，决定了应对态度与应对方式的选择，也决定了应对的成败。在有主观意愿的“突发公共事件”中，包含着有破坏故意和无破坏故意两种性质不同的事件。无破坏故意“突发公共事件”是我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现行应急预案对此尚未建立相应的应对策略。在细致辨析这类“突发公共事件”性质的基础上，应建立有针对性的制度，制定相应应对策略。     

毛泽东的世界历史意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球化视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对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问题的解决并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认识、理解和把握中国的实际或国情,而且也离不开对世界历史大局与大势的认识、理解和把握。只有前者没有后者,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因而也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终其一生,不仅注重了解中国,而且非常重视了解世界,具有强烈的世界历史意识和广阔的世界视野,在他处理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和重大历史课题的过程中,这种意识和视野处处呈现在我们面前。正是因为具有了既对中国社会实际的了解又有深刻的世界历史意识,毛泽东才能得心应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并有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律精神的影响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数千年一脉相承的法律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总称。它博大精深,对它进行研究是很不容易的。正象有些学者认为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如同是:走进中国历史上法律实践活动的深层,将中国历史上独成体系、一脉相承的法律思想、法律规范、法律设施、法律艺术等因素综合起来进行分析,探讨中国以往数千年法律实践活动的内容、本质、形式、特征及其规律。然而它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分子,也是世界法律文化的瑰宝。它对我国的过去、现在的影响都是不可忽视的。众所周知,法律文化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它的历史继承性。历史继…     

信任与怀疑之间——中国政治信任研究

目前中国政治信任的问题不在于政治信任度低,而在于政治信任度下降。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导致“信任下降”很难被“容忍”,这主要基于三点原因：“良性”政府的预设导致民众对政府高期望;唯一执政党的制度导致对执政党高要求;信任与政权稳定紧密相连的传统导致政府对民众高敏感。在实践中,我国政治信任表现为：信任政治目标与不信任政治过程并存;信任高层与不信任基层并存;短期事件围观与长期信任影响并存。政治不信任会导致怀疑、冷漠、恐慌、嘲讽、愤怒一系列后果。为了推动政治信任建设,政府和民众要共同努力,实现从人格信任向制度信任的转变。     

语言学视角下的电影跨文化信息传递模型

观众对异国文化电影的观影过程可视为跨文化交流事件,基于语境理论和关联理论可构建模型描述该事件的信息传递过程。该模型的有效性通过对两部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美国观众反响截然不同的国际电影个案分析得以证实,同时据模型可得到提高异国观众对电影接受程度的有效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