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透视：《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逻辑阐释

人的解放不仅是一种思想运动和价值追求，而且是一种现实的历史性社会运动。现实的个人的生存和自由发展是每一个时代都关注的理论焦点和尚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历史生成的方式分析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的自由与解放状况。以“现实的个人”为前提设定，基于“现实的个人”的自主活动对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的参与和渗透，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自然共同体阶段“现实的个人”对共同体的依附与从属，剖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虚幻共同体内部“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的对立与分裂，进而对未来真正共同体中“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实现真正的统一进行设想构建，以此解开人类历史发展之谜。     

从马克思的自由观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创新之一,其对于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蕴含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自由理念,并在价值诉求上与马克思关于自由的观点一脉相承。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马克思对自由发展的现实条件和自由实现的未来方向作出深刻阐明,正是对人的自由实现的可能条件的重要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断构建,正是对人的自由实现的可能条件加以探索的重要探索。坚持以马克思的自由观为指导,认清人的存在论上的根本价值诉求,才能在现实实践中不断指引我们合历史、合规律地建立起真正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向着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不断前进。     

马克思共同体视阈下的个人自由

马克思将共同体看作是个人生活的基本形式,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在马克思那里,共同体和社会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个人只有生活在共同体里才能获得充分的自由,但并不是所有的共同体都能为个人自由提供保障。能够给人们带来自由的共同体是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的联合体。真正共同体是人、自然和社会和谐统一的共同体,现实的个人只有在真正共同体中,才能实现自我、发展自己的个性。     

自由幸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追求

自由幸福是美好生活的集中体现；追求自由幸福是“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使命就是保障每一个个人追求和实现自由幸福。法治的自由价值和幸福价值高度关联融合。自由是幸福的前提，幸福的本质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自由幸福是最高位阶的价值，意味着人生存和发展的完满；法治则是实现普遍自由和幸福的首选方式。资本主义使追求自由幸福合法化，却因其“虚假共同体”的本质而制约着自由幸福的普遍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聚焦自由幸福这一根本价值，既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护航，也促进“真正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为实现普遍自由幸福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集体主义价值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源于对当前人的发展境遇之思考，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价值的承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集体主义的新时代彰显，它立足于集体主义价值基础，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真正道德共同体、共同价值为核心要义。以集体主义价值为基础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全面审视，深入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遵循、价值追求和价值共识，有利于全面领悟其内在的集体主义价值尺度，明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论证其可行性和正当性，进而实现理论向实践的转化。     

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一种有别于西方“普世价值”的建构性话语体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和平与发展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要价值，是确保人类生存和生活需求得到满足的基本前提；公平与正义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是推动国际关系良性互动的根本保障；民主与自由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价值，是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各国自主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将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才能真正认清西方“普世价值”的霸权政治祸心，推动人类社会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发展。     

“共同体”的功能和价值取向研究

共同体的存在形式以及组织结构的不同,使得生活在共同体之中的人的存在方式和自由程度呈现出很大的差异,并决定人的不同需要和身份认同,因此,在现代性语境下对共同体的类型、价值功能的研究,对现代人认识自我,促进和发展自我,构建和谐发展共同体是非常重要的。     

马克思对三种共同体的历史审视及当代价值

马克思对共同体的考察是站在历史的角度去审视其历史演进和变革的,认为共同体的历史形态有三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资本作为抽象统治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以自然关系为基础,以人对人的依附性为特征;资本作为抽象统治的共同体以资本关系为基础,以人对物的依赖为特征;真正的共同体以人的本质关系为基础,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特征。马克思对共同体的历史性考察深入到人类赖以生存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之中,以三种社会历史形态作为划分三种不同性质共同体的重要依据,以人的发展作为考察共同体历史发展的主线,通过对三种不同性质共同体的历史性考察揭示了共同体变革的内在动因和演化逻辑,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命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是一个具有重要时代价值的理论资源。     

马克思论市民社会和真实共同体

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将人的社会关系置于共同体场域之中,思考共同体如何可能使人更为自由,通过检测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和国家共同体的存在状态,指认市民社会的抽象共同体和国家虚假共同体导致人的异化,造成强迫和宰制人的情形。马克思不是从建构性理念上,而是从整体性理念上使用“自由人联合体”范畴,从而揭示人类存在的不自由进而走向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可能性。     

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启示

"真正的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在深刻揭示人的本质与批判虚假的共同体的基础上,提出的关于未来社会组织形式的理论学说。现实的人是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逻辑出发点,自由人的联合体是其本质,以公有制为前提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是其物质保障,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其价值旨趣。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创造性继承与发扬。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对当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主要表现为共同富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奋斗目标,公平正义是其价值追求,和谐世界是其本质要求。     

论高职顶岗实践共同体的培育

实践共同体是情境学习理论的核心概念。文章通过对实践共同体的内涵和矛盾特性的分析,阐述了实践共同体对高职顶岗实习的重要指导意义,并从实习企业选择、给予学生合法参与身份、建立开放式课程和复合型教学目标、多元动态评价体系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培育成熟高效的高职顶岗实践共同体的思路。     

健康社区及其测量指标体系的概念框架

健康社区建设运动和研究在西方社会开展已有数年,但在中国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在文献整合分析的基础上,文章通过对健康社区建设运动、弹性和可持续性等理论的分析和研究,探讨了健康社区的基本概念和建设健康社区的基本原则,分析了健康社区与弹性、可持续发展的相互关系,最后构建了健康社区测量的基本流程和其指标体系概念框架,并讨论了健康社区指标和测量的评估问题。     

社区综合管理改革与创新研究：基于新公共治理视角

从新公共治理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一种由治理主体为网络节点、治理内容和治理工具为网络连结的复杂的社区治理网络。基于这种理论预设,针对社区综合管理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包括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内容的多样化、治理工具的科学化、治理网络的复杂性等,对合肥市望江东路社区和杭州市王马社区的案例展开分析。最后,结合社区治理的复杂网络模型和一手的案例研究访谈材料,提出我国社区综合管理改革与创新的建议。根据新公共治理理论提出社区综合体制改革的创新之路,即运用新公共治理思想来维持社区和谐、解决社区内部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这对于新公共治理理论体系的构建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对于现实中的社区如何完成综合管理体制改革、实现社区更快更好地发展也将产生一定的指导作用;同时,对于政府相关部门以及社会组织等也将有积极的启示意义和参考价值。     

实践社群中的知识管理研究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知识资本已成为组织的重要资源,因而许多组织不断探索如何保持其核心知识与提高员工相互学习效率的策略。实践社群作为一种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与知识管理存在本质上的联系,其能有效支持知识分享和组织学习,进而让组织知识管理的成效更加显著。目前实践社群成为知识管理中一个新兴的研究热点。论文首先阐述了实践社群的概念和涵义以及发展的动力机制,接着从知识分享、知识创造、组织学习的角度总结和探讨实践社群中知识管理的问题,并且将其与著名的SECI模型进行融合,探讨建立卓越的实践社群推动组织知识管理的对策。     

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农村社区管理模式创新研究

农村社区建设是激活农村社会机体的生命力,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农村社区管理存在很多的问题,制约了农村社区建设与发展。实施网络治理,构建有利于农村社区发展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方式,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与机制,对农村社区建设与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当前中国社区分类标准新探

中国社区发展目前处于一个比较复杂的状态,社区的发展也呈现不均衡态势,需要一个新的标准进行重新分类和界定。我们以社区居民中原住民的比重大小作为标准,将当前中国社区分为原住民社区、混态社区、移民社区三大类型,并就三大社区概况以及原住民与非原住民在三大社区中的生存状态进行了阐述。     

实践社区沟通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在访谈和开放式问卷的基础上,通过自编《实践社区沟通模式问卷》和《实践社区沟通影响因素问卷》,对重庆、银川、上海和北京等15个企业的331名实践社区成员进行整群抽样调查,以了解我国企业实践社区沟通模式的现状,并探索影响实践社区沟通的因素。结果表明：（1）实践社区中存在四种常见的沟通模式,按使用频率依次是面对面沟通、电话沟通、网络沟通和书面沟通,并在使用频率上两两之间都存在着显著差异。（2）开放性、互动、满意感、信任和接纳等5个因素对实践社区的沟通存在显著的影响。（3）不同的沟通模式,影响因素的权重不同。     

江阴市新农村建设中社区体育发展现状及对策

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访谈法,对江阴市新农村建设中社区体育发展现状和影响江阴市新农村建设中社区体育发展因素进行了分析与探讨,提出了江阴市新农村建设中社区体育发展的合理化建议,为江阴市新农村建设中社区体育发展的不断完善提供了理论参考。     

论驻单位社区居委会的困境及其对策——以大学校园内的社区为例

基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对社区进行了新的分类——根据社区与单位的关系把社区分为驻单位社区和非驻单位社区,分析了驻单位社区居委会所处的困境——法律定位、人事权归属、经费来源、考核机制,并提出了驻单位社区居委会走出困境的对策建议。     

个体化的探寻:以保罗·霍普《重建》文本为中心

保罗·霍普在《重建》一书中认为现代社会的个体经历了"全球化、反传统性以及后福特主义"的三重脱嵌过程。在此过程中,个体容易缺乏本体性安全感,且容易导致与社会相疏离的原子化生存状况,从而最终威胁共同体的和谐与健康发展。对此,霍普认为必须构建政府、社会、学校"三位一体"的协作模式来推动公共精神文化建设。